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史

有學者指出，習馬會的實現將加大民進黨的競選壓力，兩岸關係向何處去將逐漸成為選戰的焦點，這對促使台灣民眾冷靜思考、比較選擇兩黨的兩岸政策很有好處。

11月7日，習近平與馬英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進行了歷史性會面，這是兩岸分治66年來的首次領導人會面。兩岸最高領導人的直接會面將兩岸交流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儘管會面前雙方已表示將不簽署協議、不發布聯合聲明，不過從兩岸各自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來看，習馬會涉及的內容非常具體，陸台雙方亦有共識達成，這令不少學者表示成果超乎預期。隨着台灣領導人更迭在即，「兩岸關係發展面臨方向和道路的抉擇」（習近平語），習馬會達成的成果能否成為兩岸關係中不可逆轉的基石，或將直接影響到台海局勢的穩定與否。

馬英九成為「超級聯絡人」？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700餘字的開場白中三度提及與馬英九有關的時間節點，分別是「2008年以來」兩岸走上和平發展道路、「過去七年」台海局勢安定祥和以及「正因為有了這七年的積累」兩岸雙方才能邁出歷史的一步，恰好呼應了馬英九在致辭時對自己執政7年多來兩岸關係成果的總結。

北京為何在此時同意舉行習馬會，又為何對馬英九任期的兩岸關係大力肯定？其中一種解讀是北京希望馬英九卸任後可取代連戰成為兩岸「超級聯絡人」。

不過這種可能性並不大，原因在於與連戰相比，馬英九不僅曾擔任國民黨黨魁，同時也擔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在公開場合，其維護「中華民國」與「一中各表」的立場與北京並不一致，任內甚至一度被評「獨台」。無論是身份還是立場，馬英九成為「超級聯絡人」都不甚現實。

而另一種解讀則是，習對於馬英九兩岸政策的肯定意在向第三方喊話。實際上，應允在馬英九任期最後半年舉行習馬會，北京本便無意通過習馬會解決某些具體問題，更多是在為2016年台灣大選之後的兩岸關係布局：

兩岸政策曾經是馬英九的「政治優勢」，但隨着島內民粹化社會氛圍愈發濃厚，由服貿協議引發的「太陽花學運」成為轉捩點。它帶來的改變有兩個：第一，兩岸政策的優先次序被弱化，民意更關注於政府自身的效能；第二，民眾對馬英九將台灣經濟面向大陸的開放的主張產生不滿。

北京的憂慮恰恰在此。目前蔡英文在民調上優勢明顯，但在民進黨尚未放棄「台獨黨綱」之時，蔡英文在兩岸政策上的取態令人擔憂。

如若民進黨上台，北京將不得不面對與一個擁有「台獨黨綱」的政黨打交道。去年9月，習近平在接見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時曾有過講話，與其說在「論統」，不如說更重要的用意在於重申「反獨」立場。此次習馬會，習則明確了另一條更具體的紅線：無論誰上台，若要確保兩岸關係不倒退，堅持九二共識就是一個最基本的底線。

習馬栽樹 誰來乘涼？

接下來的問題便是，習馬會將給島內局勢帶來怎樣的影響？

習馬會實現的受益人首先是國民黨參選人朱立倫。有民調顯示，台灣民眾對馬英九此行表現支持度接近七成，超過了藍綠選民的比例，顯示不少淺綠及中間選民支持習馬會的實現。而習馬會更令一度認為當選無憂的蔡英文「手忙腳亂」，先是抨擊「暗箱操作」，後又表示習蔡會是可行的選項。

更重要的是，習馬會的實現將選戰議題的重心又拉回兩岸關係。此前，蔡英文以一句「維持現狀」模糊化其兩岸政策，如今，北京方面藉由習馬會為兩岸政策劃清底線，想必大選最後兩個月，朱立倫可抓住蔡英文「軟肋」不放，促其闡釋清楚兩岸政策的具體內容，或許有利於朱選情的好轉。

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副所長朱衛東便稱，習馬會的實現將加大民進黨的競選壓力，兩岸關係向何處去將逐漸成為選戰的焦點，這對促使台灣民眾冷靜思考、比較選擇兩黨的兩岸政策很有好處。

當然，理論上蔡英文也有可能是習馬會成果的繼承者。此次習馬會，無論是雙方互以「先生」相稱的會面方式，還是會面流程以及地點，均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模式。蔡英文若有意與習近平會面，無論是從溝通的便利程度還是面臨的政治壓力來看，繼承一個模式總比開創一個模式容易得多。

但是，北京不會接受蔡英文的「維持現狀」，後者若要保持與北京的溝通，必先闡釋清楚對九二共識的取態。而且，蔡英文未來的兩岸政策表述很可能呈現出「兩面性」：在選舉前為穩住民意而釋放一種信號，但在執政之後採取怎樣的政策，則是另一回事。

兩岸關係如何多走一步？

如上所述，通過習馬會，北京需要對兩岸關係可能出現的倒退作出警告。然而，若要借習馬會讓兩岸關係更進一步，兩岸兩大政治分歧不可不察：

首先，九二共識雖是兩岸關係平穩發展之基，但國、共在表述方面並不一致，北京的落點在於「一個中國」，即「海峽兩岸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國民黨方面，馬英九強調「一中各表」，即「兩岸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對其含義認知有所不同，可以用聲明的方式各自表達」。兩者看似僅是表述順序的不同，但各自強調的重點直接折射的是國、共對一中框架的認同分歧。

北京希望加深彼岸對一中框架的認同，關鍵就在於如何針對九二共識的分歧「聚同化異」，如是，兩岸關係將得到進一步深化。當然，北京官方也清楚此議題牽涉諸多，既有島內越發走向惡性發展的所謂「主體意識」，亦涉及兩岸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的分歧。

「應該說，一個中國的原則和架構未能推進是兩岸關係發展中遇到的阻礙，下一步關鍵是要看台灣領導人如何表態。」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兩岸關係研究所所長朱松嶺說。

兩岸政治關係的另一癥結，在於暫無通過建立軍事互信推動和平協定的簽署。各方消息來看，這一議題也正是此次習馬會的主要分歧之一，軍事對話未能破冰，和平協定的簽署仍然不可能實現。

朱松嶺說，簽署和平協定有兩層制約力量，即美國和台灣「獨派」不見得樂見於兩岸達成政治和軍事協議。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劉國深則認為，在兩岸關係中，軍事安全的問題非常複雜，在簽署和平協議之前，「首先要使兩岸政治基礎得到維護，避免出現軍事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