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郝沛然

近期，台灣新冠肺炎疫情加劇，經濟遭受重創，民眾不滿意度上升，而蔡英文當局在防疫、紓困過程中卻往往「政治凌駕專業、決策雙重標準」。這些都不斷印證了外界對民進黨「只會選舉、不懂治理」的判斷，充分體現了當局低下的治理效能。

一、以「討好選民」為主要特徵的普選制度限制了蔡英文當局紓困的手段和效果

當前，台灣經濟受到嚴重衝擊，部份產業淪為「慘業」，被放「無薪假」的人數向上攀升。蔡英文當局雖採取多項舉措，但細察其核心內容，仍以「撒幣」為主。以「紓困2.0」方案為例，預算規模增至逾萬億元新台幣（下同），但幾乎未見助推產業轉型升級、輔導失業人員再就業、保障食品供給、加強價格監管等一攬子綜合措施。當局對「撒幣」手段如此偏好，在於其意圖使民眾迅速嚐到「甜頭」，平息他們對當前經濟困局的不滿。至於如何化危為機、實現台灣經濟長足發展，則很少真正被考慮到。

與此同時，「散財」效果卻未有顯見，普遍有「看得到吃不到」的怨言。究其原因，補助辦法複雜，限制多如牛毛；消費抵用券對有錢人只是「錦上添花」，對社會底層則難「雪中送炭」；補貼分配比例不合理，造成新的不公平。更重要的是，紓困預算看似天文數字，但以台灣經濟體量看，仍屬杯水車薪。對此，台灣財經界人士紛紛發出「規模太小」的聲音，不少人更要求直接發放給民眾一定數額的現金。然而，這又與台灣地區財政收入和負債水平形成尖銳矛盾。

自上世紀90年代至今，台灣逐漸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直接選舉制度，「贏得更多選票」遂被一切政黨和政治人物奉為圭臬，「增補貼減稅費、大開福利支票」即為一種常見的有效手段，由此帶來決策行為短期化、碎片化的一系列後果。據統計，台灣財政收支長期失衡，並存在嚴重的債務問題：財政收入低增長成為常態，2001年更是負增長31.89%；民生福利支出佔比不斷升高，對經濟發展支出產生明顯的「擠出效應」；當局債務、縣市債務的增長趨勢從未停歇，2018年當局未償債務餘額為53801億元，比2001年增長95%。在此情形下，蔡英文當局自然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而此次紓困舉措也反過來加大台灣的債務壓力。

二、以「藍綠惡鬥」為主要表現的政黨制度決定了蔡英文當局和民進黨不願忘情於政治而專心防疫

蔡英文當局和民進黨並未將全部心思放在防疫和紓困之上，相反，它們仍醉心於大搞政治鬥爭，想方設法攻擊、打壓國民黨。

一是翻歷史舊賬，轉移民眾注意力。蘇貞昌稱，馬英九當局為應對金融海嘯曾發放現金，但這是「懶政」，效果也有限；蘇還表示，2003年SARS疫情肆虐，身為台北市長的馬英九「不配合、不積極」。二是反擊藍營批評和監督，合理化自身舉措。國民黨和馬英九曾多次抨擊當局對滯鄂台胞的冷漠、對陸配及其子女的歧視，蔡英文、蘇貞昌等表示，馬英九「立場錯誤、只講風涼話」，國民黨是「刷存在感」等。三是與藍營搶風頭，硬把功勞攬上身。首批滯鄂台胞搭乘加班機返台後，國民黨表示該黨「7人小組」曾扮演居中溝通角色；陸委會則稱，「海基會都有掌握」「兩岸雙方都共同努力」，隨後還挑出此次航班存在的「問題」。四是或明或暗推動「罷韓」。民進黨企圖利用地方黨部主委選舉之機，進一步營造、拉抬「罷韓」聲勢；該黨「立委」趙天麟公然表示，「民進黨要站在第一線」。

事實上，近30年來，西方政黨制度在台灣特定的時空條件下並未得到良性發展，相反逐漸被扭曲為藍綠兩黨過度競爭、相互毀滅的搏擊場；在此，「為反對而反對」「政黨利益高於公眾利益」的現象如同家常便飯。在疫情防控的關鍵時刻，蔡英文當局和民進黨卻大噴政治口水，完全無益於解決實際問題。

三、以「央地分權」為主要內容的治理架構無助於形成蔡英文當局和縣市政府防疫的合力

部份縣市長對蔡英文當局防疫舉措的配合態度不一，更有甚者我行我素。地方與當局關係齟齬，致使未能形成防疫合力。

一是「超前部署」，部份縣市防疫力度超過當局。新北市長侯友宜多次採取比當局還要嚴格的防疫政策，贏得當地多數民眾理解和支持；有時甚至是侯友宜先行採取某項舉措，其他縣市和當局才跟進。二是在部份議題上與當局不同調，甚至對着幹。例如，彰化縣長王惠美表示，當地一對夫婦赴湖北奔喪後難以回台，當局應兼顧人道，將滯留台胞早日接回。例如，台北市長柯文哲反對不公布確診病例相關信息，還主動透露當地隔離點位置，遭到當局警告。例如，台中市衛生局抨擊當局的口罩配送政策標準不一，當地分到的數量與實際需求有巨大落差。三是出現「地域互保」的自救現象。部份鄰近縣市由於人員往來頻繁、產業類型相似等因素，主動加強合作，形成「抱團」態勢。台北市、新北市密切溝通聯繫，通過「雙北論壇」等機制共同防疫；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苗栗縣成立「中台灣觀光推動聯盟」，統合資源應對疫情衝擊。

之所以會發生當局與縣市各吹各調的情況，是因為「縣市自治」制度為各地「本位主義」盛行留下了相當空間。自上世紀50年代起，縣市長便由當地民眾直選產生，縣市長權力來源在下而不在上。防疫過程中，當地民眾滿意不滿意、認可不認可，直接關係着縣市長政治前程；無論是「超前部署」還是「槓上中央」，都是縣市長基於選舉利益作出的「理性選擇」。此外，目前多數縣市由國民黨人士執政，因此，「藍綠惡鬥」的因素又放大了地方與當局的權力和利益博弈。

四、以「獨立建國」為主要追求的意識形態從根本上阻礙着台胞返鄉之路，也減弱了台灣經濟復蘇的力道

當前，大陸疫情防控階段性成效進一步鞏固，蔡英文當局不但沒有運用大陸累積的豐富臨床經驗與研究成果來造福台灣民眾；相反，將疫情視作推動「台獨」、實現特定政治目的之「難得機遇」。其具體行為有：停止口罩出口，拒絕援助大陸；阻撓台胞返鄉、禁止陸配子女來台，並把相關責任「甩鍋」給大陸；謀求兩岸「脫鈎」，趁機中斷交流；加緊醜化攻擊，抹黑大陸形象；以「便於區分兩岸」為名，加緊推動「去中國化」和「台灣正名」；打「悲情牌」，要求加入世衛組織等。上述行為不僅導致兩岸錯失和解之窗，台海局勢嚴峻複雜的態勢未有任何緩解，而且從治理效能的角度看，這說明民進黨作為台灣地區執政黨，根本缺失妥善處理兩岸關係的能力，並給台灣民眾安全與利益福祉造成多重負面影響。

一是身為台灣居民，竟得不到台灣當局的照顧和庇護，反淪為蔡英文對大陸施壓的籌碼。由於台灣提出「政府對政府」「按照撤僑模式」等刻意彰顯「國與國關係」的要求，上千名滯鄂台胞遲遲無法踏上歸途，連帶波及他們的在台親屬；大陸有所讓步後，蔡英文當局又出於防疫能量不足的考量，多次拒絕相關安排，對滯鄂台胞的基本權益造成損害。此外，民進黨籍「立委」還針對長期在大陸居住的台胞進行提案，要求大幅升高他們繳納的健康保險費。總之，那些與大陸有密切聯繫的台胞已成為當局眼中的「他者」和「異類」，受到差別對待。

二是兩岸「斷鏈」風險對台灣經濟的威脅前所未有。大陸市場和遊客缺失，使得島內本已凋敝的部份產業更難走出「寒冬」，觀光業、餐飲業、農業等更是首當其衝。以觀光業為例，由於台灣暫停大陸人士入境，陸客完全歸零。有學者估算，台灣1年觀光總人次可能減少877萬人次，至少百萬從業人口會受影響；就連負責相關事務的「政務委員」張景森也承認，「旅遊業預估損失新台幣1200億元至1800億元」。

五、以「挾洋媚美」為主要方向的對外政策製造了島內防疫的缺口，擠佔了台灣民眾獲得防疫物資的空間

一是對歐美防備過低，造成防疫漏洞，致使疫情在島內擴散。蔡英文當局早在2月初便將大陸列為紅色警示區域，「呼籲民眾不要前往」；同時，卻遲未提升對歐美的旅遊警示，一直到3月17日、19日才分別將歐洲、美國調升為紅色警示。當局還以「武漢是疫情發源地」為由，對從武漢返鄉的台胞加以為期兩週的集中隔離，儼然大敵當前；而近期從歐美等疫情嚴重地區返台的民眾則只需「居家隔離」。多個歐美返台航班出現確診病例後，台衛生部門負責人陳時中於4月12日才表示，「正在思考」從紐約返台者也須集中檢疫。當局基於「反中」而對大陸和歐美採取兩套標準，其結果是台灣疫情因境外移入而呈惡化態勢。

二是「量台灣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近期，台灣力推「口罩外交」，通過援助防疫物資拉近與目標國家的關係。3月18日，「台美聯合聲明」發布，台灣將每週提供10萬枚口罩給美國。4月初，當局宣布給予歐美國家1000萬枚口罩和「新南向」國家100餘萬枚口罩，並「主動考量」日本需求。然而，隨着台灣口罩產能大幅提升，島內民眾購買口罩等防疫物資的難度卻未有明顯改善，各地隨處可見排隊長龍，不少民眾抱怨連天。陳時中竟親自示範「電鍋蒸口罩」，「以利重複使用」。當局對外國實施「口罩大放送」，與島內民眾防疫物資匱乏形成鮮明對比。

六、以「派系競立」為主要標誌的權力結構為蔡英文當局的防疫工作蒙上了一層陰影

隨着台灣地區領導人新任期和民進黨黨職改選的臨近，綠營政客們為「卡」到有利位置，上演了一出出派系亂鬥、爭權奪利的政壇大戲，分散、消耗了當局防疫和紓困的精力，被批為「只為權力、不顧人民健康」。

政務方面，蘇貞昌高舉「摒棄酬庸、回歸專業」的大旗，更換數家公營企業負責人，擴充「蘇系」實力，被認為「劍指以鄭文燦為首的桃園幫」，已引發民進黨內其他派系的警覺。疫情期間，陳時中媒體曝光率高、知名度廣，已成為一些人的眼中釘，「他應該休息或參選台北市長」的呼聲不脛而走。台「內政」部門負責人徐國勇將「警政署長」陳家欽以偽造文書之名移送檢方，遭蘇貞昌公開「打臉」，也屬台灣政壇所罕見。

黨務方面，民進黨各山頭也「超前部署」，着眼於「後蔡英文時代」的接班梯次，紛紛加入到黨代表和地方黨部主委選舉中，競逐2022年選舉黨內提名的主導權。

此外，防疫舉措失誤頻頻，這是蔡英文當局治理效能低下的技術性因素。在操作層面，蘇貞昌行政團隊暴露出諸多弊端：政策朝令夕改、部門溝通不足、信息透明度低、防疫準備缺失、物資分配紊亂、危機處置失當、違法濫權明顯，相關事例不可枚舉，還釀成包括「口罩之亂」「搶購風潮」在內的一系列社會民生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