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夫

一場貿易戰，一場疫情保衛戰，把中美關係的溫度降低到冰點以下，中美關係的民間與民意基礎已變得空前淡薄。專家分析，中美關係在疫情期間已經悄然生變。如果說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就像一面鏡子，折射出當前中美關係的狀況，那麼最終呈現出的映射中，是華盛頓政治精英試圖將對華關係推向全面對抗的戰略慣性。兩國領導人都必須意識到，當今中美關係越來越具有「類冷戰」的味道，這為中美關係健康、穩定、協調發展留下了巨大隱患，必須及時加以管控。

發生在2020年伊始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個非同尋常的全球化與世界史事件。對中國而言，二十一世紀新的十年開局不易，可謂步步驚心。長達兩年的中美貿易戰、持續動盪的香港「修例風波」、台灣大選以及新冠肺炎，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國家治理構成了連續性的衝擊與考驗。這一切的背後，似乎總有一個影子——美國。

專家指，上述每一場考驗或是美國主動策劃推進，或是趁火打劫，其戰略行動的方向始終是對中國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進程的決定性阻斷。新冠肺炎事件也遭到了美國的政治化利用。疫情之下，中美兩國未能實現充分的理解與合作，其戰略角力甚至更加激烈化。

這一系列動作反映了一個十分值得關注的重大動向，即中美關係已悄然生變，再也回不到從前了。

變化一：意識形態鬥爭變得空前激烈

進入2020年以來，一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使得中美意識形態鬥爭達到了最高潮。美國政府對新冠肺炎疫情作出的激烈反應迅速對中美關係產生了衝擊，中國外交部將之稱為「不斷製造和散播恐慌，帶了一個很壞的頭」。令問題變得更加複雜的是，在應對疫情的過程中，美國國內一些政治人物和媒體始終將目光瞄準中國的政治體制，不斷質疑中國抗擊疫情的行動，這令許多中國媒體和學者感受到，華盛頓是在將疫情「政治化」。

《紐約時報》在題為《新冠疫情對中美關係有何影響？》的文章中指出，「一場急劇惡化的疾病大流行已成為最新的、可能也是最劇烈的美中分歧因素」「對於特朗普政府內部最激烈的中國批評者來說，全球對這種新冠病毒的恐慌，為譴責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提供了新契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田飛龍指出，疫情期間美國朝野對中國的敵意毫不掩飾。

其一，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鐵幕使命」一如既往，他希望創造當年邱吉爾式的冷戰動員效果，在每一個涉及中國議題的場合極力污名化，阻止各國尤其是西方盟友對中國的深度合作與接納。

其二，美國國會「反華立法」不因疫情而耽擱繼續「無異議推進」，最近的台北法案進一步刺激中國主權利益底線，挑戰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礎。

其三，美國在武漢疫情爆發後即刻採取了過度反應的限制性旅行與貿易措施，帶動其他國家跟進，不符合世衛組織在確定疫情屬於「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時給出的具體政策建議，也不符合世衛組織關於非歧視及全球防疫合作的政策倡議。

其四，在病毒起源「陰謀論」上對中國的攻擊和誤導，直接損害中國國家利益與形象，也妨礙了中美在抗疫事務上的有效合作。

其五、在人權領域，雙方公開叫板。美國最近發布了2019年年度人權報告，聲稱中國人權和法治狀況在這一年惡化，並指責中國在西藏、新疆、香港等的政策。而中方也迅速發布了《2019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用全文約2萬字的篇幅指出了美國在多個方面存在的侵犯人權的問題。

如此公開、激烈、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鬥爭，在中美關係史上十分罕見。

變化二、中美經濟「脫鈎」暗流湧動

中美貿易戰使「中美脫鈎論」浮出水面，而一場疫情使這種論調吸引了更多擁躉。過去數週，一股有關疫情將加速中美經濟「脫鈎」的聲音不時在美國媒體出現。梅肯研究院亞洲研究員柯帝士．陳（音譯）表示，與貿易戰相比，新冠病毒加速了美中「脫鈎」。

美國智庫Milken Institute的分析師也認為，新冠疫情將比貿易戰更能加速美中之間的「脫鈎」。美國商務部長羅斯說，中國疫情有助於美在華投資企業回歸，這有助於美國製造業的振興。還有更為冷酷的美國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說，就算是新冠疫情重創中國經濟，美國也不會取消對中國加徵的關稅。

這是一種典型的戰略上的「零和遊戲」思維，不是理性的合作與全球化思維。有中國專家認為，這顯示美國隱性期待中國經濟在疫情打擊下迅速衰退及與全球產業鏈脫鈎，完成貿易戰的基本戰略目標。

亦有專家指出，這場疫情給全球交通運輸和供應鏈造成的衝擊足以讓人們看清，中美之間若是脫鈎會產生怎樣的後果。華盛頓等地某些人越來越熱衷用「脫鈎」這個詞彙來描述他們想像中的未來中美關係，他們提出的言論和政策不禁讓人聯想到冷戰期間美蘇關係的狀態。撕下外交辭令中虛偽的客套，這種罔顧史實、不計後果的「脫鈎」目標包含兩方面的內容：第一，竭力維持美國在全球的霸權；第二，給中國製造各種壓力，撬動並摧毀中國的政治體系。

不幸的是，短期內，這場疫情可能會助長脫鈎支持者的氣焰。他們的邏輯是，只要切斷和中國的聯繫，還有人提出要重建美國製造業，那麼就可以使美國的地位免受不利經濟和健康因素的潛在威脅，利好良多。

儘管有人說脫鈎已經在上演，但認為想脫鈎就能脫鈎是荒唐可笑的，如今，中美的雙邊貿易和投資，以及中國和所謂美國最親密盟友之間的貿易和投資，加上其他形式的交流，已達數萬億美元的規模，牽涉到幾十億的人口。

就經濟而言，當前氣候變化和疾病疫情等全球性風險急需各國加強協作相互扶持，在這種情況下，切斷經濟交流的做法無異於兩敗俱傷。面對目前的「脫鈎」迷思，更多分析認為，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完備的工業體系，很難被替代。

中國美國商會新任主席葛國瑞表示，他本人與商會均不支持美中「脫鈎」的觀點。據葛國瑞透露，從商會會員企業高管們的回饋看，在華美企依然對中國經濟抱有信心，擔憂情緒還未顯現。現階段，在華美國企業更關心怎麼解決當前存在的問題，如何調整生產經營計劃。從全球角度看，中國作為全球供應鏈的重要一環也將持續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

美國政府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紐約時報》文章指出：「從一開始，特朗普政府內就分為兩派，一派是支持與中國建立強大商業關係的貿易派，另一派是主張兩國經濟『脫鈎』的國家安全派。儘管與中國展開了一場破壞性的貿易戰，但特朗普傾向於站在（財政部長）姆欽領導的貿易派一邊。」

專家指，雖然摩擦無法停止，但中美產業鏈的緊密掛鈎也讓中美根本無法脫鈎。今年適逢美國總統大選年，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作為「敵人」，拿中國說事、製造貿易摩擦、把國內問題推給中國，這都是拉票的手段，但與中國徹底脫鈎對美國的利益並沒有好處，在中美貿易摩擦的2018年，中美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額達7500億美元，不減反增就是證明。

變化三：輿論環境進一步惡化，民間基礎進一步受到侵蝕

2020年年可以說是兩國輿論戰全面爆發的一年，美國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眾議長佩洛西等人，在對華問題上幾乎到逢華必反的程度，完全不顧及其身份。在這些政客的煽動下，對中國最強硬的聲音已成功主導了對話，在貿易戰、香港的抗議活動，以及目前遏制冠狀病毒的鬥爭等議題上——這些美國政客都對北京發起了猛烈抨擊。

彭斯多次發表對華政策演講，雖然言辭有所收斂，稱華盛頓仍願與中國合作，否認特朗普政府想與中國「徹底脫鈎」，但對中國的貿易、香港、台灣、宗教等政策進行了全面抨擊，並再次強調美國已改變過去數十年的對華政策，將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

蓬佩奧不僅將美國抗擊疫情不力甩鍋給中國，而且一直堅持將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武漢病毒」，在最近還就中國人權問題發表聲明，猛烈攻擊中國人權狀況，涉及地區從新疆、西藏、澳門到香港，涉及職業從記者、律師到上訪者等及其家人，範圍廣泛，用詞極狠，甚至宣稱中國在新疆的記錄為「世紀污點」。

在2月14日慕尼克安全會議上，美國眾議長佩洛西佩公開說：「中國正試圖通過其電信巨頭——華為，來輸出其『數字專制』，威脅那些還沒有採用他們技術的國家實行經濟報復。」

同時，中美兩國媒體也展開了輿論對攻。美國媒體對中國疫情之政治化解讀與攻擊超越底線，典型如《華爾街日報》的「中國病夫論」、《紐約時報》的「中國抗疫模式專制論」等。這些來自主流媒體的歪曲解讀既反映了媒體輿論的價值取向，也反映了潛在讀者群的審美期待。對此，中國媒體持續發表措辭辛辣的評論予以回擊。

兩國政府隨後分別對媒體開刀也十分罕見。針對《華爾街日報》發表「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論之後，中國驅逐了三名美國記者。美國立即變相驅逐了中國記者，宣布將減少中國官方媒體在美國可僱用的中國籍員工名額，從現在的大約160名，銳減至100名。而此前，美國還將新華社、《人民日報》等五家中國新聞機構在美國的分支機搆列為駐美外交使團，要求它們向國務院登記在美國的僱員和財產。

輿論環境的惡化，導致兩國之間民間觀感呈現快速惡化的態勢，民意基礎進一步受到侵蝕。推特等社交媒體上，時常能看到兩國網友對罵的場景。而這種惡化實際上從2019年兩國貿易戰爆發就已經開始了。皮尤中心的一份調查顯示，美國公眾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比例，從2018年的47%躍升到2019年的60%，只有26%的美國人對中國抱有好感。

變化四：管理兩國關係的主要機制基本處於停擺狀態

中美關係歷來是既有合作也有競爭的關係，兩國在雙邊、地區和全球層面擁有許多共同利益。但是自兩國貿易戰爆發以來，尤其是2019年5月以來，矛盾和問題在缺乏管控的條件下似乎壓倒了一切，成了兩國關係主宰，推動兩國關係迅速惡化，並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發後達到頂點。兩國在芬太尼、朝核、氣候變化、抗擊疫情等諸多領域的合作幾乎被完全遮罩掉。

今年中美已建交41周年，過去中美關係發展的一條重要經驗是通過各種交流對話機制對兩國關係進行有效管控。因為中美是兩個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都有着很大差異的大國，這樣兩個不同的大國之間存在矛盾和問題很正常，核心問題是如何管控好這些問題和矛盾，使之不影響兩國關係的大局，為此兩國政府建立了100多個對話溝通機制。

2017年4月，在特朗普上臺之初，習近平主席與特朗普總統進行了海湖莊園會晤。兩國元首商定，兩國間將建立外交與安全、全面經濟對話、執法與網絡及社會與人文對話四個交流機制。

然而從截止到2020年的情況來看，四個對話機制都處於停擺狀態。不僅這四個機制停擺，一些傳統的對話機制，如中美科技聯委會、中美商貿聯委會等也處於停擺狀態，這使得中美關係呈現出一種自由落體的狀況。中美專家都呼籲，儘快重啟各項主要機制，避免使兩國關係進入不可逆的自由落體式的惡化局面。

變化五：兩國關係中一些業已形成的默契被打破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倪峰指出，過去，中美兩國在交往的過程中形成了不少默契。例如，經過二十世紀90年代期間不斷的互動，兩國都意識到，為了維護健康穩定的中美關係，當兩國關係遇到問題的時候，就將問題的處理隔離在該問題領域，不讓該問題向其他領域擴散，從而影響兩國關係的大局。

但是，分析2019年以來的中美關係可以發現，兩國在貿易領域的鬥爭以極快的速度向其他領域擴散，即便在此次疫情期間，雙方的鬥爭不僅沒有停止，而且從衛生領域蔓延至政治等多個領域。倪峰指出，自特朗普上臺以來，雙方業已形成的諸多默契正在不斷被打破，特朗普上臺伊始就將台灣問題當作在經貿問題上施壓的砝碼。自2019年以來，特朗普與美國的極端反華派相互利用，又打出了香港牌、新疆牌，這些問題和矛盾相互疊加，相互交織，共同發力，對兩國關係產生了巨大衝擊，嚴重毒化了兩國關係的氣氛。

疫後中美關係料將呈現兩個特點

不過，專家也指出，中美關係不會產生顛覆性的巨變。畢竟雙方產業鏈高度相互依賴，兩國關係千絲萬縷，在諸多重大國際問題上「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因此兩國關係總體可控，但也會出現一些新變化。展望2020年疫後中美關係演進，倪峰認為有可能會呈現兩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隨着疫情的結束，兩國競爭的節奏相較2019年可能會發生一些改變，對抗性會有所緩和。

原因有四：首先，第一階段協議的達成對兩國關係急速下跌起到了剎車或止損的作用；其二，美國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需要並且得到了已經累積了豐富經驗的中國支持和幫助；其三，2020年是美國大選年，在內有大選，外有伊朗問題、朝核問題的背景下，特朗普不太會像2019年那樣投以巨大關注；其四，在過去一年多的貿易戰中，特朗普當局已感受到中國韌性，而隨着密集對華發飆，特朗普對華工具箱的彈藥已不那麼充足。

第二個地特點是：中美戰略競爭的基本態勢仍將持續。

原因有四：其一，第一階段協議本質上是一個停火協議，而非停戰協議。最近，美國亞洲局一份研究報告甚至稱，前一段時間的中美貿易戰只是中美戰略競爭的序曲。其二，兩國在經貿領域的博弈還會繼續向縱深發展，有美國官員聲稱，前一階段的貿易戰主要採取的是關稅手段，未來將更多向進出口技術控制、投資等領域延伸。其三，美方已將意識形態因素作為對華政策的一個重要支點，這在美國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局助理國務卿史達偉前一階段對華政策的演說中表達得非常清晰。其四，美方在處理對華關係時，將更多地採用「聯繫原則」而非「政經分離」原則，這在其沒有遭受到不可承受之重大挫敗之前，不會發生輕易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