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夫

中美貿易戰暫告一個段落，然而專家指出，中美關係再也回不到從前，2020年兩國或將面臨更多波折和起伏。專家指出，當前中美之間已經顯露端倪的「冷戰」苗頭，兩國元首和決策智囊需要一個底線思維，一句話概括就是：鬥而不破。對於中國而言，將中美爭端控制在有限範圍內應成為戰略底線。

回眸己亥，中美貿易戰硝煙瀰漫，雙方短兵交接持續纏鬥了22個月，終在2019年歲末宣布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然而，兩國無人對中美關係前景感到樂觀。專家認為，當前貿易停火不過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展望2020庚子年，中美關係或將遭遇更多波折，一場更加持久的「冷戰式」衝突剛剛開始。基辛格博士感歎，中美關係已經回不到從前，兩國正行走在冷戰的山腳下。

對此，中美專家呼籲，基於現實的根本利益，兩國應冷靜理性處理，雙方都需要有與「魔鬼」做交易的勇氣和智慧，採取真正而緊迫的行動，讓政府和社會兩個層面「再掛鈎」，而不是「脫鈎」。長期以來中美兩國達成默契的「求同存異」和「政經分離」的方針仍應堅守，而將爭端控制在有限範圍內應該作為戰略底線，這將為中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贏得更多的戰略機遇期。

貿易戰暫告一段落 且慢歡呼鼓掌

中美貿易戰難解難分，一波三折終於暫告一段落，終於劉鶴副總理於2020年1月13日至15日率團訪問華盛頓，與美方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協議的達成防止了中美貿易戰的繼續擴大對雙方與世界經濟的不利影響，為下一階段談判創造了良好氛圍。但也有專家認為，對其結果的樂觀評估應謹慎，不應過分誇大，尚未到歡呼鼓掌時。

第一，從協議的動機看：這一協議的達成在很大程度上是雙方特別是美方的臨時需要，有較大的偶然性色彩。

從2018年上半年開始，美方一直堅持中方進行「結構性改革」是達成任何中美貿易協議的前提，而且堅持雙方的協議應該是一次性、全面性協議而分階段、非全面協議，以「畢其功於一役」。但這次協議的達成超出了一般人的預料：在中方承諾大量進口美國農產品、只承諾進行部份結構性改革的情況下，美方改變了原有的堅持，與中方達成了階段性的、非全面性的貿易協議。

專家認為，這不是由於美方或中方的根本立場發生了變化，而是雙方特別是美方的臨時需要。協議的達成有較強的臨時需求與偶然性色彩。

對美方而言，大選在即，特朗普擔心幾個農業州的選票因受中美貿易戰拖累而流失，同時由於特朗普在國內受到彈劾調查，迫切需要一個協議來為自己作經濟上的背書。對中方而言，當前經濟發展形勢嚴峻，也需要停戰來喘口氣。

第二，從協議內容看：已有貿易戰的規模與強度並沒有降低多少，而且雙方的深層結構性矛盾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貿易戰今後仍可能擴大。

此次協議，美方保持了對第一批、第二批針對中國共計2500億美元對美出口產品(佔中國對美出口一半左右)加徵的25%的關稅，只是將第三批針對中國1200億美元出口產品的加徵關稅從15%降低到了7.5%。而且，美方仍然保留了以後繼續加徵關稅的權利，這對於市場而言仍然是一種不確定性。

雙方協議的主要內容雖然包含了部份美方要求的結構性改革內容，例如知識產權保護與強制技術轉讓等，但遠沒有達到美方的期望。因此，雙方的深層結構性矛盾尚未得到很好的解決。美方將來(特別是2020年大選後)很可能以此為由重新恢復乃至升級現有貿易戰。

同時，儘管美方一直強調協議的執行機制，但協議的未來執行絕不會是一帆風順的，而美方將來也很可能以第一階段協議執行不力為理由，重新恢復乃至擴大貿易戰。

第三，美方的小「讓步」不表明美方「服軟了」或者「輸了」。

從表面上看，此次協議的簽訂，是美方作了「讓步」與妥協，不再堅持要求中方進行一次性、全面性結構改革。但如果有人據此認為美方「服軟了」，或者「輸了」，那就太片面了。

首先，美方只承諾減免部份第三批加徵關稅產品的7.5%的加徵關稅，沒有其他任何付出，但換取了中國的部份結構性改革與大量農產品的購買，可以說是「讓步」很小、獲益巨大。這是明面上的成本與收益對比。

其次，無論中國是否真的進行結構性改革、是否真的切實履行已有協議，美方都有其他手段達到其最終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不能認為美方「服軟了」或者「輸了」。

因此，貿易專家建議，中方應以主動的結構性改革推進中美第二階段貿易談判，徹底解決中美貿易衝突，並改進自身發展機制，釋放內部經濟活力，促進經濟更健康的發展，可謂「一箭多雕」。

中美關係回不到從前

大陸學者周志興指出，即使雙方已經簽署了貿易協議，也只是暫時性的，從現在的態勢看，貿易戰的告一段落，更像是雙方喘一口氣或者是倒退一步而蓄積能量，準備再次出拳，也許這一拳會更加有力。因為貿易戰的結束，美國反對中國的聲音會更加集中在人權、南海、台海等問題上，那將是更加需要認真應對的問題。用基辛格的話說，中美關係回不到以前了。

聯合國貿發會議資深經濟事務官員梁國勇指出，中美貿易戰史無前例，對應的現實情況也異常複雜。在貿易戰「打」與「談」的過程中，貿易和科技、金融、投資等問題交織，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交織，而國際政治又與國內政治交織。以大歷史的視野看，中美貿易戰無疑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經濟體之間的一場經濟交鋒，而這場空前的交鋒又發生在文化和意識形態差異很大的守成大國和崛起大國之間。如果不加以有效管控，貿易戰可能成為一場經濟冷戰乃至全面對抗的前兆。

耶魯大學教員，摩根士丹利亞洲前主席斯蒂芬·羅奇也認為，無論貿易休戰與否，美國與中國之間曠日持久的經濟角力已經開始。當前戰事的停火只不過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這很可能是一場持久的冷戰式衝突的開始。

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崔立如認為，在戰略競爭的主題下，摩擦與緊張將成為中美關係的新常態，兩國關係當下的緊張和相當一段時期內所要面對的挑戰和困難，從根本上說是源於中美關係已步入從舊關係格局向新關係格局過渡的歷史進程。

首先，中國實力地位大幅提升，兩國差距顯著縮小，尤其這一趨勢可預期地持續發展，使中美之間的實力對比正形成新的平衡模式。

其次，美國對華戰略定位作了重大調整，中國被確定為主要競爭對手、主要挑戰者和「修正主義」國家。這一調整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對華戰略態勢，也改變了中美關係發展的動力學。以加強防範、制衡和對沖措施為標誌的戰略競爭取代了對話、交往與合作，成為新時期中美關係的主導面。

第三，中美兩國在經貿上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關係，隨着中國經濟能量的全面提升其影響已遠遠超出雙邊關係範圍，成為全球經濟供應鏈和價值鏈極為重要的組成部份。

中美各自都處在經濟、政治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段，國內政經局勢的複雜變換伴隨高漲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激情，對當下中美之間重大議題的處理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牽制。

如「求同存異」和「政經分離」方針是否能持續。長期以來，中美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兩條方針在雙方領導層得到持續的認同，並在政策運作層面保持微妙的默契。顯而易見，當下華盛頓甚囂塵上的「脫鈎」主張，實際上就是要拋棄這兩條方針。美國國內在這一問題上的辯論及最終形成的政策導向將對中美關係的未來走向產生重大影響。

再如，中美能否達成在亞太地區和平共處的政治和安全共識。這個大問題涉及中美兩國對以下重要議題的戰略和政策考量：台灣問題、南海問題、朝核問題、地區安全架構問題。在戰略競爭已主導中美關係的大態勢下，雙方對各個問題的處理顯然存在着重要的關聯。

2020年中美關係將面臨更多起伏

展望2020年，中美專家都認為兩國關係或將面臨更多波折、起伏和爭執。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席格爾亞洲研究中心教授、中國政策研究項目主任，沈大偉(David Shambaugh)預計，美國人普遍對華強硬態度會持續貫穿2020年，隨着美國總統初選和大選活動的展開這種強度態度只會有增無減。中國將成為兩黨候選人常用的出氣筒。

沈大偉指出，主張改善中美關係在大選期間會被視為是一個敗招，正如候選人喬·拜登的經驗教訓。在大多數政客和選民看來，中國在許多方面都有損美國的利益。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60%的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與此同時在中國，美國也越來越經常受到執政當局及公眾的懷疑和批評。

對2020年的中美關係不樂觀，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是貿易方面。自從「第一階段」談判結束後，華盛頓出現的共識和語境是中方「贏了」。這種觀點基於分析人士的說法，即中方最重要的承諾(主要涉及知識產權保護、進一步擴大對外國金融服務的開放，以及外來投資自由化)早已在北京的計劃當中，而不是強硬的貿易談判的成果。而且這都只是中國經濟所必需的更大範圍結構性改革的第一步。

沈大偉認為，接下來的主要問題是，還會有「第二階段」協議甚至談判嗎?看來，中國方面對滿足美國的各種「結構性改革」要求很牴觸。任何中國願意參與的這方面討論，都會有先決條件，即美國要先取消所有的關稅。這對北京來說是一個公正公平的問題，而在特朗普總統及其貿易談判代表而言卻很可能行不通。因此，進入2020年，中美關係在經濟層面仍可能是令人擔憂的。

其次，在地緣戰略、外交、政治、安全和反間諜領域也同樣存在爭議，甚至更多。

沈大偉指出，中美兩國在全球範圍內的地位、權力和影響力之爭日趨激烈，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地區不受影響。中國在中歐、中美洲和拉丁美洲、中東、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嶼的存在不斷增加，日益引起華盛頓的關注。與此同時，之前雙方在氣候變化、不擴散、經濟穩定、能源安全、走私等跨國「全球治理」領域內的合作就算沒有完全停止，也已一蹶不振。兩個大國對這些地區和問題的處理方式不同，相關高級別外交溝通也基本上停止了。

西太平洋和印太地區的軍事平衡也有重大變化。如果衝突爆發，美軍將不再享有出入自由或致勝把握。美國在該地區的同盟關係也存在極大的易變性和不確定性，而北京卻在菲律賓、韓國和泰國穩紮穩打。雙方都為應對與對方的軍事突發事件制訂計劃，進行訓練。「安全困境」已昭然若現。

在這種情形下，台灣1月11日的大選蔡英文再次勝出只會使醞釀中的緊張加劇。香港也存在類似情況。可以預計，還會不斷有摩擦，大規模示威活動也將延續。美國通過《2019年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激怒了北京，給雙方的摩擦火上澆油。另一項《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同樣也會惹惱北京當局。

沈大偉認為，這些問題都導致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很不友好，至少在華盛頓特區是這樣。從美方的角度看，目前「好消息」或建設性關係很難辨認。因此，儘管最近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過去兩年兩國關係的螺旋式下降很可能要延續到2020年。

控制爭端範圍應成為戰略底線

中美關係向何處去?這無疑是當今世界不得不直面，也不得不回答的問題。基辛格博士近期兩次就中美關係發出了迄今為止最為嚴厲的警告。一次是在紐約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年度晚宴上的講話；另一次是最近在北京召開的由彭博社主辦的新經濟論壇上。基辛格強調了相關的兩點：第一，中美正行走在冷戰的山腳下;第二，中美一旦發生衝突，將比摧毀了歐洲文明的兩次世界大戰更為糟糕。

對此，中外專家都指出，兩國之間已經顯露「冷戰」苗頭，兩國元首和決策智囊需要一個底線思維，對於中國而言，將中美爭端控制在有限範圍內應成為戰略底線，這將為中國發展贏得更多的戰略機遇期。

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認為，對美中而言，現在更重要的就是避免正面衝突。我們玩不起大國競爭的舊把戲了，不論它們看起來多麼不可避免。我們的命運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如果我們要應對面臨的經濟、安全和環境挑戰，那麼西方、中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正和關係就必須佔據主導地位。我們必須從戰略上應對這個艱難的新時代。現在，我們的全部未來都取決於我們是否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原副部長于洪君撰文指出，可以預見，在世界歷史新百年的初始階段，對我國和平崛起的最大挑戰，對世界和平發展的主要威脅，仍將來源於美國。但是他也指出，畢竟時代不同了 「魚死網破的思維，同歸於盡的衝動，兩敗俱傷的結局，都不符合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念。」于洪君說：「盡最大努力挫敗美國阻止中國和平崛起的冒險主義圖謀，努力將中美之間的矛盾和爭端控制在有限範圍內，應當成為我們嚴防死守的戰略底線。」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指出，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吳下阿蒙」，不會任人擺布，而是具有足夠的能力來抵制美國(西方)的誘惑，不會被拖入冷戰。首先，中國不想主動發動冷戰，也不想陷入冷戰陷阱的主觀意圖是明確堅定的。在領導層面，從早期的「永不稱霸」「和平崛起」到後來的「新型大國關係」、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等政策目標都表明了這種堅定性。

其次，中國也有能力抵制「大國政治悲劇」發生在自己身上，中國已經是國際大家庭的內在一分子，並且在國際舞台上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開放狀態下，越來越多的國家變成中國發展的「利益相關者」，美國不可能把中國孤立起來。

再次，正因為開放，西方在中國問題上也不再是鐵板一塊。由於中國利益的龐大，美國的「放棄」只是意味着「轉讓」，即美國把其中國利益轉讓給其他西方國家。當然，美國「放棄」中國的意圖只體現在強硬派身上，因為「放棄」中國只是行政和政治邏輯，而非華爾街的資本邏輯。

因此，鄭永年認為，儘管中美關係充滿着巨大的不確定性，儘管兩國的「冷戰」潛力也浮現上來，但只要中國以冷靜和理性的態度來應對之，中美關係並不會如美國的強硬派所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