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漁樵夫

2017是中國經濟觸底反彈的關鍵年，提振實體經濟也將迎來「尖峰時刻」。筆者認為，在制度糾偏方面，要真正改變「脫實向虛」，必須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金融等等方面多管齊下，為企業減負應避免「零敲碎打」，而應推出整體性、全域性動作。

為2017年中國經濟定調的中央經濟工作會上，「提振實體經濟」正式入列四大工作重點。2017年，弱企穩的中國經濟仍將遭遇內外雙重逆風，而進入「十九大時區」的中國，確保經濟平穩增長實乃「政治硬任務」，用實體經濟定盤「穩增長」已成題中之義。

「脫實向虛」頻敲危險警鐘

中國從低收入國家變成中等收入國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實體經濟可謂居功至偉。然而近年來，中國經濟「脫實向虛」警訊頻傳。

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10月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8.3%，該數字創2000年以來最低水平；其中民間投資增速僅為2.9%，比5年前同期的25.2%，堪稱「斷崖式下跌」。

另有數據顯示，自2015年下半年以來，貨幣供應量M1與M2增速的剪刀差持續擴大，反映貨幣並未有效傳導到實體經濟。

中國經濟鐵鏽地帶——東北三省昔日曾是中國重工業重地，而今卻成為國內各省區經濟增速墊底省份，今昔落差之大深刻昭示中國製造業乃至肢體經濟面臨的現實困境。

過去幾年，受落後產能過剩、人力成本高企、稅負過重、金融和房地產擠壓，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持續下降，造成實體經濟「脫實向虛」勢頭愈演愈烈，並引發資產價格泡沫和潛在系統性金融風險。

有數據顯示，中國目前的實體經濟回報率逐年走低，到2015年底已經降至5%以下，低於實體經濟融資成本。

中國進出口銀行原董事長李若谷表示，相比金融業利潤的暴漲，實體經濟收益在下滑，「去年50萬億的固定資產投資，也就形成了4萬多億的GDP，用不變價格計算，大概80年代時1.3元人民幣的固定資產投入可以產生1元錢的GDP，現在大概是13元錢，10倍。勞動生產率在下降，投資的效率也在下降，所以實體經濟回報率非常有限，也在下降。」

中石化原董事長傅成玉近日也直言，中國金融已經不是脫實向虛，而是脫實成虛，這對實體經濟產生嚴重傷害，需要格外注意。

在金融業高歌猛進的同時，中國製造業的GDP佔比卻在快速下滑。由於實體經濟回報率有限，資金在金融體系裡空轉，不願投入到實體經濟，造成實體經濟成本上升。

2015年，湯森路透評選出的《2015全球創新企業百強》榜單裡，日本以40家高居榜首，美國35家居次席，而中國內地無一入圍。

在資金「脫實向虛」大背景下，中國一些地方政府更熱衷爭建各種名目的「金融中心」，從而進一步導致製造業雪上加霜，甚至形成全域性問題。

經濟學家馬光遠早在2012年前就提醒過，中國經濟事實上已經出現了新「四化」現象：資源壟斷化、產業空心化、投資虛擬化和經濟沙漠化。這四化可謂中國經濟目前最真實的寫照，對於一個經濟體而言，如果其財富的性質和源泉主要靠壟斷、房地產和虛擬經濟，這樣的賺錢模式是沒有任何根基的，最終會因為實業的萎縮而使得經濟呈現「空心化」，整個經濟體將演化成一個只追逐財富分配，而不創造財富的「傳銷化」體系。

「提振實體經濟」是中國「穩增長」的重中之重，但「死亡稅率」、泡沫經濟炸彈、民間投資乏力，是橫亙在實體經濟之前的三道「生死符」，逾越經年仍未功成。中國唯有封堵制度性缺口，打破泡沫經濟虛假繁榮局面，高掛改革牌匾，重振實體經濟雄風，順利搭上經濟轉型快車，駛離「中等收入陷阱」危險地帶。

生死符之一：

「死亡稅率」逼走中國製造業

2016年底，中國玻璃大王曹德旺炮轟「中國稅收全球最高」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其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美國沒有增值稅，只有40%的所得稅，再結合各項生產成本計算，相較於在中國生產，在美國生產總利潤會多出10%，國內製造的成本上升成為其考慮「跑路」美國的原因。

無獨有偶，富士康母公司鴻海集團也於近日發布公告稱，正在評估美國地區潛在的投資機會。

企業家宗慶後也吐槽中國畸高稅率認為，中國實體經濟稅費較高，導致企業生存不下去，很多人不願意幹實體經濟。如果政府沒有錢，出台政策就向企業收稅，如果企業被榨乾死掉了，還能向誰收呢？

2016年上半年，率課題組對民營企業家稅費負擔進行調研的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表示，目前30%-40%宏觀稅負對企業來說過高，甚至可以稱作「死亡稅率」。因為中國大部份企業利潤率不到10%，30%-40%的稅費負擔會導致大多數東部沿海加工業企業處於困境之中，甚至虧損倒閉。該課題組調研初步結果顯示，企業家認為稅收負擔很重和較重的比例很高，達到87%。

李煒光說，民營企業稅負佔比一直在上升，2015年達到51.43%。2014年和2015年，中國的「總稅率」維持在68.5%和67.8%的高水平上，不僅高於發達國家也遠高於同類發展中國家。

世界銀行聯合普華永道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在全球企業總稅率排行榜中，中國以68%的稅收負擔位居第12位，高於世界平均水平。

同樣來自學界的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也認為，中國自身非常大的問題就是宏觀稅負率太高，1995年宏觀稅負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到36%，2015宏觀稅負率近達37%。

今年中國政府實行營改增，但有分析指，實際減稅效果似乎並不大，營改增過程中企業不斷反應實際負擔在上升，經濟下滑情況下，很多地方的加稅衝動不斷。

據波士頓諮詢公司2013年的研究報告，當時在美國製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國高5%；2015年，在美國低成本地區生產已經變得和在中國生產一樣經濟划算；到2018年，美國製造的成本將比中國便宜2%~3%。

對於缺乏核心技術優勢的中國製造業而言，最大的競爭力可謂是成本優勢，如果喪失了成本優勢，中國製造業幾乎只有死路一條，因此如何提振製造業已成中國必須面對的挑戰。

在李煒光看來，1978年到2015年37年間中國稅收政策與經濟增長的數據表明，中國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之間呈負相關關係，且政府支出的持續膨脹也具有擠出效應，說明中國政府長期實行的是與經濟增長不大相合的重稅主義政策。

畸高稅率其實正是中國實體經濟低迷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利潤下滑，稅率畸高的情況下，一部份中小企業只能選擇遠離實體經濟。李煒光警告，「種下重稅主義的因，就等着收經濟下跌的果」。如不下決心解決企業的稅負負擔問題，更困難的局面恐怕還在後面。

生死符之二：

泡沫經濟抽血實業

泡沫經濟對實體經濟的抽血，在近年來愈發突出，特別是樓市泡沫和互聯網金融泡沫正埋下危險炸彈，實體產業與金融行業收入差距過大加劇資本「脫實向虛」傾向。

數據顯示，11月份，中國商品房銷售面積達到13.58億平方米，同比增長24.3%，前11個月的數據超過了2013年全年13億平米的最高紀錄；前11個月銷售額達到10.25萬億元，增長37.5%。這是中國房地產歷史上年銷售額首次突破了10萬億大關。

根據中國社科院近日發布的報告，中國35個大中城市普遍存在估值過高的風險，深圳、廈門、上海、北京等尤為突出。

有分析指，中國經濟這麼多年轉型緩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資金、人力等資源過度集中於房地產行業，這意味着關係國計民生的實體產業和高新技術領域的資源將逐步萎縮，最終使得經濟呈現「空心化」，只追逐短期利潤，只熱衷炒作，最終的結果就是競爭力的喪失。

中國央行數據顯示，今年以來中國M1（狹義貨幣）與M2（廣義貨幣）的增速「剪刀差」雖然緩慢收窄，但整體格局並未改變。這說明資金進入實體循環的意願不夠強，拖慢實業投資和經濟增長。同時，今年中國新增居民中長期貸款在新增貸款中的佔比一度突破100%，其中很大一部份是個人住房貸款。

在實體經濟急需「輸血」之時，大量資金卻在金融系統和房地產市場空轉、沉澱。過度的金融化使得住房的基本功能異化，住房偏離了「居住」的基本功能，而淪為資本追逐的投資工具。

經濟學家范劍平預計，中國經濟今年增長6.7%，房地產和金融對經濟的貢獻率達到史上最大，金融業發達的英國和美國，金融增加值佔GDP比重也不過7%左右，而中國2016年上半年已經到了9.2%，這恐怕是金融業的虛胖，金融領域出現了大量自娛自樂、擊鼓傳花的遊戲。

中國房地產市場過去被賦予了過多穩增長的功能。長期以來，房地產作為中國經濟的支柱產業，每每在經濟下行之際，成為對沖經濟下行風險的頭號利器。隨着房價的上漲，房子也逐漸脫離了居住的基本功能，成為創收和穩增長的工具。民生保障功能則相對弱化，這種深層定位上的偏差，正是泡沫問題出現的根源。對於「快突破天際」的樓市泡沫，近期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明確提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泡沫經濟的超高利潤不僅抽血實體經濟，擠壓實體經濟生存空間，最致命的是這種效應示範會腐蝕實業精神。資本逐利而去，「資本運作」大行其道，無人願意投資費錢、費力、耗時的實業；整個社會心浮氣躁、急功近利。長此以往，將對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形成利空，失去原動力的中國經濟將難以為繼。

生死符之三：

民資舉步維艱難托實體經濟

實體經濟低迷一方面源於傳統實體企業受融資難、負擔重兩座大山壓迫「失血嚴重」，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民間資本信心不足。2016年，民間投資斷崖式下跌已成為中國經濟一大難題。

民間投資佔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由2000年以前的不足30%，一路攀升至2015年的64%以上。而近年來的經濟結構調整中，在傳統增長空間有限的狀況下，民間投資難以取得實質性啟動。

數據顯示，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幾年來持續滑坡，2015年增速降低到10.1%。2016年以來民間投資更經歷大幅度滑坡，下半年以來形勢更加嚴峻。今年11月的情況雖然比10月略有好轉，但1—11月的累計增速也僅為3.1%。

民企屢遭「白眼」頻「碰壁」，公平待遇未落地；抽貸、斷貸現象突出，融資難仍普遍存在；「門好進、臉好看、事不辦」，審批繁瑣依然突出；成本高、負擔重，企業苦不堪言——是中國官媒對當下民企困境的形容。

當前，中國高高在上的壟斷門檻和產業政策的藩籬仍未打破，使得民間資本仍面臨大量玻璃門、旋轉門和天花板。

民間投資是經濟三駕馬車中的重要組成部份，民間固定資產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六成，可以想見，如果民間投資長期這樣低迷下去，經濟下行壓力只會繼續加碼而不會緩解。啟動民間投資本身就「穩住」實體經濟乃至國民經濟也就無從談起。

振興實體經濟須以振興民間投資為前提。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民間投資佔投資總額的三分之二以上，其增速放緩極大地拖累了經濟增長。2016年一至三季度，民間投資增速下滑拖累GDP增速降低0.3個百分點。

針對國企主導國民經濟支柱行業效率偏低、民企又難以進入的問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給出了明確的方向，即：按照完善治理、強化激勵、突出主業、提高效率的要求，在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領域的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邁出實質性步伐。

但知難行易，打破民資「三重門」、催谷民資投資路非朝夕之功。

非公三十六條提出經年，但民資所遭遇的種種不公平待遇仍未絕跡。部份領域的國進民退更讓民資生存環境更增挑戰。

提振實體經濟迎來「尖峰時刻」

中國經濟最終還是要靠實體經濟和製造業，這是不爭的事實。當前，國際國內經濟遭遇雙重逆風，只有實體經濟擺脫低迷，中國經濟整體走出低谷才有希望。

2017是中國經濟觸底反彈的關鍵年，提振實體經濟也將迎來「尖峰時刻」。筆者認為，在制度糾偏方面，要真正改變「脫實向虛」，必須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金融等等方面多管齊下，為企業減負應避免「零敲碎打」，而應推出整體性、全域性動作。

以改變「死亡稅率」為例，近年來，中國政府在減輕企業負擔上推出了諸多措施，但效果卻並不明顯，主要原因就在於，這些減負動作都是「零敲碎打」，難以發揮整體性、全域性作用。若想跳出歷史週期率的影響，唯有實質性推進改革，不再與民爭利。減稅是必由之路，也須為未來稅制改革留出空間。此外，為企業減負還要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減少審批環節，降低各類仲介評估費用，降低企業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

在遏制產業空心化方面，讓樓市回歸到基本居住功能，減少金融屬性，防控泡沫風險失控是重中之重。殲滅樓市泡沫，必須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根本而言，樓市泡沫能否化解，直接關乎實體經濟能否轉型成功。從某個層面上而言，解決高房價問題就是控風險。

2017年，中國將正式進入「十九大時區」，在這個大背景下，「穩是主基調」的特別含義就不言自明，而提振實體經濟將是「穩增長」重要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