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史

隨着農曆庚子年的到來，香港局勢迎來根本性轉圜，中央調整治港思路的舉措亦逐漸顯現。從「封疆大吏」駱惠寧履新香港中聯辦主任，到中央加速建設澳門金融中心、賦予澳門更多功能定位，一時間，類似「中央將用內地化手段管理香港」「澳門將取代香港地位」等論調甚囂塵上。

筆者認為，所謂「窮則思變，變則通，通則久」，中央此番調整治港思路，正是基於對過往問題的反思而作出的「大破大立」式的改革。港人應理解的是，中央無論如何調整，出發點都如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新年賀詞中所言，「真誠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香港繁榮穩定是香港同胞的心願，也是祖國人民的期盼。」香港各界應積極因應、主動配合，把握變化中的正能量，進而形成合力，助推香港再起航。

理解中央關鍵任命的深層用意

歲末年初，國務院先後作出兩項關鍵人事任命，一是2019年11月，任命鄧炳強為特區政府警務處處長；二是2020年1月，任命駱惠寧為香港中聯辦主任。在香港局勢出現轉機的關鍵時刻，這兩項並無關聯的人事任命實則暗含中央對完善香港特區管治的雙重深層次考量。

一來，中央在破解香港困局的問題上，已樹立主動求變的決心。

駱惠寧和鄧炳強，一個是在內地有着豐富地方管理經驗的正部級高官，一個是在香港警隊服役超過30年、兼具內地辦案經驗和國際視野的資深警官。鄧炳強上任之初，即策劃實施了對香港理工大學的「圍而不攻」策略，在有效打擊暴力活動、降低損失的同時，重挫了暴徒的囂張氣焰。駱惠寧調任香港中聯辦的消息甫一報出，香港和內地媒體便廣泛關注，並稱之為「不拘一格的用人之舉」「非常時期非常之地的非常之舉」。上任第一週，駱惠寧便第一時間會見媒體，馬不停蹄地訪問深圳，拜會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展現出清晰的管理思路和高效的執行力，有利於進一步團結愛國愛港力量，盡快實現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的最緊迫任務。

香港剛經歷了「回歸祖國以來局面最為嚴峻複雜的一年」，中央此時對主要涉港事務部門主官和香港紀律部隊核心首長兩大關鍵位置作出調整，體現出中央通過緊抓「關鍵少數」實現「以變應變」的策略。

二來，中央在處理涉港事務的思路上，已作出破除部門壁壘的調整。

香港中聯辦的前身是新華社香港分社，成立於1947年5月，由中國著名外交家喬冠華任首任社長。該機構自2000年1月改組為香港中聯辦以來，從姜恩柱到駱惠寧已先後經歷六任主官。值得注意的是，姜恩柱由中國駐英大使調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後續任香港中聯辦主任，高祀仁、彭清華均為副主任轉正，張曉明、王志民更長期在港澳辦、中聯辦系統內任職，分別由港澳辦副主任、澳門中聯辦主任調任，五人均屬涉港系統內部調整。駱惠寧則是20年來首位未有直接涉港工作經歷，而擔任過內地兩個省份省委書記的香港中聯辦主任。

北京資深港澳研究學者對筆者表示，由於複雜的歷史原因，中央長期在處理涉港問題上存在「九龍治水」的現象。從中央層面看，設有一名中央領導人牽頭的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正部級涉港事務部門則包括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等多個單位。從中央駐港機構層面看，形成以香港中聯辦、外交部駐香港特區特派員公署和解放軍駐香港部隊為主的三角型架構。香港中聯辦在很大程度上發揮着居中協調、聯絡的重要作用，加之港澳問題專業性較強，長期以來中聯辦的人事變動基本都只停留在系統內部，張曉明和王志民便是典型的港澳事務「專官」。

駱惠寧赴任香港中聯辦，既是在當前局勢下扮演「救火隊長」的角色，更是中央以具備地方行政主官經歷的官員來溝通協調涉港事務的「一步妙棋」。藉此破除涉港事務部門長期的用人壁壘，有利於形成更為科學的用人導向，對創造性推動「一國兩制」在港實踐將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抓住澳門打造金融中心的歷史機遇

回望2019年的香港和澳門，可謂「冰火兩重天」。在香港陷入反修例運動引發的泥淖之際，澳門則迎來了回歸20周年的高光時刻。習近平澳門之行甫一結束，中央一系列惠澳措施便陸續出臺，當中最引人注目者，當屬「澳門金融中心」的概念正加速從理論走向實踐。中央已明確釋出加強發展澳門金融業的信號，澳門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四個中心城市中經濟體量最小的城市，未來發展空間和潛力反而最大。

港人無需妄自菲薄，更不應杞人憂天，而要抓住澳門打造金融中心的歷史機遇，取長補短、反躬自省，進而共同發揮國家所需、港澳所長，創造新的發展成果。

習近平蒞澳出席回歸20周年系列活動前後，中央多部門已相繼出臺多項支持澳門發展金融業的政策措施。2019年12月初，央行已經與澳門金融管理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定，規模達300億元人民幣/350億元澳門元。習近平結束澳門之行返京當日，銀保監會即宣布實施三項支持澳門經濟發展政策措施，以進一步加強澳門與內地金融合作，支持澳門經濟金融發展。廣東省也正在大力支持粵澳兩地對「澳門證券交易所」的可行性研究工作，粵澳將在多方面加速深化兩地金融合作。

需要注意的是，中央不會用澳門取代香港的既有地位，打造澳門金融中心的思路應會注重其與香港、上海的差異化和互補性。中央早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已明確規定，支持澳門打造中國－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臺，建立出口信用保險制度，建設成為葡語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發揮中葡基金總部落戶澳門的優勢，承接中國與葡語國家金融合作服務。研究探索建設澳門－珠海跨境金融合作示範區。支持澳門發展租賃等特色金融業務，探索與鄰近地區錯位發展，研究在澳門建立以人民幣計價結算的證券市場、綠色金融平臺。

在此基礎上，澳門金融業發展將提速，經濟結構也將迎來重大轉型機遇。在此過程中，香港金融監管部門和業界應盡早評估澳門崛起帶來的機遇與挑戰，研討港澳加強合作的策略與方案，進而贏得共享澳門發展的紅利。同時，香港也應藉此審視自身金融業的定位與發展，進而在同東京、新加坡、上海及未來的澳門等幾大亞洲金融中心的競爭與合作中，探索出一條新時代背景下最適合自身優勢與特色的創新金融道路。如此，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僅不會因修例風波而下降，反而會在經歷過大風大浪後更加歷久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