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懿芳

湖北疫情肆虐，給今年全國「兩會」增添了不少變數，但兩會的議題依然不變，一是要以決勝態勢確保「全面小康」等一系列重要目標的達成，二是要為「十四五」發展打好基礎。另外，疫情防控、穩定增長、數字經濟將成為此次「會議政治季」的重要看點。

2020年是一系列重大政治任務的關鍵時間節點——「全面小康」的實現之年、「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三大攻堅戰」的最後攻關之年。全國「兩會」（人民代表大會與政治協商會議）除了確保既定重要任務、重要目標的達成，也將承擔新使命，展現新作為。

儘管在疫情「黑天鵝」的強烈衝擊下，今年全國「兩會」召開的日期、形式可能面臨調整。但總體來說，今年「政治季」將持續關注以下重點議題。

疫情防控：亟待立法修法

農曆大年初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罕見地召開會議，主題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以下簡稱「新冠肺炎疫情」）。

此前，湖北省武漢市等多個地區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並在全國乃至全球範圍內擴散蔓延。

1月下旬至2月中上旬，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至少7次發出戰「疫」動員令，連續作出指示，強調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

從中央到省市縣各級政府機構，迅速成立了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領導小組。中央層面的領導小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開展工作，加強對全國疫情防控的統一指揮。截至1月底，31個省市區全部啟動了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回應。人口達千萬級的武漢採取了「封城」的空前之舉。

有學者指出，在疫情受控消退之前，真正造成重大社會影響的因素並非病毒造成的肺炎本身，而是為了防控病毒傳播而採取的社會反應模式，包括政府反應模式、企業反應模式、信息傳播模式、交通交往模式、工作生活模式的變化等。

2月3日舉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議強調，這次疫情是對中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要針對這次疫情應對中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國家應急管理體系，提高處理急難險重任務能力。

2003年的SARS（非典）疫情，深刻觸動並引發了內地公共應急治理體制的改革。此後逐步實現了應急管理從單一性到綜合性、從臨時性到制度化、從封閉型到開放型、從應急型到保障型的四大積極轉變。當年的應急管理體系建設還牽動了行政管理諸多領域的改革。

例如，建立了公開透明的信息發布制度。2003年5月，國務院公布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該條例從起草到公布實施僅花了26天時間，是改革開放後出臺最迅速的行政法規。再如，在公共事務的管理上加強了黨政軍、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會的綜合協調，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創新增添了新鮮內容。此外，行政問責制度在發展中不斷完善。

以更長的任務目標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實現，也承接社會現代化新路程的開啟。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中提出了「健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制度」的若干要求，包括「健全決策機制，加強重大決策的調查研究、科學論證、風險評估，強化決策執行、評估、監督。」「完善擔當作為的激勵機制，促進各級領導幹部增強學習本領、政治領導本領、改革創新本領、科學發展本領……駕馭風險本領」等。

在「構建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部份，四中全會《決定》還指出，「健全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體制機制」，構建從中央到地方權責清晰、運行順暢、充滿活力的工作體系。

如何創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設民眾滿意的服務型政府，應是今年「兩會」上需要關注的一份答卷。

此外，就切斷危機源頭的角度看，修改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已顯得越來越必要。

近日，中國環境報社等四家單位發起建議立法禁食野生動物倡議，建議全國人大、國務院、最高人民法院及有關國家機關依法緊急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法》《動物防疫法》《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關於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相關規定，採取更嚴格的法律措施管制野生動物貿易和食用行為。

具體建議包括：根據疫情變化和最新科學研究成果，擴大法定野生動物範圍、禁止買賣和禁食野生動物的範圍；對非法食用野生動物的行為加大法律追責力度等。

同期，北京大學原校長許智宏等19名院士學者公開聯名呼籲杜絕野生動物非法貿易和食用，建議全國人大緊急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將公共健康安全內容寫入法條之中。

在2月5日舉行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習近平指出，「要完善疫情防控相關立法，加強配套制度建設，完善處罰程序，強化公共安全保障，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體系。」指出了下一步工作的重點方向和要求。

穩定增長：消除機制性障礙

根據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定調，「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是今年經濟工作開展的主要背景。而此前中央對2019年經濟形勢的判斷是「經濟面臨下行壓力」。說明2020年的整體形勢更加複雜嚴峻。

在2月政治局會議的最新論斷中，把疫情防控上升到「直接關係經濟社會大局穩定」、「事關對外開放」的高度。可以說，經濟維穩已經到了同時間賽跑的關鍵時刻。

目前普遍預測，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中國經濟的弱企穩將被打斷，今年GDP破6是大概率事件。

從外在表現看，新冠肺炎疫情與2003年的SARS（非典）疫情較為相似，一定程度上可以瞭解其對經濟的影響路徑和程度。

而進一步分析看，相比17年前，當下逆全球化、貿易戰等外部環境更差，經濟運行趨勢、增長動力結構等內部環境也已發生很大變化。中國今年面臨的穩增長難度或超預期。

恒大研究院任澤平團隊的研究報告認為，疫情持續時間、政策對沖力度將決定經濟表現。從防控得力與否推演的不同情景看，最好結果是對經濟的衝擊主要局限在一季度；最壞可能是持續時間超預期，影響全年經濟。

從行業影響看，今年上半年餐飲、旅遊、電影、交通運輸、線下教育等行業受衝擊最大。

從經濟活動的個體單元看，民企、小微企業、彈性薪酬制員工、農民工等受損程度相對更大。

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標誌性指標——脫貧攻堅看，也將受到影響。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講席教授李小雲認為，脫貧攻堅措施中有很大一部份是以二三產業為主的產業扶貧，尤其像以旅遊業為主的扶貧工程短期內將受到影響。

近日，國務院扶貧辦緊急印發相關通知，要求各級扶貧部門把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作為當前最重大的政治任務。並要求，「認真謀劃做好疫情防控阻擊戰後對因病致貧返貧群眾的幫扶工作，確保脫貧攻堅全面勝利、圓滿收官。」再從對外看，國際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兩個方面也將面臨較大下行壓力。

鑒於世界衛生組織已將新冠肺炎疫情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並給予三個月的「觀察期」。其實際影響，是「等同於一次國際經濟制裁」，或只是「一個短期的脈動式衝擊」，最終還是取決於疫情控制力度和社會管理能力。

無論從緊迫性還是中期需求看，穩定增長都將是今年「兩會」的主要議題。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的通稿中，「穩」字共出現了29處，足見這是一條貫穿今年工作的主軸線，反映了宏觀調控政策的穩定性。

另一方面，「穩」中亦有變，體現了中央決策的前瞻性和針對性。變化之一，在於中國高層對於「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原因判斷——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中表述為「結構性、體制性、週期性問題相互交織」。

中央施政的規律是「對症下藥」。既然明確提出了三大問題，也必然配套相應措施和解決方案。

分析人士認為，「週期性因素」偏重客觀性，指受環境影響造成的需求面變化。「結構性因素」偏重歷史性，指產業結構、分布、調整造成的供需變化。而「體制性因素」直指因體制弊端給經濟增長製造的障礙。

近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增加體制性問題的表述，釋放出經濟體制改革加速的強烈信號。

在疫情危機的倒逼下，相關改革力度料會加強。這些重點改革方向包括：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健全支援民營經濟發展的法治環境；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完善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對外開放繼續往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方向走；降低關稅總水平等。

1月15日，李克強主持召開專家學者和企業界人士座談會，聽取對政府工作報告的意見建議時指出，「盡可能減少政府對市場的直接干預，為企業生產經營、參與公平競爭提供更寬鬆環境，催生更多新企業，充分發揮市場主體作用頂住經濟下行壓力。」此外，「國家賬本」也是今年「兩會」的一大看點。財政安排料會加大減稅力度和應對疫情的支出力度。

有經濟學者指出，2020年以收定支，財政收入下降，疫情防控支出增加，屬預計外的支出，為避免擠壓其他民生和穩增長支出，有必要擴大赤字。

而從中長期視角看，無論內外部環境如何變化，只要及時、有序地消除機制性障礙，經濟平穩運行就將獲得堅實支撐。

數字經濟：釋放發展新動能

數字經濟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力動能，也是中國參與全球經濟競爭的重要領域。中國高層對此十分重視。在去年舉行的中國國際智能產業博覽會、中國國際數字經濟博覽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均致賀信，強調「中國高度重視發展數字經濟……正積極推進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引導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

從今年各省(區市)的政府工作報告看，多地重點發力「數字經濟」，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等成為地方「兩會」的高頻詞。

其中，浙江省將「數字經濟」作為「一號工程」全力推進。在謀劃今年工作時，省長袁家軍表示，深入實施數字經濟5年倍增計劃，做強集成電路、軟件業，超前布局量子信息、類腦晶片等未來產業，力爭2020年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增長15%。

為基本建成創新型省份，浙江將加快建設「互聯網﹢」和生命健康科技創新高地，實施科技創新尖峰、尖兵、領雁、領航四大計劃，2020年研發投入強度力爭達到2.8%。

同為經濟發達省份的廣東則提出，今年將支持廣州發揮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重要引擎作用，大力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能源智能網聯汽車等產業，建設國家人工智能和數字經濟試驗區。據悉，這是廣東首次提出建設國家人工智能和數字經濟試驗區，也意味着對區域性科技策源地的升級。

在北京市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今年強調「以更大力度促進高精尖產業發展」。抓住全球產業鏈調整機遇，實施製造業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改造提升計劃。重點發展集成電路產業，同時，推進工業互聯網、車聯網等垂直行業場景應用。

在中西部地區，發展數字經濟同樣成為眾多省（區市）的共同行動。

安徽提出，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推動物聯網、下一代互聯網、區塊鏈等技術和產業創新發展。深化「數字+」應用示範，推進建設「城市大腦」。

重慶提出，將深入實施以大數據智能化為引領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行動計劃。加快建設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集中力量建設「智造重鎮」「智能名城」。

青海提出，着力發展數字經濟。建設大數據產業園、數字經濟發展展示運行平臺，組建數字經濟發展集團，加快建設「雲上青海」。整合現有產業、企業和產品，謀劃和推動產業鏈數字化改造。

從各地實踐看，數字經濟已成為內地經濟發展最活躍也最重要的新動能之一，其發展速度遠快於整體經濟。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報告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1.3萬億元人民幣，名義增長20.9%，佔GDP比重為34.8%。據測算，到2030年，數字經濟佔中國GDP比重將超過50%。

內地經濟學者指出，中國的數字經濟已經度過起步期，進入「質變」時代。一個顯著特徵是，中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全面融合已經開始，從生產到消費，從製造業到服務業，各方面的數字化進程都在加快。下一階段，數字經濟將向更高層次、全面融合發展。在此一背景下，5G作為「新基建」也顯示出指標意義。從已披露的信息看，多數省份均把「推進5G通信網絡建設」列入2020年重點工作。有行業研究員預測，受政策推動，預計5G新建基站數量將超過40萬個。面對熱潮，也有專家提醒說，提升數字能力需防「虛火」。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信息師張新紅近日指出，發展數字經濟要防止「一窩蜂」。數字經濟與工業經濟形態運行模式不同，要用新方法應對。他認為，「釋放新動能要比打造新動能更重要」，應加強制度創新，打破與實際發展不符的各種條條框框。

從國家層面看，加強對數字經濟發展規律的理解，建立健全與之相適應的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用新思維引領新發展，應是施政規劃重點。

在中國政府的行動日程表上，數字經濟已成為對外合作交流的重點方向。

例如，今年被定為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年，雙方將加強5G通信、人工智能、大數據等領域合作。在不久前舉行的第七屆中日韓工商峰會上，中國高層也表示，將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方面開展創新技術合作，加強發展戰略對接，實現地區和平與繁榮，開啟亞洲的新時代和美好未來。

今年疫情爆發之後，數字經濟亦發揮了對國民經濟穩定器的作用。內地居民手機買菜、企業遠程辦公、學校線上授課、醫院線上問診……可以預計，在抗擊疫情的膠着戰乃至後疫情時期，數字經濟都將繼續成為政府培育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