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傾斜激發多重作用

☉文/劉瀾昌

筆者認為，就目前香港發展而言，國家支持的外因超過香港自身的內因成為主要的動力。這就需要中央毫不吝嗇的提出「惠港措施」，毫不吝嗇的想方設法支持香港，通過中央的支持去刺激香港的內生動力。就目前急切可做而言，考慮在八個方面支持香港。

全國人大委員長、中央港澳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視察香港時提到：發展是硬道理。沒有發展，如何保持繁榮？香港的國際地位是由經濟地位決定的，香港市民的幸福生活也離不開發展。香港各界要有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和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的緊迫意識，把注意力聚焦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和提升競爭力上來。折騰對香港沒任何好處，只會蹉跎歲月，貽害經濟和民生。

香港經濟發展面對嚴峻挑戰

張德江的話語重心長，是提點，也是警鐘。香港的價值，首先在於經濟，香港的GDP曾經是全國的四分之一，不能不說是保留香港原有的制度、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一個重要的原因。香港如果落後了，成為國家和亞太地區的二三流城市，那麼香港就什麼也不是了。那樣，香港再實行一國兩制也沒有必要了，「你比內地還要落後，那麼你的制度還有優越性嗎？還要保留嗎？」不言而喻，香港是否一流的繁榮城市，與是否實行一國兩制是有着因果的聯繫。自然，從根本而言，經濟發展關係到每一個港人的福祉。悠悠萬事，唯此為大。

然而，不用韙言，香港經濟發展目前正面對着嚴峻的挑戰。

一個事例，是「港深雙城記」的故事。深圳這個之前的邊陲漁村，當年GDP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但是在2015年正式超越香港。雖然人均GDP還落後於香港，但是高科技產業帶動服務業、金融業，深圳的內生競爭力優於香港。在未來可見的十年，深圳的GDP增速將保持在香港的二倍多。有人說，深圳還是一個20歲的年輕人，香港則是一個60歲的老人。甚至有人斷言，深圳的樓價會超越香港。

另一個事例，「港星雙城記」。新加坡人口少於香港，港星於90年代並列於「亞洲四小龍」，經濟總量及人均GDP香港一直高於新加坡。然而，2003年新加坡人均GDP超過香港，2010年新加坡經濟總量首次超過香港。2014年全球創新指數顯示，新加坡排名第七，是亞洲之首，香港則排第十；另外，香港於知識密集產業相關就業、產學研合作及擁有中高科技人員，均落後於新加坡。

筆者曾經服務香港亞洲電視17年，知道香港回歸前大學生一畢業入行亞視做新聞記者，月薪1萬港元左右，今年初亞視失去免費電視廣播權時新入職記者薪酬基本沒有變化。固然，亞視有其經營長期虧蝕的特殊性，但是香港回歸以來港人生活水準沒有明顯提高則是一個事實。政府資料表明，從2003年到2013年，香港實際GDP增長了55.6%，而從業者的薪金並沒有明顯提高。香港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僅從1萬港元增加到1.3萬港元，折合年增長率不足3%。同時，由於經濟發展遲緩，使到社會矛盾積累並且激化。

首先是購房難，年輕人安居置業艱難。以2003年作為基數，香港私人樓宇單位的售價到2013年時上漲了4倍，而同期私人樓宇的租金也相當於2003年時候的2.09倍。其次，作為發達經濟體中唯一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地區，長者貧困也正在成為香港的重要問題。據2012年的相關統計資料顯示，香港有接近30萬的長者生活於低收入家庭，佔整體長者人口的32.6％，預計貧困長者的數量將上升到2039年時候的71萬。再次，香港的大學升學率之低，在發達經濟體中也堪稱罕見。不足五成中學畢業生有機會讀大學(不計副學士)。第四，醫療供應不足，2003年到2013年，香港醫療機構病床數從每千人5.3張下降到5.1張。社會矛盾的激化，增加了社會怨氣，反過來阻礙政府正常施政，也影響經濟發展，形成惡性循環。

因此，張德江視察香港要求香港各界「把注意力聚焦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和提升競爭力上來」，確實一針見血，切中要害。張德江不但指明了香港未來之路的方向，而且也指出了「船和橋」，那就是要求香港「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到國家發展戰略中來」。他說，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一個重要節點。中央政府在制定「十三五」規劃綱要和設計「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時，均把支持香港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作為重要的政策取向。香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具備區位優勢、開放合作的先發優勢、服務業專業化優勢和文脈相承的人文優勢等獨特優勢，能夠發揮重要作用。希望香港以更寬廣的視野和胸懷，充分把握「一帶一路」建設重大機遇，將自身發展與「一帶一路」建設有機結合起來，進一步放大和提升香港的優勢。

張德江委員長提出的香港再起飛的「船和橋」，就是香港更加緊密依托國家的發展，搭上國家發展的「便車」和「快車」，在參與和助力國家「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路」建設中張顯和提升自己原有的優勢，從而生成新的經濟競爭力和發展動力。

四大瓶頸問題困擾香港

國家主席習近平近一個時期提出要學習哲學。毛澤東說過：「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很清楚，未來香港再起飛受到兩個重要因素的影響，一個是外部的因素，包括國際的經濟大環境和國家經濟發展的環境以及對香港的影響。另一個則是香港的自身的因素，包括香港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各種因素的影響。從整體和長期而言，決定性的因素是香港自身，是變化的根據；而外部的因素則是變化的條件，外部因素是通過香港內部因素而起作用。香港自己不努力，誰也不能強迫香港向上；香港不思變，國家不能代替香港發展。

不過，香港正遭遇發展的一個嚴重的瓶頸，突破這個瓶頸之困難可能單靠香港自身力有不逮，或者說需要一個漫長的徘徊期。因此，急需國家的支持，伸手拉香港一把，尤其重要，將起到事半功倍，甚至是四両撥千斤。香港是一個細小的經濟體，國家略施微力，香港經濟都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一是香港在短期內還找不到經濟發展強勁的內生動力 香港上世紀起飛成為四小龍之一，首先是搭上三次全球產業轉移的「便車」，包括二十世紀60年代，發達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二十世紀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促使美日也轉移資本密集型產業；二十世紀80年代，科技革命使發達國家繼續轉移勞動和資本密集型產業。香港在這三次轉移鏈條中都處在靠前的位置。其次，中國的改革開放更是給予了香港如特首梁振英所說的「超級聯繫人」的地位，與發展的機會。

但是，隨着中國的改革開放發展，香港的優勢在逐漸弱化。內地經貿依賴香港的情形甚至產生質的變化，不但物流以至眾多的經貿活動都可以繞過香港。而香港自身則由於「地價樓價租金三高」的結構性矛盾，是產業空洞化、單一化，金融、地產、進出口貿易和旅遊這四大板塊的產值佔了香港GDP的半壁江山。然而，最為人詬病的地產佔GDP比重連年下降，如今已不及5%，對GDP的拉動效應已漸漸弱化，甚至不及平均水平。而在高科技產業，香港完全空白。原來一度異常繁榮的影視產業亦江河之下，被視為香港衰敗的象徵。雖然，香港還是屢屢在經濟自由度排列前位，但是競爭力確實乏善可陳。最要命的是，這些經濟上的結構性矛盾，不是短期可以解決，致使人們看不到香港的經濟前景。

二是政治環境惡化 香港政治環境惡化，其實不在於某些人提出激烈的「本土」、「港獨」等回歸以來首次出現的反回歸反一國兩制的口號，而是在於愛國愛港的處於弱勢的狀態不是短期內可以改變。而目前較為突出的青年、教育、法律和媒體界的問題，更是一個系統工程，不是三五年就有可觀的改變。由於香港回歸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沒有實行「去殖民化」，這一結構性的問題的存在決定了香港大多數人認同國家認同民族，可能是一兩代人的事情。今年9月立法會的選舉，建制派的選情並不樂觀。

三是香港工商界缺乏領導力 香港保留原來的資本主義制度，也就是說香港的資產階級要在政治經濟各個層面發揮領導和主導作用，但是，香港的工商界還是繼承了中國資產階級軟弱，胸懷不寬，眼界低，政治能力弱的特點，很難擔負其歷史使命。其表現，一是代表工商界的自由黨發展每況愈下，立法會議員越來越少，其提出的各項政策沒有香港的大局觀，而且左搖右擺。二是，香港的工商界，眼窩淺，只看眼前鼻尖下的利益，不懂得通過勞資和諧，社會和諧而營造有利的營商環境去謀取更大利益，不懂得香港整體好工商界才好的道理，在最低工資、低保、強積金對沖長期服務金方面，與勞方斤斤計較，與西方成熟的工商黨比較完全是小兒科的角色。

再者，香港的工商大佬雖然坐擁巨額資金，但是缺乏對世界經濟潮流的把握，還是沉迷於地產，股市等方面，不能創造香港的新生生產力。這一問題，也不是短期可以解決。倒是，一些內地企業將互聯網+等概念帶來香港。

四是政府施政難在短期內改變困難局面 特區政府目前面臨反對派惡性杯葛的局面，立法會的制度也不能阻止非理性「拉布」。董建華近期的一個演講指出，由於香港現行的體制，導致三任行政長官都因為「手中無票」，無法落實「行政主導」。很快，就要進行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相信再一個五年任期內，行政長官施政困難的局面也難以改善。

惠港措施可刺激香港內生動力

在香港目前的現實情況下，單靠香港自身的因素，是很困難的事情，也要較長的時間。因此，在時不我待，一步掉隊步步掉隊的急迫條件下，急需國家支持，中央扶一把。一直以來，中央支持香港，提出很多「惠港措施」，如CEPA、自由行、離岸人民幣結算、滬港通等，必須認識到，這些「惠港措施」，也是中央和香港雙贏的措施，也是內地和香港雙贏的措施，所以這些措施不怕多只怕少。同時，目前因為香港的政治環境惡化，港獨思潮抬頭，排斥內地行動時有發生，因此有人產生讓香港自生自滅糊塗觀念。事實上，香港的發展也關係到「兩個一百年」的中國夢的實現。國家好，香港好；香港好，也有助國家發展。

因此，筆者認為，在目前一段時間，就香港發展而言，國家支持的外因超過香港自身的內因，成為主要的動力。中央需要毫不吝嗇的提出「惠港措施」，毫不吝嗇的想方設法支持香港，通過中央的支持去刺激香港的內生動力。

筆者認為，在目前急切可做而言，中央可否考慮在如下幾方面支持香港：

第一，繼續在「自由行」方面給予支持。 2003年中央為了支持香港推行的「自由行」政策，挽救了當時頻臨崩潰的香港經濟。這些年，「自由行」已經不但是香港普遍就業的良方，而且也使到旅遊業對香港的貢獻超過地產而成為香港的重要支柱。但是也由於管理跟不上，也給市民帶來不便，並成為反對派搞事，排斥內地人的藉口，影響到內地人來港的意慾。但是，決不能因噎廢食，保持「自由行」的適當的規模，是當前香港克服經濟逆境的捷徑，中央可開放更多內地尚未開放的城市。

第二，在香港基建上繼續給予支持。 在「十二五規劃」港澳專章，寫上了香港的高鐵，港珠澳大橋等基建項目，而在「十三五規劃」則隻字不提。有人說是因為香港的工程嚴重拖延，不管怎麼說，希望中央不要因此影響對香港基建的支持。既然香港落後了，中央更應該扶持。現時，香港正籌劃建設新機場第三條跑道，有不少問題涉及與內地關係，例如空域的使用問題，中央宜對香港給予照顧。此外，香港還有一些口岸，道路建設，國家也宜關照香港。

第三，在金融業方面更多利用香港。 香港是國家的一個集資中心，一個對外金融聯繫的中心，一直以來中央積極利用香港，香港也為國家作出重要貢獻。由於金融是香港的頭牌產業，當下需要國家注入更多的強心針，以發揮短期刺激功效。深港通宜盡快開通，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帶一路」的融資機構亞投行，可否盡快吸收香港加入，同時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最大限度的發揮香港的融資、集資、人民幣離岸中心和其他金融作用。另外，中央也可在香港設立一些「一帶一路」的基金，發行「一帶一路」建設方面的債券，等等。

第四，在港設立仲裁中心。 香港法律制度在國際有一定認可度，因此國家在香港設立一些仲裁機構，為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出現的商業糾紛、基建糾紛、海上運輸糾紛等問題的仲裁提供方便，是可以嘗試的新事物。

「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香港作用

第五，在港發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教育中心。 香港的教育有一定的國際地位，行政長官梁振英已提出設立「一帶一路」獎學金，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青年學子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方便。這是發揮香港人文優勢，促進沿線國家互聯互通的戰略舉措。顯然，如果內地高校也積極參與，使香港成為「一帶一路」的一個教育中心，是發揮香港在「一帶一路」建設作用，並帶動香港教育產業發展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的良好舉措。

第六，在港發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媒體中心。 目前，國家級的媒體在香港都有亞太中心，內地一些大的互聯網媒體也進入香港發展，香港基本法保障的資訊自由，新聞自由，以及歷史形成的國際媒體中心的條件，使香港可以發展成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媒體中心，為沿線國家服務，就此，可以採取中央，內地省市，以及民營等各種方式來港投資興辦。原來，中央一套節目通過香港亞視在港落地，現在由於亞視沒有了免費電視牌照，中央一套也告別了港人。其實，為何中央台不可在香港落地？在香港積極發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媒體中心，既有利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有利在國際社會正面宣傳國家形象，也有利改變香港本身的媒體生態，扶正祛邪。

第七，扶持香港科研機構，促進香港科技產業發展。 科技產業是香港一個短板，香港的科研也是弱項。但是，香港在急起直追，政府已成立創新科技局；香港還成立科學院。香港在吸收和轉移利用國際先進科技產品，也有其獨特的優勢。因此，國家在扶持和利用香港科技產業，是大有文章可做。例如，可否大膽改革，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都可以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

第八，在處理在香港和內地關係中適當向香港傾斜。 多年來，香港和內地建立了緊密的經貿合作關係，香港和鄰近廣東，廣州和深圳等珠三角地區更是成為密不可分的中國南部經濟圈和城市群。起初，香港是本地區的龍頭，「前店後廠」，不過目前香港的功能已經大大弱化，廣州、深圳「爬頭」了。在這個新常態下，香港要更思進取，主動在與內地合作中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不過，也不能否認，珠三角地區也和香港存在越來越大的競爭關係。例如，廣東自貿區的設置，一定程度分薄了香港的商機。還有，自貿區內直接設立港貨店，在低技術層面與香港競爭，也好似不妥不智的。因此，在處理這些矛盾的時候，中央還宜從大局出發，適當向香港傾斜，照顧香港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