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軒

在傳統反對派與激進派「鬥激」這種惡性循環的情況下，若要反對派主動懸崖勒馬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辦法是從源頭遏止，嚴厲打擊激進行為，而港區國安法則為之帶來了新的契機。

過去一年，越來越多人說：「在香港當反對派是不能有良知的」。這番話不無道理。眾所周知，許多國家或地區都存在反對派，這些反對派的主要職責一般都是監督政府，極少像香港的反對派，以破壞政府管治和奪權為目的，而且為此不惜犧牲香港的前途。到底是什麼讓香港的反對派日益激進？港區國安法能成為反對派改邪歸正的良藥嗎？

回看去年「七·一」，看着暴徒攻打立法會，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無動於衷，有的甚至為暴徒帶路；在暴力事件愈演愈烈之時，身為資深大狀的公民黨主席梁家傑不僅不譴責暴力，反而在公開場合稱，「暴力有時可能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當暴徒火燒活人、飛磚擊殺七旬老翁時，沒有一個反對派出來為受害者說話；當香港受暴亂困擾，經濟衰退之時，反對派竟忙不迭地跑到美國，要求對方制裁香港。說這些話，做這些事，不昧着良心是做不到的。以至於現在但凡遇到個政治事件，反對派不用開口，大家都知道他們會說些什麼。

有頭髮邊個想做癩痢？激進只為選票

不過，俗話說得好：「有頭髮邊個想做癩痢」，昧着良心可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去年11月中旬，也就是區議會選舉前不久，反對派區議員周偉雄「酒後吐真言」，在飯桌上大罵亂港青年「癡線」。他說，自己從來不支持這群亂港的年輕人，「我希望大家冷靜，這樣有錯嗎?」他還說，現在連登上有人發起活動「一票不投周偉雄」，但他「不在乎」，「如果我是政棍，我會這麼做嗎?」周偉雄也為香港警方鳴不平，「其實香港警察已經盡力了，我從頭到尾都不同意說警察是黑警，直到現在我都非常尊重警察」。周偉雄每每說到激動處，還拍打桌子，顯然這番話壓抑已久，不吐不快。然而，醉酒時慷慨陳詞，酒醒之後，其Facebook個人專頁依舊懸掛着「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字句。

這就是現實，為了選票，為了議席，無論心裡怎麼想，立場卻早已被固定。反對派中人也有忍受不了的，但結果如何呢？前公民黨立法會議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於2009年反對公民黨參加所謂的「五區公投」；2013年政改討論時反對「公民提名」；2014年非法「佔中」時，他是唯一拒絕參與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眼見以一人之力，無法逆轉黨內主流意見，他在2015年政改失敗後便宣布退出公民黨，隨後成立智庫「民主思路」，提倡走「中間路線」，但效果不彰，最終在2017年獲委任行政會議成員，加入建制，成為政府智囊。與湯家驊類似的還有前民主黨創黨成員狄志遠和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黃成智，兩人同樣於2015年因政改問題離開民主黨，另起爐灶創立走「中間路線」的政黨「新思維」，但無論是區議會選舉還是立法會選舉，「新思維」無一勝績，如今已很少再人被提起。兩個例子都證明，在高度政治化下的香港，溫和派、中間派毫無市場，要選票，只能激進。

回歸前15年相對溫和 社民連改變議會政治生態

說起激進，其實在回歸23年的前15年，反對派一直處於相對溫和的狀態。早在香港回歸之初，所謂反對派只有「民主派」，沒有「泛民」。民主黨一黨獨大，輔以幾個小黨，如民協、職工盟、街工等，都是著名的「一人黨」。2004年以律師為主的公民黨成立，並在立法會選舉中一舉奪得6席，加上其他勢力興起，這才逐漸有「泛民」之稱。

當時的反對派大都是走精英路線，直至2006年，香港第三大反對派政黨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成立，它標榜基層，提倡激進抗爭。當中「長毛」梁國雄、「大舊」陳偉業和「教主」黃毓民為三巨頭。社民連的激進路線很快就和精英路線的傳統泛民發生衝突。2008年立法會選舉中，黃毓民不斷「狙擊」公民黨，最後黃毓民當選，同一選區的公民黨毛孟靜則被「西九新動力」的梁美芬擊敗。除了黃毓民之外，梁國雄和陳偉業也一同勝出，社民連一舉奪得三席，一躍成為泛民第三大黨，成為政壇不可忽視的勢力。

社民連三巨頭進入議會不足兩星期，就開始把「擲香蕉」、大聲呼叫、辱罵官員、帶示威道具等激進文化帶入議會，多次違反議會規則，改變政治生態。10月，時任特首曾蔭權在立法會宣讀施政報告時，黃毓民打斷曾蔭權發言，被立法會主席要求退席時，用香蕉擲向曾蔭權站立的主席枱前。這是香港議會首次發生的「暴力事件」。

傳統反對派對這種行為極為反感。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發表聲明譴責黃毓民的舉動譁眾取寵，將搗亂說成彰顯社會公義，以為搗亂可推動香港社會發展，斥之為「大錯特錯」。她批評社民連完全不尊重制度的行徑，這樣甚至會成為有人聲稱香港人未準備好民主普選的藉口。社民連則形容在議會內擲蕉抗爭是為香港弱勢社群抗爭，認為陳方安生在「打壓社會公義。」

儘管社民連的行為舉止與傳統反對派格格不入，但社會上支持社民連的聲音卻並不少，就連在議會扔香蕉也能接受，尤其在青年群體中的支持率更高。2012年，議會激進派又新增陳志全和范國威，共有五席。

「佔中」開始激進加劇

激進勢力的急劇擴張始於2014年的「佔中」，長達79日的街道佔領和不時與警方出現的小型衝突，遠比在議會中的「擲香蕉」更吸引眼球，再加上2016年的旺角暴動，令頭戴光環的「自決派」和「本土派」風頭一時無兩，共有九人躋身議會，勢力足以與傳統反對派分庭抗禮。雖然後來發生宣誓風波導致六人被取消議員資格，但激進派的強大號召力令傳統反對派深受威脅。幾番調整之下，傳統反對派決定轉型向激進派靠攏，甚至與激進派互相「鬥激」。

若就過去一年而論，民主黨可謂轉型得最為徹底，不僅由主席胡志偉帶隊，時常出沒在暴亂前線，辱罵警員，包庇暴徒；在議會內，有「癲鴿」之稱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更推陳出新，將「擲香蕉」這種過時的手段進化成擲腐爛盆栽，成功引領了在議會使用「生化武器」的潮流。公民黨相對「錫身」，但在背後鼓動年輕人「抗爭」，還是樂此不疲的。

傳統反對派甘願與激進派趨同，歸根究底，在於激進甚至違法行為的利益大、成本低。這和內地的「碰瓷」現象頗為相似，由於內地沒有碰瓷罪，碰瓷者只能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保險詐騙罪、敲詐勒索罪等進行檢控，但入罪的幾率極低，例如一男子在三年內碰瓷超過300次，法院也僅僅根據敲詐勒索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九個月，罰金一萬元人民幣，比起「碰瓷」動輒獲得數千或上萬元的暴利，犯罪成本實在太低，所以屢禁不絕。

香港同樣也是如此，激進派從鼓吹「港獨」「自決」，到侮辱和焚燒國旗，污損國徽，衝擊中聯辦和立法會等政權機構，叫囂「武裝建國」「廣場立憲」。如果傳統反對派這時候還是玩老一套的議會抗爭，沒有出位的舉動，就相當於別人已經在走私軍火、販賣白粉，而自己還停留在收「陀地」一樣，眼睜睜地看着別人獲取暴利，又如何甘心？更何況在修例風波初期，警方採取「驅散為主，拘捕為輔」的策略，將犯罪成本幾乎降至零，傳統反對派沒有不激進一把的理由。

港區國安法源頭打擊激進行為

在這種惡性循環的情況下，若要反對派主動懸崖勒馬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辦法是從源頭遏止，嚴厲打擊激進行為，而港區國安法則為之帶來了新的契機。雖然這部法律並不是直接針對社會暴力事件，但明眼人都知道，修例風波期間之所以有節奏地發生暴亂，背後少不了外部勢力提供的資金、物資、培訓和保護，如果截其源、斷其糧，切斷反對派與外部勢力的聯繫，單靠本地的三五小丑根本無法興風作浪。另外，作為暴亂宣傳機器的《蘋果日報》如果繼續煽風點火，鼓動人搞事，亦很可能觸犯顛覆、分裂國家的罪行，但若就此偃旗息鼓，也等同於廢了武功。

當激進派被徹底壓制，傳統反對派自然也就不必為激進而激進。試想想，充當激進派「爛頭卒」的多為社會底層或被煽動的學生，參與衝擊沒有包袱，但這些傳統反對派大多都是社會精英，如果不是為了爭奪選票，誰願意大半夜地冒着催淚煙、胡椒彈，在街頭跟警察作對？當然，「曾經滄海難為水」，失去了激進的土壤，不代表就能回到溫和的溫床，但起碼昧着良心的事，應該可以少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