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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中國增長的重要動力(2016.3)

發布日期:2016-04-26

 


──專訪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政策研究司司長洪平凡博士

 

☉文/莫利亞 鏡報紐約分社社長

☉圖/龔文謨 新華社簽約攝影師

 

繼洪平凡博士在鏡報紐約分社接受專訪時精闢入裏地評析了2016年世界經濟形勢「五低一高」的特徵,該特徵反映出世界經濟處於一個非良性狀態(詳見2月號鏡報)。接着,筆者請他評論有關中國經濟展望的諸多問題:

 

如何看待中國經濟增長放緩

 

莫利亞:中國經濟在2015年增長了6.9%,低於當局原定7%的目標,是過去25年來最低的速度。有些國際分析人士認為,如果中國經濟增長繼續下行,則是世界經濟面臨的主要風險。您如何看中國經濟增長放緩?

 

洪平凡:中國經濟增長在過去五年的確呈下降趨勢,但未必是壞事。我們要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擺在歷史和國際兩大座標下來分析。

 

全球各國經濟增長可以分為三大區間:7%以上為高速增長,3%7%之間為中速,3%以下為低速。包括中國在內的少數國家曾經歷的高速增長,是在特定歷史環境下發生的,是特例,不是普遍現象。

 

在「二戰」之後的70年裡,全球近200個經濟體只有12個曾經能夠保持其經濟平均增長在7%以上超過20年,包括中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其中,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最高,持續時間最長。從1980年代到2010年的30多年裡,中國經濟平均增長10%。這在現代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是個奇迹。

 

一個國家的長期經濟增長,是勞動力增長和勞動生產率增長的叠加結果:前者取決於人口結構;而後者取決於科技進步。一、對發達國家而言,由於他們處於世界科技前沿,繼續推進科技進步的步伐不可能很快。同時,這些國家勞動力增長緩慢,日本和一些歐洲國家的勞動力甚至在不斷下降。因此,大多數發達國家的長期增長都在低速區,如果能夠維持在2-3%已經非常不易。二,發展中國家科技水平與世界前沿有差距,這些國家的科技進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利用發達國家已有的科技。因此,他們的科技進步和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可以比發達國家快一些。當然,發展中國家如何制定合理政策和機制,來引進科技和促進勞動生產率增長本身也並非易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只能實現中速增長;不少發展中國家還會因為其它一些不利因素,如:局部戰爭、社會動亂、或經濟危機,而長期陷入衰退。

 

改革仍是中國增長的重要動力

 

莫:促進中國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的特定歷史因素有哪些?

 

洪:首先,中國在70年代末結束了「文革」動亂,又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解放了原來被政治動亂和「計劃經濟」所束縛的生產力,廣泛調動了人民的經濟積極性,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大幅度增長。過去30多年裡,幾億勞動力從低生產率的農業部門轉移到相對高生產率的製造業和服務業。同時,開放政策使中國從一個基本封閉的經濟逐步融入全球經濟。通過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中國經濟資源,包括勞動力,與其他國家的經濟資源在全球範圍進行重新配置,提高了這些資源的使用效率。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也促進了引進國外科技和先進管理經驗,提高勞動生產率。此外,在中國人口結構過去30多年的變化中,勞動力佔總人口比重呈上升趨勢,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人口紅利」。

 

莫:目前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是因為這些因素已經消失了嗎?

 

洪:有些已經完全消失,而另一些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在明顯遞減。例如,中國勞動力佔總人口比重在2012年左右已經從原來的上升趨勢逆轉為下降趨勢,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由正面轉為負面。勞動力從農村低生產率行業向城市較高生產率部門的轉移還可以繼續,但其規模和步伐在明顯遞減。過去一個農民經過短期訓練成為紡織工人,其勞動生產率可以成倍上升,但從紡織工人再想成為設計師或工程師就不是那麼容易的。再如,經過30多年的開放,中國已經從一個基本封閉的經濟發展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原有的相對國際優勢,如廉價勞動力,已經發生變化。中國外貿對其經濟增長仍然重要,但不可能再像加入世貿組織前後時期那樣,以超過全球貿易平均增長率3倍的速度繼續增長。此外,改革仍是中國增長的重要動力,但一些比較容易取得的改革紅利,在過去30年已經基本完成。目前改革面臨更複雜、更艱巨的挑戰。

 

同時,30多年粗放型的超高速增長也給中國帶來一些副作用:經濟結構失衡,環境資源成本大幅度上升,貧富差距擴大。這些副作用越來越大,反過來制約經濟增長。當然,除了這些結構性和大趨勢因素之外,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也有其它一些週期性原因。例如,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發達國家復蘇滯緩,全球貿易增長普遍疲軟,加大了中國經濟增長下行壓力。

 

中國經濟政策有重大轉變?

 

莫: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中國曾經採取了大規模財政和貨幣政策措施刺激需求;而近來又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您認為這是否意味着中國經濟政策的重大轉變?需求側和供給側的政策有甚麼本質不同?

 

洪:全球金融危機在2008-2009爆發之後,中國受到的衝擊首先反映在出口大幅度下滑。為了應對外需下降而帶來的總需求不足,中國(以及其它一些國家)在當時採取了類似傳統凱恩斯經濟理論所倡導的刺激政策,包括通過增加政府支出和擴大貸款規模來刺激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這些政策在當時的確刺激了增長;2009年全球陷入衰退,包括歐、美、日在內60多個國家出現負增長,而中國增長9.6%2010年中國又連續增長10.4%。但是,隨着這些刺激政策的退出,中國增長從2011年開始下滑。

 

更嚴重的問題是,這些刺激需求的政策產生了很多副作用。地方政府藉着刺激政策的東風,大規模舉債搞投資項目,國有企業和一些私營企業也跟進。其結果是原本產能已經過剩的行業,如鋼鐵、煤炭、玻璃、水泥等,其產能進一步過剩,債務佔GDP比重大幅度上升,企業利潤率不斷下降。

 

莫:這是否意味傳統凱恩斯經濟理論是錯誤的?

 

洪:不能因此而簡單地否定凱恩斯經濟理論。篇幅有限,無法展開討論經濟理論問題。我個人認為,其中有政策操作失誤和世界經濟大環境的問題。

 

凱恩斯在1930年代「大蕭條」之後創立的經濟理論,主要是針對當時歐美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中政府的作用非常有限,建議加大政府作用:但他絕對不可能考慮到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政府對經濟的影響已經很大,再增加政府刺激很容易過度。此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環境下,僅靠一個國家採取刺激政策,而其他國家採取緊縮政策,不起作用。中國許多行業的產能不是僅為了滿足國內消費需求,而是為了生產出口產品滿足其他國家的需求。不管如何解釋,刺激需求的政策在目前中國的情況下,似乎難以為繼。

 

調整結構不可避免會有陣痛

 

莫:顯然,這就是中國政策目前轉向供給政策的原因。請問何謂供給政策?

 

洪:需求和供給如同一個硬幣的兩面,是相輔相成的,兩者共同決定經濟平衡和增長。是需求決定供給,還是供給決定需求,不同經濟學派各執己見。「二戰」之後,凱恩斯主義側重需求的政策在歐美成為主流,但到80年代初,無法應對石油危機帶來的經濟滯脹而失靈。列根和戴卓爾推出了供給政策:主要是通過減稅和減少政府消費來降低企業成本,希望由此來刺激企業投資,從而帶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從目前中國推出的供給政策來看,主要是強調提高供給質量,改善生產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生產率。具體反映在「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個方面。中國強調通過深化體制改革來刺激供給,包括降低企業交易成本、稅費負擔和資金成本,減少行政審批,改革財稅和金融體制。

 

莫:您說,歐美在80年代實施供給政策時,曾經造成失業、工人福利下降,引發了社會不滿。那麼,中國推出供給政策,是否同樣會帶來社會陣痛?去產能是否意味着企業破產,工人失業?

 

洪:陣痛是不可避免的。有人將刺激需求的政策比喻成嗎啡或激素,短期可以緩解痛苦,但長期會使經濟結構問題積累得越來越嚴重;而將供給政策比喻為外科手術,短期陣痛,但如果成功,能帶來長期的效率和穩定。這種比喻過於機械,但有一定道理。

 

去產能,肯定意味着有些企業要關閉、兼併,有些工人要失業。一些所謂「僵屍」企業,產能過剩且技術落後,長期虧損。如果讓它們繼續生存下去,雖然表面上好像維持了就業,但從長期來講不僅維持不了就業,而且浪費勞動力資源,影響整個宏觀經濟效率,拖累經濟增長。同時,因為產能過剩,企業虧損,會引發債務危機。

 

政府的確是要保護工人利益,但並非要保護具體工作崗位。如果一個企業產能過剩、技術過時,應該允許破產。在這兩大政策支持下,幫助工人尋找新的出路,同時採取政策刺激形成新產業。中國要根據自己的國情來制定如何為失業工人提供基本社會保障和再就業培訓。只有這種動態的政策,才能保護工人的長期利益。而短期、靜態的、只保護工作崗位的政策是錯誤的。

 

其他國家都有類似的經驗和教訓。比較美國和歐洲:歐洲有些國家採取的是保護崗位的政策;而美國採取的是保護工人的政策。美國遇到金融危機之後,失業率大幅上升,但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現在失業率已經恢復了。歐洲有很多政策是保護具體工作崗位,不允許企業裁員,所以企業僱用新僱員的積極性就不高,有後顧之憂。到現在為止,歐洲一些國家失業率仍居高不下。

 

人民幣納入SDR重大意義

 

莫:2015年年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決定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的儲備貨幣籃子。此舉被稱為國際金融體制改革和人民幣國際化的里程碑。但人民幣近來卻明顯貶值。您如何看這兩件事?

 

洪: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的儲備貨幣籃子,對國際金融體制和人民幣本身都有重大意義。

 

「二戰」之後,國際貨幣和金融體制一直以美元為主,以歐洲和日本貨幣為輔,沒有發展中國家的地位。例如,以維護世界經濟和金融穩定為己任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長期以來其基金份額和決策權,一直由發達國家佔絕對主導地位。其中,美國持有16%以上的權重,對重大決策具有實質性的一票否決權,因為重大決策需要85%通過。而且有象徵性「世界貨幣」的特別提款權,也一直由主要發達國家貨幣作為其儲備貨幣。

 

隨着中國和其他一些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經濟和貿易中比重不斷提高,他們在國際貨幣和金融體制中的代表性和決策權亟待相應提高。這次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的儲備貨幣籃子,成為五大貨幣之一,其權重排在美元和歐元之後,英鎊和日圓之前,是國際金融體制順應歷史趨勢改革的反映。事實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非常需要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來改進其代表性和合法性。

 

對中國而言,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是對中國過去30年改革開放所取得成果的肯定;是對中國近幾年來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肯定;也是對中國未來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包括匯率改革的期待。然而,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並不意味着人民幣已經成為與美元並肩的國際貨幣。特別提款權在全球約11萬億美元的國際儲備中只佔3%左右,只用於國家之間官方債務往來。絕大部份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交易還是以美元為主。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有待於中國自身金融市場的發展。此外,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則反過來要求中國進一步改革金融體制。因此,可能會增加人民幣的波動幅度。從特別提款權中其它4種貨幣的匯率來看,它們的波動遠遠高於人民幣。

 

關於過去幾個月人民幣對美元貶值5%左右,匯率波動有所加大,這與加入特別提款權沒有直接關係。人民幣在過去10年對美元升值了40%。在中國經濟增長和出口減緩,美聯儲開始加息,和其它貨幣大幅度貶值的背景下,人民幣5-10%左右的貶值,應該屬於正常範圍。

 

「十三五」將為2030議程作貢獻

 

莫:2016年是中國第13個五年規劃的開局之年,同時也是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元年。兩者有何關係?

 

洪:兩者有很大關係。由世界各國領導人於2015年在聯合國推出的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確定了今後15年全球可持續發展的17項大目標和169項具體目標,涵蓋經濟、社會和環境三大領域。

 

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五中全會關於中國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提出主動參與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十三五」規劃確立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與2030議程可持續發展理念有許多共同之處。「十三五」規劃中不少目標與2030議程的目標,也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例如,2030議程的首要目標是在15年內消除全球貧困;而「十三五」規劃中確定在5年內消除中國的貧困。

 

中國在過去十五年為全球落實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特別是「全球貧困人口減半」目標,作出了巨大貢獻。相信中國也能夠通過「十三五」規劃以及其它規劃,為實現2030議程作出貢獻。

 

莫:對您的專訪,令我獲益匪淺。謝謝!

 

2016212日於紐約春暉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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