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瀾昌

其實，當非建制派在選委席位增加之時，他們首先要承認的是：實際已經接受長期被其污名為「小圈子」的遊戲，相信這也是一個痛苦的適應過程。其次，他們應該檢討，當初悔不該沒有接受「袋住先」。

北京中央政府在通過釋法，禁止主張「港獨」的人士進入建制成為立法會議員之後，中央政府主管部門又同意無回鄉證的反對派人士，可以申請證件進入內地。之後，又發生了特首梁振英宣布因家庭理由不尋求連任。有反對派人士錯誤估計形勢，以為中央對其妥協，叫囂「要改制度」，要做「造王者」，展現了比梁頌恆、游蕙禎「小學雞」高一些的「中學雞」 水平。其實，難道梁振英做五年全國副主席之後，不能再參選第六屆行政長官嗎？北京完全相信CY的政治忠誠。只不過，在治港有更大、更長遠的布局。

給香港反對派劃下兩條線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秘魯會見特首梁振英時的一番話，他要求梁振英「繼續綜合施策，廣泛凝聚社會共識，着力推動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堅決維護國家統一，保持社會政治穩定。」綜合施策，正是中央新提出的重要的治港理念，而「釋法」與「發還回鄉證」並舉，正是「綜合施策」的一個良好範例。而以形象化的表述，則是「硬的更硬，軟的更軟 」。對打擊「港獨」毫不手軟，毫不遲疑。全國人大「釋法」結果，不但是剝奪當下幾個有「港獨」傾向的反對派議員的席位，而且也永遠關上了這類人士他們再參選的大門。而對於與「港獨」劃清界限的溫和的民主派，則採取爭取的態度。可以說，一改實行了三十多年的對反對派的敏感人士拒絕入大陸的政策，而是發還回鄉證，完全是給他們回到建制，或者說做回「忠誠的反對派」的一次機會。反對派千萬不要錯判形勢。

有消息指，對香港反對派人士發還回鄉證，這只是北京「開門政策」的第一步，未來還會對海外的中國民運人士「開門」，讓一些流亡海外的人士回國探親甚至回國定居。事實上，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不少已曾獲准返國探親，而未來的門會開得更大。這也是北京加強對境外統戰，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並按照中共一貫的「給出路」政策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舉措。

香港在堅決打擊「港獨」的同時，中央宣布發還回鄉證政策，筆者理解，北京給香港的反對派劃了兩條線，一條是否可以成為立法會議員的線，一條是否可以拿到回內地的回鄉證的線。以現在的標準，一般來說，過了這兩條線，那就都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對抗性矛盾，屬於可以團結的，可以打交道的。現在，凡是推動獨立的，包括「台獨」、「港獨」、「疆獨」、「蒙獨」；還有，試圖推翻北京政權的，都視為敵我矛盾，對抗性矛盾，屬於打擊之列。應該來說，北京劃了這兩條線，對於香港泛民主派的定位就更為清晰了。

北京視反「港獨」，不僅是在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的問題，更事關國家的核心利益。習近平說，一國兩制下「港獨」完全沒有空間。對於這個判斷，其實香港絕大多數人都同意，即使是反對派中的泛民主派亦如此。因此，剝奪梁頌恆、游蕙禎的立法會議員席位，實際上未遇到極大阻力。梁游曾以為可以組織衝擊中聯辦作回應，誰知支持者只有小貓兩三隻。只不過，北京認為，這次反「港獨」單靠香港搞不掂，要中央出手；「如果再不釋法，一國兩制的運作都有困難了」。顯然，釋法也成為北京治港的重要手段。透過這次釋法，重在表明北京對於香港的治權，包括對香港在涉及國家事務方面的司法權，香港的法治不能排斥中央的司法權。

三個值得重視的訊息

不過，在這種氛圍下，北京宣布發還回鄉證，還是令人意外。應該說，這是北京對港政策大調整的一個標誌。回歸20年了，香港的泛民和建制派也鬥了20年，中央也和香港的反對派鬥了20年，北京首次伸出橄欖枝。北京方面稱帶出三個值得重視的訊息：一是中央肯定反對派中的大多數是愛國愛港的，清楚將他們與「港獨」區分開來，歡迎他們到內地走一走、看一看，真正瞭解國家發展變化；二是中央對反對派不僅包容，更有期待，希望他們成為特區的建設性力量；三是中央希望和他們交流溝通，發放回鄉證只是一個新的開始，中央有關部門將與反對派之間建立溝通交流機制，相互間的接觸和討論以後還會繼續，會更多。

但是，這個認識的轉變，其實也經歷了20多年。北京對香港的反對派拒絕入境，其實可以追溯到八九年那場政治風波，香港部份人士到天安門參加支援學生的行動，帶去金錢和帳篷等物資，之後香港成立了「支聯會」，還有「黃雀行動」協助學生逃亡，那時即有人被沒收回鄉證，而「支聯會」的主要負責人都不能回內地。

香港的民主派尤其是最早成立的民主黨，他們最早是擁護香港回歸祖國的，只不過他們希望回歸後的香港是民主施政，他們也有成為香港執政黨的機會。八九年那場政治風波，是他們與北京分手的轉折點。他們當中一些人「井水犯河水」，被視為企圖顛覆內地政權，沒收回鄉證。回歸以後，這一直成為他們與內地討論的問題，而香港的開明建制派也認為應該讓他們能夠回內地看國家的發展變化。可是，這個調整政策緩慢。

2016年5月中旬張德江訪港時，曾破例會見泛民主派的四位議員，成為香港回歸以來，中央和泛民代表的首次「近距離接觸」；那時香港親中媒體《大公報》也罕見以「同樣有愛國愛港之心但政治取向未必完全一致的人士」來稱呼泛民人士。並且，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更表明，只要擁護一國兩制都是建制派，泛民也不例外。相信，此時北京已對泛民作出新的定位。當時，民主黨劉慧卿提出發還回鄉證一事，張德江即時回應說，「問題總會解決的」。相信梁、游等「港獨」人士被選入立法會，一度影響了發還回鄉證的進度。而最終，最高層拍板反「港獨」和發還回鄉證並舉。

筆者認為，顯然，北京此舉不但是希望泛民與「港獨」割席，更希望他們做理性的「忠誠反對派」。「忠誠反對派」，這是成熟的民主社會，在野的黨派對待執政的政府和執政黨最為理性的態度。「忠誠反對派」，對於執政的政府和政黨首先是理性的監督，而不是惡意的破壞，即使反對也是有善意的出發點，提出建設性的批評，最終達致求得社會進步，各種持份者收益的良好結果。即使重大問題有重大原則分歧，也不輕易進行暴力、破壞性的行動。可以說，「拉布」、「佔中」、「街頭騷亂」等破壞性的行為絕不是理性的「忠誠反對派」所為。

回歸20年這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北京在此時首次伸出橄欖枝，其用心必然是希望香港的反對派中的泛民主派回到「民主回歸」的初心，做負責任的行動，再也不要「為反對而反對」，甚至進行破壞性的舉動。

泛民頭頭眼光短淺易失機會

不過，願望歸願望，北京調整對反對派的政策，伸出了橄欖枝是否奏效實屬疑問。尤其是特朗普就任美國新總統給對華政策帶來不確定性，相信會令到香港的反對派產生不切實際的幻想，而令到這橄欖枝的效力大打折扣。事實上，非建制派在選委選舉拿到比以前增加較多席位，由上屆的205席增加到327席以上，大大超出原先的「民主300+」目標，不僅在傳統票倉高等教育、教育、法律、社會福利界別全取，也取得會計、衛生福利界別的全數席位，並且在建築界獲得多數，衛生服務界、中醫界有所突破。於是，他們一些人便叫囂「換制度」，顯示其沖昏了頭腦，錯誤估計形勢，更是誤判北京中央重振香港的決心和魄力。事實，建制派獲得席位依然超過800席，即使泛民席位再多一些，還是無礙建制派合適的人選獲得超過半數的601票。不會有「造王者」這回事。

其實，當非建制派在選委席位增加之時，他們首先要承認的是：實際已經接受長期被其污名為「小圈子」的遊戲，相信這也是一個痛苦的適應過程。其次，他們應該檢討，當初悔不該沒有接受「袋住先」。他們應該清醒看到，當初勸泛民「袋住先」的美國和英國那些有幾百年民主政治經驗的老牌政客還是老辣的。筆者想，如果有「袋住先」，在梁振英不再尋求連任的前提下，「闖紅燈」的曾俊華在與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等人競爭中，還是有可能被1200人的選委會定為特首候選人，並且最後在全港一人一票中當選第五屆行政長官。但是，正是因為泛民的頭頭們眼光短淺，使香港失去了民主政治向前行一步的機會，也使他們喪失了真的可以「造王」的機會。

非建制派當下這種盲目膨脹的情緒，必然影響他們的正是北京伸出的橄欖枝。更為重要的是，非建制派當下高度「碎片化」，二十多個議員分屬十多個組織，而且沒有有威望的共主，更遑論有遠見的領袖，因此，期望原來溫和的民主派做理性的、忠誠的反對派，恐怕不容樂觀。也許，華叔(司徒華)有幸在生，事情好辦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