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瞻

武漢作家方方於疫情期間寫下60篇日記，隨即陷入輿論場的漩渦之中。方方日記將在海外出版的消息傳出，對其批評與質疑之聲達到頂峰。種種爭議成為觀察當下中國社會思潮的重要範本，其背後有着「陳舊」的原因，也有着「新穎」的變化。回歸常識，是理解其間爭議的重要視角。當常識缺乏共識，爭議反復顯現，且不會消失甚至愈發激烈。爭議，其實是一種開放社會的正常表現。

武漢作家方方所寫的《武漢日記》，一度引爆輿論場：譽之者稱其為「中國良心」，謗之者斥其為「造謠杜撰」。一時間，方方日記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令國人眼花繚亂。

現年64歲的方方在疫情期間困於武漢家中。從1月25日至3月23日，她以幾乎一日一記的方式寫下共60篇武漢日記，並每天更新在社交媒體之上。日記內容繁雜多樣，既有親眼所見的身邊瑣事，也有朋友所傳的疫情分析，既有對弱勢群體的關注，也有對失職群體的詛咒，既有反思疫情「何以至此」，也有批判官僚「何以如此」。

方方日記自發布伊始，即伴隨着激烈的爭議。得知日記將在海外出版後更是一度到達頂峰，「賣國」「漢奸」「人血饅頭」之語接踵而至，輿論場愈發顯得不堪與割裂。

觀察方方日記引發的爭議，背後是一系列陳舊的原因裹挾着輿論環境新穎的變化，二者相互作用呈現出如此複雜的輿論生態。其中，能看到傳統的「左右之爭」：是歌頌，還是謾罵？是揭露，還是讚揚？這類「老掉牙」的話題在「新時代」如何反思？國人亦能看到：當公共空間不斷退化時，大眾對於公共議題到底應該如何討論的迷惘，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低幼式」語言體系。

造成這一切的內在原因是如此陳舊，而外部環境變化又是如此新穎，以至於分析爭議之時需要不斷回歸常識。常識，也恰好是理解這一現象最好的視角。當常識缺乏共識，政府與國家、反思與批判、讚美與記錄等關係被不斷扭曲和偷換，爭議在其中顯現。當信息環境日益閉塞與偏激，公共討論空間不斷式微，對於常識達成共識變得愈發困難，爭議不會消失甚至愈發激烈。

爭議焦點：方方日記「三宗罪」

其一、「造謠論」

方方日記是根據自身在隔離期間的所見所感而寫，其中大部份內容與其說是新聞不如說更像評論。與其說是第一手信息，不如說是公開資料整合加上自身觀點述評。對於這樣一份以日記形式呈現並帶有極強個人色彩的作品，不少批評者以最嚴厲的事實審查標準要求，提出方方並未去現場一線，信息來源是道聽途說，不具有可信度。

不可否認，方方日記中確有失實之處。比如，一名廣西援鄂護士病情危重尚在搶救時，方方在日記中記述其已逝世。在對方方日記的批判中，此事屢次被拿出作為標靶，以攻擊其可信度乃至暗示其主觀造謠。然而，方方在次日的日記中即對此事作出更正，解釋對消息理解錯誤的緣由，並向讀者和護士家人表示歉意。遺憾的是，後續的更正卻被所謂的「批判者」有意或無意地忽略。

此外，方方在日記中多次提及來自醫生朋友的觀點，但是為避免增添不必要的麻煩，相關人士大多並未具名。秉持「造謠論」觀點的人以新聞專業最嚴格的匿名信源要求審視方方日記，認為所謂「醫生朋友」不外乎造謠手段，是地地道道的「假新聞」。可是縱觀日記全文，來自醫生朋友的觀點，極少是媒體公開報道之外的信息增量，更多是對於現狀的總結歸納。

例如，方方在2月26日的日記中大比例引述醫生朋友觀點，包括：武漢死亡人數明顯下降、新增確診病例窄幅震盪、醫院床位壓力緩解、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封城帶來極大不便、援鄂醫生急需休整。上述觀點並無新穎之處，都是對彼時最為明顯的現象總結，並非提供新聞，遑論「假新聞」？值得一提的是，對容易引起爭議的「疫情未得到控制」，方方也在日記中備註出反對觀點。

方方自己的回答或許是理解其日記的最佳注腳，「這就是個人角度的個人記錄，更多的是個人對此事件的感受，所記錄的也很多是個人事情」。她不客氣地指出，「我只是個人記錄，不需要把握疫情全貌，如果有人想通過我來把握疫情全貌，那是他自己犯傻」。

事實如此。當疫情正處於進行時，誰人能夠保證瞭解事情全貌？以個體之力記錄下所見所聞所感，正是為後來盡力拼湊還原出「全貌」盡微薄之力。方方的記錄並不全面，並不完美，但解決辦法是讓所有人都站出來，去記錄每天正在發生的事情，而不是打倒一個記錄者。

倘若有充足的證據能夠證明，方方日記充滿重大事實性錯誤，其身處武漢卻依靠臆想編造，公眾批判與抵制皆可理解。反之，是否應該回歸問題本質，思考方方日記真正的價值？對於充滿個人色彩的評述文字究竟應如何閱讀？是捕風捉影地揣測事實，還是冷靜理性地思考作者提供的觀點？

其二、「失明論」

方方在3月19日的日記中提到一個值得思考的細節。上世紀70年代末，她在武漢大學文學社時常與朋友討論文學話題。其中有三個話題被反復討論，卻無法達成共識，被調侃為「老三篇」：歌頌與暴露、喜劇與悲劇、光明與黑暗。即文學是不是只能寫歌頌文章，只能寫喜劇，只能寫社會光明面。而暴露了社會問題、描述了人間悲劇以及寫了社會陰暗面，就是「反動作家」。方方在日記中談及，後來發現時間給予了相關話題以答案：都可以寫，關鍵在於寫得好不好。

然而，時隔逾四十年，所謂「時間給予的答案」在此次疫情期間並沒能經得起審視，「老三篇」中的每一個問題都再次現身於輿論場中。在對方方日記的批判聲中，斥其「選擇性失明」者不佔少數。批評者認為，方方全然無視抗擊疫情一線的感人事蹟和其中傳遞出的正能量，看不到政府的改變與進步，偏偏將目光聚焦在痛苦、死亡、磨難之上，加之以「傷痕文學」的佐料「賣慘哭喪」，甚至以動機的角度揣度其只談「社會陰暗面」是為博得眼球，「食人血饅頭」。

然而，細讀方方日記可以發現，其間並不乏肯定與讚美：湖北武漢換帥之後肯定新任主政者成績，直言一線醫護人員是「用自己生命救人的仁心醫者」，事無巨細地描述社區義工的工作，時常感動於全國援鄂醫療隊的付出。只要讀罷日記中對於個體的描述，很難不讚美每一位為武漢抗擊疫情作出貢獻之人，他們或是官員，或是醫生，或是小販，或是司機。

但是如今的指責仿佛都在重複跨越了四十年的「老三篇」。與其說批評者未細讀日記，不如說是「非黑即白」的對立邏輯根深蒂固。肯定成績則不能揭露過錯，讚美英雄則不能反思亡者，承認態勢向好則不能叩問體制缺陷。否則，即為「選擇性失明」，即為「喋喋不休」，即為「吃人血饅頭」。當公共討論陷入二元對立的簡單邏輯之中，對於思考複雜問題的「惰性」導致各種極端言論層出不窮。理性聲音逐漸失去市場，被不斷邊緣化。

時隔四十年，公共討論的議題還在重複着「老三篇」，不得不說是令人遺憾的。但與此同時，更能體現出回歸常識的重要性。在討論公共議題時，並非二元對立如此簡單，對於問題與缺陷的反思和對於成績與進步的讚美，並不矛盾。面對低落與無助，讚美給予人力量以振奮。

將對災難的記錄描述為「哭喪賣慘」是輕佻的，面對千萬人遭受的災難，反思給予人理性以叩問，災難何以至此？未來再次發生時，能否做得更好？有人在讚美中反思，有人在反思中讚美，人人各司其職。更何況當下輿論場中，加入一場聲勢浩大的勝利大合唱是容易的，歌頌讚美之聲並不缺乏，批評反思之語更顯可貴。倘若再次回歸常識，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

其三、「遞刀論」

四月初，方方日記將在海外出版的消息傳出，對其批評與質疑之聲一度達到頂峰。批評內容主要有二：其一，三月底才截稿的日記，四月初即傳出將以英文和德文出版，不得不讓人懷疑其寫作動機。加之，方方自己曾提及《武漢日記》的初衷是約稿，故被批評者推測為事前已接受「境外勢力」條件，所謂「日記」是為蓄意抹黑中國而作。其二，「家醜不可外揚」的言論充斥在批評聲中，認為針砭時弊值得歡迎，但如果通過捏造中國醜惡形象出口國外則值得批判，乃至其中真實的負面信息也可能成為「反華勢力」的工具，成為遞給敵人的「刀」。

方方在接受採訪時對兩點批評作了回應，「約稿」是指接受中國某雜誌主編邀約所記，而接到外國翻譯和出版聯繫已是到二月底。目前日記尚未交稿，四月只是預告銷售，出版時間將初定於八月。因此，並不存在提前「蓄意」為境外出版社所作。

對於所謂「遞刀論」，方方直言，「既然是別有用心的，既然是刻意利用，出不出書？出什麼書他都會利用是不是？難道因為有人利用我們就不出書了？什麼時候中國人這麼怕外國人的？」

其實，「家醜不可外揚」的邏輯一直存在於輿論場中。尤其當疫情在全球蔓延擴散之時，國際社會對於中國抗擊疫情讚譽之聲和批判之聲皆有。因此，對外傳播「正能量」成為不少批評人士主動攬到身上的任務。然而，「家醜不可外揚」的邏輯經不起嚴謹的推敲。對於中國存在敵視的政客和團體，並不會因為「不外揚」而停止造謠污蔑，心存敵意之人難道會在乎是「遞刀」還是「尋刀」？家有醜事，不論你「揚」與「不揚」，想封住充滿偏見之人的嘴，似乎有些過於天真。

對公眾而言，在面對疫情惶恐不安時渴望得到公開透明的信息，學習值得借鑒的經驗，吸取值得反思的教訓，有益無害。如果對於失誤和過錯毫無思考，對於災難和悲劇毫不動容，以粉飾太平的「正能量」企圖求得外界的讚譽，如此而行極易使公眾產生懷疑。試問，只報喜不報憂，能獲得公眾的信任嗎？

當前，對於疫情的反思在世界範圍內進行，各國媒體均在對自己國家政府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剖析，以求在未來能夠更加有效應對。以「遞刀論」觀之，在一個滿世界「掉刀子」的輿論場，誰又會多看一眼一本來自武漢的日記？或許等到方方日記的中文版出版之時，高呼「家醜不可外揚」的廉價正能量才會逐漸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更有力度的包容與審視。

爭議背後：「舊」常識缺位與「新」環境改變

在此次疫情中，方方日記暴露出的諸多爭論，成為觀察當下社會思潮的重要範本。你來我往的激烈交鋒中，既包含傳統「左右之爭」，也不乏「扣帽子」的極端話語，甚至方方本人也常常用「極左」一詞來指代對她進行攻擊與謾罵之人。

原本觀念的多樣性是檢驗一個公共輿論場健康與否的重要標誌，正如此次疫情之中不幸逝世的李文亮醫生所言，「健康的社會不應只有一種聲音」。社會多元，輿論多樣，表達自由，這是現代的社會，開放的中國應有的特徵。

令人遺憾的是，當下公共空間爭論的議題卻暴露出對於常識尚且缺乏基本共識，討論的焦點竟和四十年前並無二致：混淆政府與國家的概念，將對於政府的批評看作「外揚的家醜」，無視「言論自由」的主體與客體，當對方不同意自身觀點時即用損害「言論自由」予以抨擊，討論觀點之時充滿對於動機的臆測，粗暴的二元對立思維仍舊橫行於輿論場之中……

「舊」常識的缺位與「新」環境的改變密不可分。在信息可以自由流動的環境之中，意見市場是不同觀點自由競爭的結果。然而，當信息發布和接收統統受阻時，公眾的觀點容易被固化，伴隨着「選擇性接觸效應」，人們越來越只願意去瞭解和自己一致的觀點，其後所接觸到的所有信息無外乎都可以歸結於「我贊同」與「我反對」兩類。

當信息的自由流動受阻，輸入的觀點越發單一和片面時，觀點本身也在發生着變化。「極端化」就是其中之一，人們對於自己傾向的觀點不斷吸取，在不停的自我印證中鞏固加強。

公眾進而開始習慣於使用抽象的極端表達，而忽視具體問題的來源和始末，對負面的揭露稱之為「抹黑」，對境外出版斥之為「賣國」，「扣帽子」逐漸開始成為公共討論的重要方式。

當人們疏於對公共議題的討論，各種「低幼化」的表達方式層出不窮，「不接受任何反駁」變成討論中的高頻詞，低幼的表達與解構不斷在嚴肅議題的討論中消磨宏大敘事的可能，將複雜事件的邏輯粗鄙化、概念化、片面化，以至於越來越多的人忽視了常識的價值，而沉浸在被不斷消解的意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