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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由黨衰落看重整工商黨之必要(2016.8)

發布日期:2016-08-23

☉文/劉瀾昌

如何重新發揮香港資產階級的重要領導作用,重整代表工商界的政治勢力,是在踐行一國兩制的重要課題。這次立法會選舉之後,不管自由黨的命運如何,重整工商黨必然要擺上踐行一國兩制的議事日程上,香港的資產階級和北京都要認真對待這一問題。

新一屆立法會選戰已經展開。回歸十九年的經驗證明,立法會的組成是香港管治重要的一環,也是香港各種政治勢力角力的主戰場。自由黨參選的名單已經揭盅,在直選議席方面僅由李梓敬和田北俊組成一組名單出戰新界東,田北俊排在名單的第二。可以肯定的是,田北俊必然不能重返立法會,而李梓敬也無必勝的把握。至於功能組別方面,自由黨也未必能夠保住現有的席位。因為自由黨自我定位為建制派,但是該黨這次立法會選戰的口號卻主打「倒梁」,與反對派如出一轍。也許,他們以為這樣可以左右票源通殺,但實際是兩邊不討好。

自由黨關鍵時刻錯誤選擇

可以預料,這次立法會選戰之後,自由黨力量在香港的政治舞台上進一步萎縮。不過,田北俊的退位也許是自由黨的一個轉折,使他們重新找回自我,重新認識到自身作為香港的工商黨正正是維護一國兩制的重要力量,重新明確自己的歷史責任,而不能任性、率性、隨意從政,因而成熟而獲得新生。筆者也藉此機會,深入探討一個理論問題,那就是工商黨在實踐一國兩制的重要角色,以及回歸十九年以來因為香港資產階級政治力量的缺失而影響到特區管治的教訓。

自由黨前身為啟聯資源中心,1991年由立法局及行政局首席議員李鵬飛領導,代表工商界的非官守議員組成啟聯資源中心,共用資源。1992年,保守黨前主席彭定康被任命為港督後不久,李鵬飛與一眾行政局議員總辭,並於1993年與張鑑泉、周梁淑怡等人將啟聯改組為自由黨,李鵬飛成為創黨主席,與港英政府漸行漸遠,主要分歧在於維護傳統工商界利益的功能組別之上。自由黨的初期黨員也主要由商人、企業家及專業人士組成,故此,自由黨被認為是親工商界的資產階級政黨,是無異議的。

李鵬飛曾於1995年香港立法局選舉中首次循直選取得立法局議席,後於1998年香港立法會選舉中落敗並辭任主席,由田北俊接任。自由黨雖然在直選議席中只取得過最多2個議席,但由於功能組別的制度,自由黨早期在立法會皆能取得與民建聯、民主黨鼎足而三的局面。自由黨最多時取得10個香港立法會議席,成為立法會第二大黨。

有評論指,「李下田上」是導致自由黨轉變的一個原因。2003年反23條立法大遊行後,田北俊率領自由黨倒戈致立法夭折。田北俊當年還更明言要做執政黨,他首次更改黨徽,發起「旗彩招募行動」招攬社會各階層入黨,黨員成份開始多元化。他和周梁淑怡在2004年還直選立法會議席成功。不過,好景不長,其後該黨由盛轉衰,出現多次退黨潮。2008年立法會選舉,田北俊和周梁淑怡都競選連任失敗,連同九龍西的田北辰和香港島的林翠蓮,自由黨在地區直選全軍盡墨,加上時任旅遊界議員楊孝華引退,自由黨改為力挺董耀中,亦競選落敗;劉皇發選舉4天後退黨;自由黨的議席由10席下跌至6席。到了10月8日立法會就職日,林健鋒、梁劉柔芬、梁君彥也宣布退黨,結果自由黨只餘下3席淪為小黨。也因此,建制派老大變為民建聯。這個轉變,表面上看只是自由黨一個黨的事,實質上則是香港資產階級失去了主導政局的影響力。

同樣,23條立法一役,表面上看,是田北俊和自由黨在重大關鍵時刻作出錯誤抉擇,儘管至今他們並不認錯。但是,也許要問在其背後的某些大老細當時是怎麼想的。他們有沒有深思熟慮,瞭解清楚此役一敗後患無窮,表面上是北京丟了面子,實際則是香港亂局的始端,反對勢力惡性抬頭,壞了的何止是中央的治港方針,更是香港社會的分裂,營商環境的毀壞,直接也損害到了香港工商界的利益。相信,這些老細大佬們並沒有算計清楚,否則他們豈能讓田北俊倒戈。當然,一些左派大佬指在這一役中,某些人扮演了英國殖民主義者的「第五縱隊」的角色,也未必有充足根據,畢竟田北俊的全國政協委員職務到十多年之後才撤銷。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香港資產階級的政治幼稚性。

香港政局還沒進入成熟常態

事實上,香港目前的政局可以用一個「亂」字概括。無論是泛民還是建制派都不能不承認香港的政局還沒有進入健康、穩定而又成熟的常態。且不用說23條立法未完成,使到基本法的落實是「跛腳」的;普選行政長官的政改夭折而普選立法會更是遙遙無期,又是一個標誌;新一屆立法會選舉不但激進勢力更激而且出現打着「港獨」「自決」等違背基本法政治訴求旗號參選的人士甚多的現象,也令人有倒退的感覺。

為什麼會這樣,原因一定是多方面的,從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結論。平實而言,香港的資產階級未能履行其對實施一國兩制的應有承擔,並使到代表自己的政治勢力不是不斷壯大從而成為穩定香港的重要支柱,反而是不斷萎縮,不斷縮頭,甚至在重大問題上沒有聲音的怪異局面。自由黨從回歸之初的輝煌到目前的困局,是有力的一個證據。

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本質就是不實行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維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香港不是如中國憲法所規定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而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這種條件下,香港的「主角」是誰?香港的統治主體和領導主體是誰?毫無疑問,是香港的資產階級。也許,有人不同意,認為香港是多元社會,有龐大的中產階級,也有龐大的勞工階層,還有知識分子,公務員,專業人士,諸如此類。但是,稍微懂得一些世界發展史的人,稍微瞭解一點當下美歐等成熟資本主義社會運作的人士都會明白,在資本主義社會最有力量的是資本,主導這個社會的是資產階級,而其他都是次要力量,或者是依附在資產階級皮上的毛。

因此,奉行社會主義的中共的「初心」,對此有充分認識。北京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設計,其權力傳遞途徑是由中國共產黨到香港資產階級的代表和領袖以及由他們主導的香港領導班子,或者說這是中共領導香港的資產階級實行對香港的管治。

資產階級軟弱缺乏政治承擔

所謂「中共領導資產階級」並不是新鮮事,也不是新概念。中共奪取政權的過程,毛澤東稱之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質也就是中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孫中山創辦的後來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的模式是資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革命,結果國民黨輸給了共產黨,毛澤東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不成熟以至是軟弱的,所以這場資產階級革命需要由共產黨領導。對於鄧小平展開的改革開放,也有中共理論家認為是共產黨再次領導資本主義建設。因此,香港的一國兩制,是中共透過香港的資產階級管治,就一點也不奇怪。

只是,似乎香港的資產階級也是政治不成熟以致軟弱缺乏承擔,未能完成歷史賦予的使命,以致回歸以來步履艱難,甚至出現忘記「初心」的傾向。所以,這也是一國兩制「初心」之痛。

對於中共透過香港「老細階級」管治香港,也許現在有人不信,這也是忘記「初心」的表現。其實,基本法的制定處處可以說明,基本法是確保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執法,也是有利資產階級施政執法。為什麼中共頂住壓力要設置「均衡參與」的原則,並堅持立法會設立功能組別,而且特首起初由選委會選舉產生,選委會組成尤其偏愛工商界等等;首任行政長官還特地選擇董建華這個商家出任;行政會議延續港英的傳統委任多名商界代表入局;同時,北京支持自由黨以及港進聯發展視其為治港重要力量,都是這種「初心」之證。可是,港進聯早早關門,而自由黨由盛而衰甚至田少被全國政協除名,都是香港「老細階級」未能作出歷史擔當的一個例證。香港的「老細們」不能在立法會有數量眾多的直接代表,也不能間接影響其他階層的多數代表,那麼他們又如何去鞏固這個資本主義制度呢?

因此,如何重新發揮香港資產階級的重要領導作用,重整代表工商界的政治勢力,是在踐行一國兩制的重要課題。從某種意義講,這比處理目前香港的四大問題:青年、教育、傳媒和法律人才,還要重要。這四大問題,還有處理與泛民以及激進反對派關係的問題,如果能由香港的資產階級出手搞掂,哪又何須北京親自出手呢?香港的管治不是更易重回「港人治港」的初心?

這次立法會選舉之後,不管自由黨的命運如何?重整工商黨必然要擺上踐行一國兩制的議事日程上,香港的資產階級和北京都要認真對待這一問題。

帶領尋找新的強勁內生動力

筆者認為,重整的工商黨首先應是香港經濟發展尋找新的強勁內生動力的帶領者。香港上世紀起飛成為四小龍之一,重要的是香港的工商界搭上了三次全球產業轉移的「便車」。內地改革開放,香港資本大舉北上,「前店後廠」,以珠三角為腹地,也一度獲得大發展之計。但是,急於找快錢,只重視房地產和短線加工業而不願投資高技術行業,而使到香港不但失去龍頭地位,而且有被邊緣化之虞。而香港自身則由於「地價樓價租金三高」的結構性矛盾,使產業空洞化,單一化。新的香港工商黨若然能夠帶領各界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亦必然同時獲得對香港很強的政治領導力。

其次,新的香港工商黨應該是目光遠大的領導者。過往,自由黨在處理與其他階層矛盾時眼界短淺,只看眼前鼻尖下的利益,缺乏大局觀念,不肯蝕底,不懂得通過勞資和諧、社會和諧而營造有利的營商環境去謀取更大利益,不懂得香港整體好工商界才好的道理,在最低工資、低保、強積金對沖長期服務金方面,與勞方斤斤計較,與西方成熟的工商黨比較完全是小兒科的角色。2010年,自由黨飲食界的功能組別議員張宇人死咬最低工資水平訂為港幣20元,連田北辰都看不過眼,退黨轉投新民黨。未來,在香港的土地政策,在全民退保等問題應有回饋意識。歐美的社會福利,也正是西方成熟資本主義全域意識和善於讓步的表現。而香港的福利離他們的「過度福利」還差得遠。

最為重要的是,新的工商黨不能再是「商人本身任議員」,事實上董建華任特首也是不成熟的表現。資產階級是香港一國兩制的領導者,不是商人本身登上政治前台,而是要尋找代議士出場。例如,田北俊等商人議員因為有自己的生意,都不能全心坐在議事堂,造成「流會」,又怎能成為出色的議員?西方成熟的經驗告訴我們,有政治學識且品德高尚的專業人才成為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往往比埋首於「最大利潤」的商家,更易成為平衡各方利益的政治家。可惜,香港老細們當下沒有去認真發掘這樣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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