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又一位西方攝影師來到中國，雖然身份影響各有不同，但都從他者的視角完善了對中國歷史的書寫。他們是這個古老而新鮮的國度的旁觀者，有時，也是參與者。

☉文/蘇杭

第一位獲准進入新中國拍攝的西方攝影師——馬克·呂布（Marc Riboud,1923-2016）於今年8月30日逝世，享年93歲。這位法國著名攝影師自1957年以來曾多次來到中國，記錄下了半個世紀來這條「東方巨龍」的蛻變。他的逝世受到了多家中國媒體的關注，報紙上、手機裡，他拍下的一張張黑白照片將讀者帶回到幾十年前人人都穿的確良和軍大衣的時代；也讓不少人再度討論起西方攝影師眼中的中國。

當然，馬克•呂布並不是唯一一位對中國產生興趣的西方攝影師。1844年，于勒•埃及爾（Jules Alphonse Eugène Itier,1802-1877）以法國海關總檢查長的身份來到中國，拍下了中國現存最早的照片。此後，一位位來到中國的西方攝影師，雖然身份影響各有不同，但都從他者的視角完善了對中國歷史的書寫。

他們是這個古老而新鮮的國度的旁觀者，有時，也是參與者。

1949以前

在晚清時期來華的西方人中，專業的攝影師並不多。傳教士、外交官、商人、冒險家等職業人士在一定程度擔當了攝影師的角色。他們中，大部份人對這個古老而神秘的國度都抱有一種獵奇心態，照片中國的東方異國色彩甚為濃厚。在為數不多的人物照片中，主角們往往表情木訥、目光呆滯—— 當時，很多中國人都認為照相機會把人的「靈魂」帶走，攝影者甚至被認為是死亡的預言者，面對一個來自異國的白種人更加深了這種恐懼。因此，大部份西方攝影師的中國作品都是山川建築、名勝古跡，近乎地理紀錄片。

不過，來自英國的攝影師約翰•湯姆遜（John Thomson,1837-1921）卻是一個例外。他於1868年來到香港，從1870年末開始了他的中國攝影之行，從廣州、澳門、汕頭、潮州到廈門、從閩江口進入福州馬尾港，再經福州城從閩江水路抵達南平，又返回福州。在他長達5000多英里的深入內地拍攝的過程中，作為商業攝影師，沒有外國部隊的保護，並且不只是和中國的官員和富有階層打交道，湯姆遜拍攝了大量普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

於2001年出版的《鏡頭前的舊中國》一書記錄了湯姆遜當年對清政府腐敗的看法，他認為「改革應當是政府本身的改革」；而對中國人民，他寫道：「我在中國的感受是中國人相當誠懇、好客。我相信任何一個能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思想及能使對方理解的外國人，在中國的大部份旅途中不會遇到什麼敵意的對待」。

出於對中國的理解和好感，湯姆遜在1873-1874年推出了《中國和中國人畫報》（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採用凹版印製的方式展示了200幅他在中國拍攝的作品，並且，他為每幅照片都撰寫了記錄式的文字說明——這開創了利用攝影製版印刷方式向西方大規模介紹報道中國和中國人的先例，在歐洲引起了巨大反響。

與此同時，更多專業的外國攝影記者來到中國，參與了對巨變中的中國的記錄。1860年，英國戰地記者菲利斯•比托（Felice Beato,1820-1907）記錄下第二次鴉片戰爭慘烈的戰鬥場面和最早的北京全景圖；美國人西德尼•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890-1968）記錄下了五四運動中學生的背影；抗戰時期，以《時代》週刊、《生活》雜誌為首的專業攝影師首次大規模地進入中國，客觀報道了當時的戰況和民生——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1913-1954）拍下中國抗戰士兵堅毅的臉龐，布勒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08-2004）拍下民國物價飛漲時民眾擠兌換黃金的場景，傑克•伯恩斯（Jack Birns)）拍下國民黨在上海的最後歲月和他們乘船離開大陸去台灣的一瞬……這些攝影師通過拍攝中國、描述中國，影響着西方人對中國的印象和態度。

1949-1978

這段時期，因為各種原因，除了少數外國通訊社或報社的攝影記者外，進入中國的外國攝影師並不多。當時，西方世界對中國國內的報道幾乎由各種災難與迫害的故事組成，在西方的想像中，紅色中國已是「一個暴君統治的藍螞蟻的國家」：6億人長着同一個頭腦，邁着同一種步伐，穿着同一種服裝，說同一種話，做同一種事，一旦某一天，那同一個頭腦中着魔式地出現某一個瘋狂的念頭，6億藍螞蟻突然之間將變成一個難以想像的龐大的怪獸……資本主義世界沉浸在對中國某種迫害式的狂想中。

剛剛去世的法國攝影師馬克•呂布是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成為獲准進入中國拍攝的西方攝影師的。1950年代，在印度加爾各答旅行中的他意外結識了一位認識中國總理周恩來的朋友。通過這樣的關係，1957年，他成為首位進入中國紅色大門的西方攝影師。

初次來華的馬克•呂布從印度輾轉香港，在香港開往廣州的火車上拍下了他的第一張中國照片，然後一路北上，沿途記錄中國的人文風景。此後的半個多世紀裡，這位攝影師22次來到中國，觀察和記錄了許多「特殊歷史時期」裡中國人的日常的生活圖景和精神狀態，以及對中國甚至全世界來說，都舉足輕重的歷史性時刻。然而，他卻不認為自己所拍的照片是為了見證歷史。他說：「我們拍攝的只是細節，是這個世界的一小角而已，即使把許多細節拼起來也不能產生一個觀點，更不是一種價值判斷。」他對中國尤其是大陸充滿了好奇心，而且強調攝影師帶着「好奇心」拍攝的照片可以給讀者帶去「驚奇」。

這種觀念透過他的攝影作品也傳達給了每位觀者，多多少少修正或改變了一些西方人對中國的看法。去拍武漢長江大橋，他在建成一半的氣勢宏大讓人恐懼的大橋旁邊，攝入了一隻帆已破爛的漁船和潦倒的漁夫。偉大與渺小，國家與個人，華麗與貧窮。這樣的照片超越了所謂陰暗面，超越了政治，超越了意識形態。

當然，對於中國讀者來說，馬克•呂布最出名作品是關於中國領導人的——特別是周恩來伸出兩根手指的那一張。1971年，周恩來在和法國前教育部長聊天時伸出兩根手指：「我在法國只學到了兩樣東西，一個是馬克思主義，一個是列寧主義。」這個場景被馬克•呂布迅速抓拍了下來，成就了永恆的經典。

1978至今

伴隨中國改革開放，外國攝影師如潮水般湧入中國。中國之地大物博，歷史之悠久，文化之燦爛，變化之迅猛無不讓他們目眩神迷。正如瑪格南圖片社（Magnum Photos）主席斯圖爾特•佛蘭克林（Stuart Franklin）在採訪中談到瑪格南與中國的密切關係時所說：「任何一個喜歡記錄歷史的攝影師都會對中國感興趣」。可以說，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巨變成就了一大批西方攝影師，首當其衝的就是曾獲普利策獎的美籍華人攝影師劉香成。

這位1971年赴美留學的中國少年在5年後—— 毛澤東逝世時，以美國《時代》週刊記者的身份回到廣州，1978年北上京城，1984年離開。這期間，他創作了他的第一部關於中國的影集——《毛以後的中國》。照片捕捉到的大江南北的一幕幕日常影像，對那一代中國人來說，是無比珍貴和熟悉的生活寫照，也讓西方讀者得以窺見「一個不曾被好好讀解和探討的在艱難與勝利中前行的『中國』」。

劉香成的代表作之一《輪滑者》攝於1981年的大連理工學院，早上散步的時候，他走到一座毛澤東的雕像前，看到一個小夥子踩着輪鞋滑過，他拍下這張照片，因為這個瞬間表達出了他意會到的東西：「一種內在的無比解脫和面對着不明確未來的感覺」。美籍華人的身份賦予了劉香成在東西方視角中自如穿梭的能力，讓他的中國作品敏銳而準確地呈現出一種時代氛圍。

法國攝影師閻雷（Yann LAYMA）則被認為是繼馬克•呂布和劉香成之後，專注拍攝中國時間最長、地域最廣（他曾深入廣西和雲南拍攝中國的少數民族）的西方攝影師。「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各種外國報紙雜誌上的中國照片，大部份都是閻雷拍的。這種拍攝的力度和完整性在中國攝影家中也非常少見。」一位攝影專業人士說。

1985年，23歲的閻雷第一次來「社會主義中國」，此後，總共來過中國多少次，他自己也數不清。翻開閻雷1985-2000年拍攝中國的攝影集《昨天的中國》，能看到很多大全景、大俯拍。他喜歡拍「社會主義中國」的牆體標語和各類看板，以及標語和廣告下普通中國民眾的日常生活。這些照片記錄了1980年代中國人購買傢俱家電、牛仔褲、皮鞋、香煙、可口可樂等現代化物品的場景。

雖然閻雷認為1980年代不是中國的黃金時代，「物質很貧乏，不太自由，還覺得外國人是特務」，但他仍舊言必稱讚中國：「中國很安全，我從來都沒有被人搶過或偷過相機。在其他國家，都丟過相機……」，「中國改革開放的30年，是中國歷史上最大最好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