☉文/羊之杭

在各方力量的推動下，飽受詬病的院士制度也開始了緩慢的改革。去年6月，中科院和工程院分別對各自章程進行了「大修」，面對社會反應強烈的行政化、功利化等問題，從候選人提名管道、增選機制、退出機制等方面展開，試圖使院士稱號回歸榮譽性和學術性。

終於有一位中國本土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科學類獎項了。她是屠呦呦。

屠呦呦火了，爭議也來了

85歲的屠呦呦獲得2015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打破了一系列紀錄：中國大陸第一個獲自然科學領域諾獎的科學家、女科學家、土生土長未出國不會英語的科學家、未獲院士的科學家、研究工作沒有發表過SCI論文（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科學家、中醫科學家……其中，未獲院士、沒有留洋背景、沒發表過論文的三項紀錄，使她得到了「三無」科學家的戲稱。

1955年，從北京醫學院藥學系畢業後，屠呦呦被分配到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工作，之後55年中，除參加過為期兩年半的「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她幾乎沒有長時間離開過北京東直門附近的那座小樓。屠呦呦最優秀的研究工作完成於1969年至1972年之間，當時正值「文革」。

「她是在三流條件下創造世界領先的一流成果。」有媒體評價。

緊接着，互聯網上開始討論起「為何屠呦呦不是院士」這個問題。官媒人民網翻出了一篇2011年的舊文——《屠呦呦為什麼落選院士》，直指中國兩院院士的評選標準「有待檢討」。文章提到，長久以來，兩院院士的評選一直被視為中國「國家設立的科學技術（工程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學術稱號」，然而作出國際認可的科學貢獻、卻在院士評選中落選的人並不在少數：中科院上海系統所研究員李愛珍、前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饒毅等人都在此列，他們落選的原因絕非學術水平不高、科學貢獻不大。李愛珍數十年如一日待在實驗室裡搞研究，如果不是因為2007年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恐怕還不為社會所知；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際」，還「比較直率，講真話，不會拍馬，……不贊同的話，就直言相諫，不管對方是老朋友還是領導」；饒毅則是出了名的「敢講話」，研究之餘還在自己的博客和國內外媒體上撰文，批評中國科技體制的弊端、教授不聽講座的浮躁學風等。

「是該檢討、改進兩院院士的評選標準、方法和程序的時候了。」這篇文章呼籲道。

「水平很高的人落選，水平低的人當選，我們的院士制度導致該結果比例過高」，長期研究院士制度的專家王揚宗認為，現在的院士制度之所以出現嚴重「異化」，主要原因在於非學術性因素過多。「要照顧年齡平衡、地域平衡，類似這樣的政策持續下去，就成為造成制度不公平的環境」。他認為，要實現院士制度的科學性，樹立院士的榮譽，就必須剝離這些因素。

中國科研距一流水平有多遠

饒毅在2013年辭去了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一職，並宣布「永不參選」院士。他坦言對中國科學的遠景樂觀，但對現狀很擔憂。

這位生命科學學者曾在美國留學工作長達22年，一直順風順水，獲得了哈佛大學博士後、美國西北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等職位。2007年，他辭去美國教職、關閉了實驗室，並於次年回到中國，在北京大學任教。

在距北京奧運會開幕一年倒計時的時刻，饒毅回國被賦予了「中國夢」的色彩，然而國內的現實，尤其是2011年的落選院士讓他看清了很多問題。儘管一向以敢言著稱，但饒毅並不主張徹底否定院士制度，認為其存在自有道理，而且還要存在很久，「這就像高考，裡面肯定有問題，但是如果沒有這個制度，還有更好的嗎？」

在他看來，整個中國科學界的問題，其實比院士制度更大。

首先是創新太少。原創性的科學研究是技術創新、經濟發展、國家強大的基礎，這是現代大國崛起的必然規律。但在經濟規模快速增長的中國，學界、企業依然缺乏自主創新，缺少核心技術，「迄今為止，中國絕大部份藥是西方發明的。像肝炎等病，中國有近億患者，而西方發病率低，因此並非研發重點。人家不研究，我們就沒辦法了，因為沒地方進口了。」饒毅引用了美國科學家羅蘭1883年發表於美國《科學》雜誌文章中的句子：「難道我們總是去撿富人餐桌上掉下的麵包屑，並因為有更多的麵包屑而認為自己比他人更富裕嗎？不要忘記，麵包是所有麵包屑的來源。」

這種狀況的出現並非因為經費的匱乏。2010年，饒毅在與另一位科學家施一公共同發表的文章《中國的科研文化》中稱，中國政府在科研領域投入的經費以每年超過20%的比例增加，然而研究經費分配的嚴重問題卻減緩了中國潛在的創新步伐。一些科研項目的申請指南顯然並非國家真正所需，負責編寫這些申請指南的專家委員會的主席們常聽從官員們的意見，並與他們合作。所謂「專家意見」不過反映了很小部份官員及其賞識的科學家之間的相互理解。「這種自上而下的方式不僅壓抑了創新，也讓每個人都很清楚：與個別官員和少數強勢科學家搞好關係才最重要。」

在這種狀態下，中國科研形成了一種奇異景觀：

一方面，中國科研與世界先進水平差距甚大，饒毅稱：「就生命科學領域而言，相對水平低於美國1910年水平。那年，摩爾根發表了對果蠅白眼突變分析的論文，一個學科——遺傳學的重要部份在美國被奠定，我們迄今沒有這樣的成果，沒有這樣系統性的學科建樹。」他還認為，當代中國科研不僅與世界，即使與上世紀40年代的西南聯大、60年代的兩彈一星，70年代的袁隆平雜交水稻等近代輝煌相比，也有相當大差距。

另一方面，中國的論文數量卻節節攀升，大量機構和部委以論文發表在國際期刊上為榮，以至於一些國際期刊專門針對來自中國的這種需求斂財。「在科學領域，數量第二、數量第一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品質。數量和品質之間的差距越大，問題越大。」饒毅說。

改變，緩慢但正在發生

儘管問題很多，但變革終究在發生。

海歸學者加入科研隊伍，給中國科學界帶來了新鮮血液。中國從2008年開始實行的「千人計劃」，是目前最高層次的海外人才引進計劃。截至2014年5月，已分十批引進了4000餘名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入選者主體來自美、英、德、日、加拿大等科教發達國家的知名高校、科研機構和跨國企業。其中很多人，或者研究水平居於國際前沿，或者掌握轉化和產業化成熟度較高的科技成果、自主專利，或者具有豐富的跨國企業經營管理經驗，或者是40歲以下青年中的拔尖人才，有成為學術或技術帶頭人的發展潛力。

曾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工作八年的細胞生物學家俞立，2008年決定受聘出任清華大學生物系教授，原因是中國的科研機會是美國無法比擬的。目前，他的大型實驗室擁有眾多學生，政府和學校研究經費幾乎無限制，使他能加快和開拓研究，並思考怎樣把成果用於神經退化和自體免疫等疾病治療。俞立說：「總之我認為，在中國，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同在2008年，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全職回歸母校清華大學，出任生命科學學院院長。

施一公1990年赴美深造，1997年被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聘為助理教授。憑藉着「做了幾十年學術，不做研究就難受，就像不吃飯會餓，不睡覺會睏」這種癡迷學術的「本性」，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登上巔峰，成為該校終身講席教授，又獲得了美國霍華德休斯研究員殊榮，並被哈佛、麻省理工學院、杜克、密西根等十多所美國頂尖大學爭搶。但此時他作出了回國的決定，「中國在全速發展，國內的同齡人腳踏實地推動着她的前進，我不想只做一個大洋彼岸的旁觀者。」

《紐約時報》的報道稱：「施一公和其他頂尖科學家的回歸是一種信號，中國在拉近和發達國家科技鴻溝的時間上，比許多專家預期得要快。」

和許多海歸科學家一樣，施一公也意識到了中國科學界與西方的差異，「我們的大學是高度的行政化，我們的教授是極其的繁忙，一年下來會花非常多的時間出去開會，……會花非常多的時間去申請基金，因為每個基金錢都不多，他會申請六七個基金，會花很多很多時間，……我覺得一個大學的教授，很難拿出三分之一或以上的時間來做研究，靜不下心來。」

他希望憑自己的力量改變這點：「無論任何一個優秀回國人員也好，我們回國的目的不只是適應，也是改變，如果回來就是為了適應的話，不如不回來，你要把國外的一些好的東西，好的文化，好的科學技術，好的思維方式，好的體制帶回來，你要改變中國。」

在各方力量的推動下，飽受詬病的院士制度也開始了緩慢的改革。2014年6月，中科院和工程院分別對各自章程進行了「大修」，面對社會反應強烈的行政化、功利化等問題，從候選人提名管道、增選機制、退出機制等方面展開，試圖使院士稱號回歸榮譽性和學術性。

在院士遴選管道上，過去有關部委、中國各科研機構、高校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等都可以推薦院士候選人。修訂後的章程規定院士候選人只有院士推薦和有關學術團體推薦兩種管道，學部主席團可根據學科發展需要設立候選人特別推薦小組，不受理本人申請。有效候選人由學部主席團審定。

在院士退出機制上，新章程增加了「勸退」的機制，規定「當院士個人行為嚴重違反科學道德、品行嚴重不端、嚴重損害院士群體和學部聲譽，勸其放棄院士稱號。上述情節特別嚴重的，以及危害國家利益，觸犯國家法律的，撤銷其院士稱號。」

對於這些改革，饒毅持樂觀態度，他希望並堅信未來會出現那樣的場景：「幾十年後的中國科學界，會笑話今天我的一些言論，說你們這也是改革？那是常識——為人自尊一點，做事紮實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