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臻燁

中共高層要面對和解決的一大問題，就是兼顧「保增長」、「促改革」適度平衡的同時，向改革作更大力度地傾斜，堅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既定方向，校正改革的着力點，真正實現改革的重大突破。

每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2016年年底召開。會前，中共高層人士進行了一些實地調研和考察，並分別與經濟界的學者專家和企業界人士進行座談，試圖對中國經濟的實際運行狀況及主要問題有一個大致準確的認識和把握。一個不無意味的現象是，在中共高層人士面前，一些以往對中國經濟形勢及走向更多作樂觀評估的學者專家，這一次卻大都保持比較謹慎小心的姿態，不願應合某種「需要」而調高「充滿信心」的調門；一些歷來就對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經濟運行品質持批評態度的人士，這一次卻在相當程度上保持了沉默，似乎是以此表達對解決經濟問題的某種看法和無奈。

期待真正實現改革重大突破

2016年經濟形勢及走向的低迷和不確定性增大，中共高層2017年將會以何種姿態和行為應對，則是人們最為關心的。2016年中國6.5%的經濟增長當然並不算難看，但是，相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效益及品質未加明顯改善的整體狀況，這種增長與其說是「可以接受」的，毋庸說是一種「危機」狀態。大量資本外流，外資撤離，民間投資迅速下滑和大量減少，說明中國投資環境趨向惡化；經濟下行的趨向依舊，「L型」經濟的「底部」不知在何位？這些都表明2016年經濟狀況並不令人樂觀。儘管可以用許多「習慣性」做法對「經濟下行」作出符合「正能量」要求的解釋，可以用「提擋換速」之類的說法為「經濟下行」找出「合適理由」，可以用淡化GDP的方式來減輕壓力，也可以用其它方面的執政成就來轉移人們對經濟下行的焦慮及失望，但是持續的經濟下行的壓力愈益加大，它與中國其他領域矛盾與問題的交織糾纏所產生的破壞性「共振」效應，它對改善民生、糾正貧富分化公正失落狀況的抑制，都是斷斷不能推掉和漠視的。

這場迄今已持續6年之久的「經濟下行」絕非可等閒視之，它背後起作用的諸多因素中許多既為未知之數，更在其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一些根本領域構成相當嚴峻的挑戰，搞不好，這場「經濟下行」，很可能會成為一道切斷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帶動全面發展道路、將中國帶入長期發展停滯甚至倒退陷阱的「分水嶺」。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也更有利於催人清醒引發危機意識，從而激起改變這種狀況及局面的改革精神和勇氣，這正是人們希望在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所看到的。

接近中共高層的人士透露，經濟下行讓中共高層倍感執政壓力，他們在執政的4年來時刻不在為扭轉經濟下行進行着多種努力，其中投入精力最大的就是推進改革上。然而不得不承認，幾年來的改革，沒有在制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體制、機制的最根本、最關鍵處實現真正突破，沒有施放出改變經濟下行狀況的「紅利」，不得不反復「借用」一些「強刺激」、「保增長」的老辦法，甚而還要為此付出擱置改革的沉重代價。現在，中共高層要面對和解決的一大問題，就是兼顧「保增長」、「促改革」適度平衡的同時，向改革作更大力度的傾斜，堅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既定方向，校正改革的着力點，真正實現改革的重大突破。

進行三項相關改革是關鍵

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如何深化改革以扭轉和改變經濟頹勢是一道繞不過的議題。在執政高層內部，為尋求改革突破之計，人們反思「全面深化改革何以未能取得實質性明顯成果」問題。執政高層頗為信任的一位諮政人士指出，經濟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中，是被放在領先、重點位置上予以部署的，這無疑是一個切合中國全面發展需要的正確選擇。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決議中，一個最大（理論的和政策的）突破，就是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可以說，這項真正告別「計劃經濟」及「政府主導」模式的改革主張，的確抓住了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發展形態轉型的要害。

圍繞實現這項改革的大突破和體制機制創新，須進行三項相關改革：一是「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這是市場資源配置起決定作用的基礎；二是建設「有限有效政府」，劃清政府權力、職能的邊界，消除政府對經濟、企業等活動的過度干預和介入，改變由政府主導和操控資源配置的局面；三是國企改革，推行「混合所有制」，既讓國企借重民企的靈活機制以改造自身治理結構從而增強市場競爭能力和公有制經濟的「控制力」，又讓民企通過入股國企獲得更多「市場准入」機會，達到向社會資本開放更大投資領域、改變國企壟斷狀況的目的。而這一切，最終都是為讓「市場配置資源起決定性作用」創造條件。這三項改革可謂「三位一體」，是經濟改革的一個相互聯繫互補支撐、不可分割不可偏廢的有機整體。如若按照這個最為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構想去推進經濟改革，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步伐就會大大加快，經濟下行的趨向就會逐步緩解和改變，而當下中國經濟衰退萎縮及社會躁動不安的整體狀態，也會大為改觀。

三中全會後的3年多來，執政高層在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上所作出的巨大努力的確有目共睹，特別是在重點領域的經濟改革上，更是格外用心。早在三中全會正式通過改革決議之前，國務院就「先行一步」，對行政審批制度進行較大力度改革，取消審批項目，簡化審批程序，削減行政干預經濟的部份權力等等，顯示出了「壯士斷腕」的魄力和決心。

但是，改革一旦遭遇到了阻力，事情就起了變化。先是在審批制度改革和規範政府權力方面，不作為，懶政怠政，將改革的諸多舉措置於無用之地，簡政放權改革打出的「力拳」，在中央和地方的許多政府部門那裡，好像都打在了「橡皮牆」上沒產生任何作用。可以說，「建設有限有效政府」剛剛邁出一步，黨政幹部的「政策執行力」幾乎就已喪失殆盡了。自己限制自己權力，可謂「聖賢難為」。近幾年中國製造業一直不景氣，大量企業被稅費高、利息高、房租高、審批門檻高等等折騰得苦不堪言，企業缺乏積極性，倒閉、「跑路」愈甚。2015年、2016年，世界銀行連續兩年對世界189個國家的營商環境調查，發現在中國開辦一家企業需要的時間和手續在世界上排在130多位，在中國開辦一家企業平均需要11道手續和31.5天時間，比發達國家多出數倍，而民營企業新建項目則需要90項行政審批事項。由此可見，僅僅在審批制度改革這個小環節上，「建設有限有效政府」取得的進步就相當有限。現在3年多過去，狀況未見多大改善，政府在配置資源上的主導、控制作用非但沒有減少和得到規範限制，反而得到強化，打着「供給側結構改革」旗號操縱企業活動及行為則愈演愈烈，足令這項改革荒腔走板。

核心是「建設有限有效」政府

多年關注和研究此問題的一位人士指出，建設有限有效政府，必須要有憲政意義上的政體改革跟進才能真正奏效，僅僅着眼於政策性的簡政放權、增減審批項目之類，幾個幹部撂挑子就可以把這件大事放倒在地。可惜，經濟改革的這個重要部位未有政體改革的支持和配合。與「全面深化改革」同時啟動的「全面從嚴治黨」（反腐等），旨在「集權」、「固權」，與市場經濟及其「市場配置資源起決定作用」所要求的「放權、限權」不匹配不銜接，而「全面依法治國」也無法跟上市場經濟改革的需求。在這方面，可以說經濟改革未能取得突破和實際成效，其「頂層設計」存在缺陷是一個重要原因。也正是「建設有限有效政府」與政體改革有着不可切斷的必然聯繫，而政體改革尚屬「政治禁忌」，所以經濟改革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這個體制、機制性的關鍵環節就變得十分「敏銳」，改革走到這裡，人們就迴避、躲閃、繞道，不敢觸碰其中的矛盾和問題——所謂改革的「深水區」就在這裡，改革長期停滯的根本原因之一也在這裡。

經濟改革中最重要的「三位一體」在其核心環節的「建設有限有效」政府上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和國企改革這兩項相配套的改革的實際狀況也就可想而知了。按照既定安排，「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須要做多項重要工作，例如確立有效法律保障的明晰的市場經濟的產權制度，推動商品價格和要素價格的市場化，完善反壟斷法以消除普遍存在的行業壟斷地區壟斷等反市場平等競爭行為，實現不同所有制主體財產權利的平等保護和不同所有制平等地使用生產要素，確保司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以有效維護市場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法律秩序等等。然而這些工作的進展卻相當遲緩拖遝，有的甚至未見動作。直到數天前，人們期盼已久的《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才剛剛發布——這項奠定市場經濟基礎、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市場體系所需要的最基本條件的珊珊來遲，已經大大地拖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後腿。

最受人關注的國企改革，其實際狀況也最令人擔憂。應該說，對國企改革，自上而下做出的動作已經不少，自《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公布以來，目前至少已發布了18個操作性配套文件；按國資委的說法，則是國企改革配套的專項改革意見已有22個，還有相關文件尚在制定之中。高層領導人關於國企改革的指示和講話更不在少數。另外，去年高層採納智囊建議啟動的「供應側結構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着眼於推動國企改革的。然而人們發現，普遍存在的國企對政府及行政命令的依賴沒有改變，國企對資源的壟斷性佔有及排他性優先使用的地位沒有改變，國企對其他所有制企業的「擠出效應」沒有改變，國企追求創新的動力弱、競爭能力低、內部治理差和發展活力嚴重不足的狀況沒有改變。「供給側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補」，過剩產能集中度和槓桿率最高的國企在其中卻不能勝任一個市場主體的角色。

有觀察者指出，指導國企改革的文件與國企改革的實際需求是「兩張皮」，「指導文件」提出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並未抓到國企改革的要害，國企做到也難；而國企改革所要解決的問題，所需要的政策支持，卻又是「指導文件」沒有提到和不能提供的。這種情況，很可能是造成國企改革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許多從事國企改革工作的人士都真切感到，在國企改革領域，意識形態和特權利益階層（特別是利用政治特權對壟斷性國企進行私有式佔有和瓜分的政治寡頭及附庸），從來都是改革的兩大障礙，至今這個障礙仍然未見跨越。但是近幾年來國企改革沒有取得較大的實質性進展，除去上述兩大障礙之外，關於國企改革的「頂層設計」中存在的各種要求相互矛盾、抵捂、衝突的缺陷，「頂層設計」與改革實踐的脫節，不能不說也是一個很重要原因。

改革者需要解決兩大難題

關注和研究中國改革進程的人士指出，其它領域的改革也存在與經濟改革大致相同的問題。這一輪的「全面深化改革」有一個顯著特徵，就是重視「頂層設計」，要求按方案、「路線圖」實施並按時完成等等。這種改革方式，在將改革的「頂層設計」視為一個完美、理想「施工藍圖」的同時，也將改革進程僅僅視為是一個具體執行並落實既定方案和任務的簡單過程了。然而真正的改革、真正能取得成功的改革則決非如此。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試錯」行為，是探索未知並將未知轉化為已知的過程。在改革實踐中，「做什麼」、「怎麼做」是隨時需要作出修正和調整的，改革者要解決這兩類問題，唯一可以依靠的是自己對改革事物的獨立判斷。事實上，改革作為一種「試錯」，一種對未知世界的探索，正確的、成功的做法、路徑和真理性的認知，它只能從開放、平等、競爭的市場中產生出來和湧現出來。人們用「解放思想」的稱謂來呼喚改革所賴以展開和獲得成功的思想精神資源，道理就在這裡。

接近中共高層的分析人士稱，2017年的執政環境可能更為嚴峻，壓力更大。美國新一屆政府很有可能在外交、經濟、軍事、兩岸關係、南海、西藏等多個領域和方位對中國發起挑戰，決定中國和平發展的外部世界和環境狀態的最重要因素的中美關係，將面臨一次新的重大考驗，中美共同利益的疆域可能會大幅減縮，而多種分歧對立則會向更多磨擦和衝突方向演變，中國將以何種姿態、採取何種策略應對，這是中共高層面對的一大執政課題。有一種說法需要執政者考慮，即：在中國沒有完成和實現社會變革政治轉型之前，切不可輕言自己要在世界上佔有一個什麼地位的問題，更不可擺出一付取代他人主導世界的姿態。中國更應該從自己所處的實際發展階段來定位自已在國際社會的角色——就像在改革開放之初那樣，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準確定位上，找到了中國發展的真正起點及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那樣。中美關係的新建構，在這裡也能得到一些不無益處的啟迪。

在執政的內外環境都有所變化的情況下，積極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經濟領域改革，爭取實現重大突破贏得重大成果，為鞏固執政地位獲得新的合法性資源就顯得特別重要。2017年召開中共十九大，高層政治將出現一番新變化新氣象。2016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