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史

2020年春，新冠病毒從武漢蔓延至內地31個省（區、市）、港澳台地區和全球20多個國家。17年前，內地和香港曾共同抗擊沙士疫潮，留下許多值得銘記的感人瞬間；17年後，再次迎擊新冠病毒挑戰，兩地居民的心態卻已發生深遠轉變。

回顧這一場戰「疫」，內地和香港兩地都應反思。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只有從中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獲得啟示，才能真正實現多難興邦。

內地全民戰「疫」中的啟示

內地在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的過程中存在兩條時間線，一是疫情發展的趨勢、二是防控工作的進展。總體而言，這場戰「疫」的主軸即在兩條時間線的各自推進和相互追趕中展開，其間存在的若干個「時間差」則是需要關注和反思的重點。

從疫情發展的趨勢來看，從2019年12月武漢出現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到疫情蔓延至內地全部31個省（區、市）和港澳台地區，再到2020年1月31日內地確診病例數量破萬，用時僅月餘，疫情蔓延速度超過沙士。

從防控工作的進展來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1月20日至29日的10天內，先後三次專門針對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中共最高決策機構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在1月25日至2月3日的10天內，兩次召開針對疫情防控工作的會議，頻率之高極為罕見。

25日的政治局常委會明確要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為當前最重要的工作來抓」，更及時將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最高高度，成為內地戰「疫」全面打響的標誌性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還及時成立了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掛帥、政治局常委王滬寧任副組長，成員包括丁薛祥、孫春蘭、黃坤明、蔡奇、王毅、肖捷、趙克志，組成了「兩常委、四委員、三國委」堪稱「頂配」的決策指揮機構。公開資料顯示，該小組從成立次日召開首次會議至2月6日的12天內，已召開6次會議，基本保持了兩天一會的快速節奏。

在這場「遭遇戰」「阻擊戰」中，內地「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再次成為疫情防控中的核心競爭力。同時毋庸諱言，需要反思的問題也有很多。

其一，地方普遍存在的緩報、瞞報、漏報問題。此次疫情防控難度大的重要原因，在於早期即形成了病毒蔓延領先各地防控的「時間差」。其中，除春節春運期間人口流動密集的客觀因素和季節性影響外，地方政府信息披露不及時導致錯過黃金防控期等問題亦不容忽視。對待如此嚴重的傳染病疫情尚且如此，地方政府在處理其他問題時的時效性、真實性、全面性有待更多拷問。

其二，中央統一部署、層層下達後的執行問題。中央農曆初一召開「非常會議」對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頂層設計，領導小組農曆初二趕赴一線主持工作，爭取到了寶貴的「時間差」，但僅在領導小組回京幾天後，武漢多家醫院又出現防護物資告急的現象，地方政府機構的執行力再次受到質疑。

其三，現代化治理在下沉過程中變形走樣的問題。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內地一些地方仍存在十幾個部門只發文件、不發口罩、不解決實際問題的情況。基層社區仍不乏網格化、地毯式管理，或流於形式或矯枉過正的問題。農村社區仍面臨衛生條件較差、防護意識較弱的風險。正如2月3日的政治局常委會明確強調，「這次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們一定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

香港醫護罷工後的警示

對香港而言，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使其在剛剛經歷過「回歸祖國以來局面最為嚴峻複雜的一年」後，面臨經濟雪上加霜、社會泛政治化傾向加劇、民眾情緒難以平復的困境。

香港曾是2003年沙士疫潮的重災區，當年的經驗和教訓本應使香港社會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保持相對穩定，但經過修例風波的侵擾，本港一些持份者竟將疫情當做爭取自身政治資本的機會，致使香港社會出現進一步撕裂的消極趨勢。

延續了修例風波中「黃絲」示威者的做法，「醫管局員工陣線」今次又煽動本港醫護人員大罷工，並以此要脅特區政府「全面封關」，妄圖以「一刀切」的極端舉措來實現全港740萬人的「集體隔離」。一連數日的罷工，導致香港多間公立醫院只能提供有限度緊急服務，許多港人尤其是中等收入線以下的社會群體在探病就醫時遇到了很多困難。

更需警惕的是，「醫管局員工陣線」組織的部份醫護人員違背了救死扶傷的職業操守，有損香港素以為榮的專業精神。香港社會的中堅力量，主要集中在相當規模的中產專業階層，醫護人員正是當中代表。正如醫管局主席范鴻齡此前所言，醫護人員的天職是救急扶危，不論病人背景，在現時水深火熱、人手緊張的情況下，如果醫護罷工，會令醫管局面臨的局勢「百上加斤」。

「醫管局員工陣線」此舉，無異於將修例風波中極端示威者鼓吹的「攬炒」行為加諸本港弱勢群體，實質仍是打着「反中護港」的旗子為自己爭取政治資本。這種為了政治訴求不惜違背基本道德底線的行為，與戴耀廷從「佔中」時一直鼓吹的「違法達義」沒有本質區別，實為「背德達義」。這種「我吃飯你埋單」的做法之所以屢試不爽，一方面在於「黃絲」們自我塑造的「悲情英雄」形象容易感染普通民眾；另一方面在於香港輿論環境長期魚龍混雜，普通民眾接受到有關內地的資訊仍存在諸多不對稱的情況，容易對一些反對派經營多年的媒體和組織機構偏聽偏信。

以李文亮醫生不幸因新冠肺炎離世為例，本港多間媒體和民間團體在其「吹哨人」身份仍待討論的情況下對此事大做文章。至於國家監察委決定派出調查組赴湖北省武漢市，就群眾反映的涉及李文亮醫生的有關問題作全面調查等後續進展，這些媒體則「選擇性失聰」。

正如那位在華生活了近20年的意大利裔美國人馬意駿（Mario Cavolo）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文章所呼籲，新冠病毒不叫「中國病毒」，春天的歡樂終將到來。港人應放下胸中成見，與內地共克時艱，相信兩地都能通過此次「大考」，並藉此反躬自省、相互學習，進而在民族復興的關鍵之年實現共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