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邵宗海 澳門理工學院名譽教授

大陸官媒《環球時報》2020年4月10日發表一篇以《世界進入多事之秋，台當局悠着點！》為題的社評，就在短短1071字裡，表達了北京對台灣在疫情當前的一些「政治走向」提出嚴厲批評，並提出「勿謂我們言之不預」這句話，遂引發外界聯想是否北京可能會對台用武的可能。作者為了讓讀者更為了解目前正在發展中的台海情勢，謹將該文內容分類成幾個層面來做一番解釋：

一、「勿謂言之不預」這句話的放出，是否就是北京對台用武的攤牌？

1、《環球時報》這篇社評內容分門別類的解讀

首先，是指控台灣在近日一直配合美國猛烈攻擊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賽，另外也對台灣「外交部長」吳釗燮「吹噓台灣的『有效防疫』是台灣『以民主模式抗疫與中國威權體制最大的不同之處』」，認為拿抗疫來稱讚這種體制，是不倫不類，因為所謂「民主國家」已在本次疫情的擴散中全面陷落。而且該報並主張「防控的事，最忌諱提前吹牛」。對於台灣在疫情受到的衝擊雖比日韓低了點，但馬上自我膨脹，說要與世界分享台灣的抗疫模式，算是沒見過世面的井底之蛙。

其次，該社評也指出民進黨當局無法辨識當前世界變局中的那些關鍵動向，導致他們就認準了一條：圍着華盛頓的指揮棒轉，用對美國的忠誠來換取安全，化解「台獨」傾向帶來的不斷增高的風險。社評上說，華盛頓日前上演了「甩鍋劇」第二季：攻擊世衛組織。但全世界都看得很明白，沒有一個國家政府會跟進，聯合國更是堅決站到了世衛和譚德賽的一邊，只有台灣給出了跟着華盛頓咬譚德賽的唯一「官方聲音」。

第三，特別提醒跟着美國走的後果很危險，在社評中奉勸台灣當局「休要為了自己的政治私利而將台灣加速搞成中美對抗的火藥桶，它需要少往中美矛盾最承重的焦點上湊，不要讓台灣問題導致中美的攤牌」，至於那樣的結局會是什麼？社評說，台灣可能面臨的損失將注定是不可承受的：「莫說爆發戰爭，即使中美在台灣問題上全面對峙，對台灣社會的影響也將是災難性的」。所以，社評奉勸民進黨當局：「不要以為把美國的大腿抱得越緊，他們的政治得分就可以越無限地高下去，台灣的激進路線也因此越安全」。因為這樣堅持下去，社評說：「隨着中美的分歧加深，也隨着華盛頓在威逼中國大陸的方向上越走越遠，台當局的誤判和輕率行動有可能導致台海地區成為新冠疫情嚴重衝擊世界秩序後的一個爆發點」。

第四，社評點出：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把世界帶入二戰後最為嚴重的失序和動盪，而美國對疫情採取錯誤的地緣政治反應，將是世界面對的最大風險。所以，「大國關係將面臨嚴重考驗，而所有大國關係中疊加最多對抗性因素，也最容易被互不信任擠爆的就是台灣問題」。

最後，也應該是這篇評論中最重點所在：台灣當局「需要少往中美矛盾最承重的焦點上湊，不要讓台灣問題導致中美的攤牌」，那樣的話對「台灣的損失將注定是不可承受的」。當台灣不具備在一個大博弈中扮演活躍角色的資本，自以為是地鋌而走險一定會招致沉痛的代價，因此盼能緊記「勿謂我們言之不預」。

2、「勿謂言之不預」的提出，是否意謂下一步就是動武

但外界多數則是比較偏重在這一句「勿謂言之不預」的再次強調，可能引發的嚴重後果，譬如說，過去至少有三次北京對外軍事用武之前，都曾出現過這句話的警告，主要在凸顯說「北京不希望開戰，但置之不理仍恐逼其動武」。作者謹簡單將其敘述如下：

就「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這個歷史事件來解說：印度在獲得獨立之後，一直在「中印邊界」未定的領土問題上，與當時中國的國民政府洽談，但一直未能達成一致的共識。1962年6月起，印度當時總理尼赫魯突然提出「前進政策」，聲稱中國不應佔據西藏，引發中印邊界的糾紛。當時印軍曾向中國邊防軍開槍攻擊，中國軍人死傷數十人，印軍隨即進入中國境內建立軍事哨所。同年9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是可忍，孰不可忍》社論，提出「勿謂言之不預」這句話，警告印度政府，應立即從邊境撤軍，否則中方將使用武力。10月20日，由於印度不願撤退，中國軍隊開始攻擊印度，終於爆發中印邊境戰爭。最終中國以戰術性勝利，讓雙方退回到是彼毗「實際控制線」的邊境。

再以「1969年中蘇珍寶島事件」舉例說明：1967年到1969年初中國和蘇聯雙方在邊界上的若干地方，比如烏蘇里江上的七里沁島和珍寶島，不斷發生巡邏隊衝突，從對罵到推搡、棍棒武鬥等。1967年7月3日，新華社於發表通訊《我外交部向蘇聯提出強烈抗議》，指「中國廣大革命群眾決不容許你們在中國領土上從事危害我國國家利益的活動」。同時也「就蘇聯駐華商務代表處人員在我國非法進行竊取情報的活動我國外交部向蘇修提出強烈抗議」，文章結尾處更點明「如果你們硬要一意孤行，繼續搞非法活動，中國方面將採取必要的措施。勿謂言之不預也」。1968年開始，中國已經準備在中蘇東部邊界進行武裝行動。1969年，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批准，瀋陽軍區在該年3月在珍寶島進行「珍寶島反擊戰」，不過「規模盡量要控制在一定範圍，即這是一場局部的邊界衝突」。1969年3月間，中蘇雙方在島上發生武裝衝突，最終事件是以中方的勝利告終。

最後以「1978年中越邊界戰爭」來舉例說明： 1975年越戰結束，越南統一之後，開始對位於中越邊境的陸地、以及南海諸島提出主權要求。在1978年，中越邊境上發生了規模雖小但次數相當頻繁的軍事衝突。

中國認為越南的舉動威脅了中國國境安全和影響了東南亞的局勢穩定，為了捍衛主權，進而對越進行自衛還擊戰。1978年9月起，中越雙方開始相互指責對方軍隊越界。《人民日報》於1978年12月25日當天發表社論，告知「我們要嚴正警告越南當局，如果你們仗恃有蘇聯的支持，得寸進尺，繼續恣意妄為，必將受到應得的懲罰。我們把話說在前面，勿謂言之不預」。這段話表達了中國方面的開戰意圖，於是1979年2月12日，北京中央軍委下達《中越邊境自衛還擊作戰命令》，於2月17日從廣西、雲南方向同時發起對越自衛還擊作戰。最終，中國將越軍擊敗並取得勝利。

從上述例子的說明來看，「勿謂言之不預」這句話在每次軍事衝突之前的出口，確導致了稍後戰爭的爆發。所以中國大陸這次在《環球時報》一篇社評中也提出這樣的說辭，當也引發外界的特別注視。

3、也有「勿謂言之不預」被提到，但產生的結果也並非只有「戰爭」一途

當然，不管是官方或官媒曾經提到過「勿謂言之不預」，也並非所產生的結果只有「戰爭」一途。譬如說，2018年4月6日，針對中美貿易爭端，新華社在其微博「新華視點」帳號裡發布了《新華微評：「勿謂言之不預！」》，警告美國不要加劇貿易衝突，表明中國有能力對潛在的進一步的貿易戰作出反應。

另外2018年12月9日，針對加拿大逮捕孟晚舟事件，《人民日報》在微信公眾號刊文《中國對加拿大採取行動了，釋放了三個強烈信號！》，在文末也寫道：「鬥爭形勢很複雜，但中國不是嚇大的，放人是必須的。勿謂言之不預也！」

又如2019年5月29日，《人民日報》在三版國際論壇版塊發表署名為「五月荷」的文章《美方不要低估中方反制能力》，文章稱「毫無疑問，美方想利用中國出口的稀土所製造的產品，反用於遏制打壓中國的發展，中國人民決不會答應」。文章結束之前，再提到「貿易戰沒有贏家。奉勸美方不要低估中方維護自身發展權益的能力，勿謂言之不預」。

這三則事件，因為均有提到「勿謂言之不預」這句話，可是到目為止，中國與另外衝突的一方，彼此並沒有產生軍事衝突的結果。較有說服力的說法，可能在不涉及到領土主權之爭的事件中，不是完全以軍事手段來解決。

但是對台灣來說，《環球時報》4月10日的這一句「勿謂言之不預」，事先警告的成份還是居多，但最後是否採取「戰爭」一途，仍需繫於中共決策體系這一層面的決定才能論斷。不過，當官媒或官方已表態有「勿謂言之不預」的發話，就表示這也在決策體系裡應有所準備，才會給予官媒或官方發言的授權，所以台北聽到來自北京有「勿謂言之不預」的發表，應該是不能悼以輕心，仍需謹慎以對，因為「台灣問題」在北京對台政策中，畢竟仍是一個核心問題。

二、那麼決策體系在中共體制上，「對台動武」的決定應該是置於何處

在作者的一本著作《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共決策機制》之中，序論部份就提到中共一向強調「以黨領政」，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具體表現當為它對國家各方面事務們政治領導、組織領導、與思想領導。

而且在《人民日報》1954年11月8日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國國家機關組織和活動的原則」的文章裡，其中有明確提及「黨的領導是國家機關組織與活動的基礎，黨對國家機關領導作用的最高表現，在於國家機關解決一切重大問題時都是按照黨的決議和指示」。以此來說，在中共體制上，決策是在黨中央，更明確的說，是在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的會議裡完成。

所以，在《環球時報》4月10日有發表「勿謂言之不預」這一句話的前二天，即在4月8日，即有發自北京新華社一份新聞稿，報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在該天召開了會議，聽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和全國復工復產情況調研彙報，分析國內外疫情防控和經濟運行形勢，研究部署落實常態化疫情防控舉措、全面推進復工復產工作。

1、習近平有指示「我們要堅持『底線思維』」，應怎樣來體會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4月8日當天主持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其中，習總書記在會上指出，「當前我國疫情防控階段性成效進一步鞏固，復工復產取得重要進展，經濟社會運行秩序加快恢復。同時，國際疫情持續蔓延，世界經濟下行風險加劇，不穩定不確定因素顯著增多。我國防範疫情輸入壓力不斷加大，復工復產和經濟社會發展面臨新的困難和挑戰。面對嚴峻複雜的國際疫情和世界經濟形勢，我們要堅持『底線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

這個談話裡出現了一個關係詞「底線思維」，更詳盡一點的是：「底線思維」全稱應為「習近平提出的底線思維」，是習近平自2012年擔任最高領導人後，在多個場合強調的內容。對於這個黨員而言，就是做到在黨紀、法規等各個層面「不與黨中央提出的要求相悖」。

若再把「底線思維」一詞說得明確，也可把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2019年6月25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報告內容再提交出來，就更可說個明白：

「底線思維」就是「要求我們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而堅持底線思維「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也是認識把握外部環境深刻變化和我國改革發展穩定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有效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的必然要求」。同時堅持底線思維，也「需要學習科學理論，增強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多次強調要堅持底線思維，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這樣才能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

文中也說「堅持底線思維是認識把握外部環境深刻變化和我國改革發展穩定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維護國家安全、保持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內在要求」。

最主要的是有三點：一是「底線思維具有系統性、功能性，着眼於整體目標和全局利益的實現」。而「我們堅持底線思維，防控各種風險，最重要的是防控有可能遲滯、阻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全局性、系統性風險」。

二是底線思維具有目的性、價值性，以實現和維護一定利益和價值為旨歸。文中提醒「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我們堅持底線思維的總體價值目標」。

三是底線思維具有預見性、前瞻性，着眼於防患未然、化危為機。所以「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只有預先看到前途和趨向，及時察知萌芽中的危險，事先做好計劃準備，才能駕馭事物發展進程，減少風險、化解危機。底線思維與戰略思維一樣，均具有未來導向」。

至於堅持底線思維的實踐要求，則是提醒：「當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處於關鍵時期」。對於「發展關鍵期、改革攻堅期，往往也是矛盾凸顯期」。因此在文末有鼓勵「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幹部要本着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的態度，善於運用底線思維，勇於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艱難險阻，牢牢把握主動權」。

2、「底線思維」就是針對台灣問題，希望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我們再次來回頭想一下，在上面「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於《人民日報》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幾個重點：「底線思維」就是「要求我們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以及「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事先做好計劃準備，才能駕馭事物發展進程，減少風險、化解危機。底線思維與戰略思維一樣，均具有未來導向」。

是不是說明了堅持「底線思維」，就不會過於衝動的作出很粗糙的決策？而且對國際上的一些爭議、或在兩岸上的一些問題，不就是要從這個思維來考量？

而且堅持底線思維的實踐要求，是提醒：「當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處於關鍵時期」。另堅持底線思維則是「認識把握外部環境深刻變化和我國改革發展穩定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維護國家安全、保持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內在要求」。

最重要的提示，是文中所說：「我們堅持底線思維，防控各種風險，最重要的是防控有可能遲滯、阻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全局性、系統性風險」；「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我們堅持底線思維的總體價值目標」。

因此，看到下列用語：「當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處於關鍵時期」、「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內在要求」、以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我們堅持底線思維的總體價值目標」。

不就說明了「底線思維」也是針對台灣問題，希望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所以，外界若來看中國大陸將是如何解決「台灣問題，對一些官方批判或官媒類似」的放話，仍宜注意到黨中央決策層面應是什麼樣的態度、或決策方向，適度建立起對台政策的正確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