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大偉

從揚子江邊到萊茵河畔，旅德學者李遠的學術生涯和個人生活與「一帶一路」倡議在不同維度產生着交匯。他和同事們創辦的「一帶一路」與中歐合作國際論壇迄今已走過五屆，吸引了中外著名學者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要。他與意籍妻子喜結連理，長期往來於意大利和德國之間，其幸福小家庭也彷佛成為「一帶一路」合作無遠弗屆的縮影。

前不久，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東亞研究院教授李遠和同事馬庫斯．陶伯編著的《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正如何改變全球經濟格局》一書正式出版，這是德國關於「一帶一路」的暢銷書行列中為數不多的嚴肅學術著作。而他與同事們創辦的中歐合作國際論壇已吸引了林毅夫、白重恩、張軍和法布里齊奧．齊立波蒂、謝淑麗等中外著名學者和吉爾吉斯斯坦前總理、哈薩克駐德大使等沿線國家政治人物出席，成為「一帶一路」中歐三方合作在智庫領域的鮮活典範。

除了工作在德國參與「一帶一路」和中歐班列合作最重要節點城市杜伊斯堡，李遠與「一帶一路」的緣分還延伸到了家庭生活中。他在意大利米蘭留學期間與意籍妻子喜結連理，如今意大利已與中國正式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長期往來於意大利和德國之間的李遠，其幸福的小家庭也彷佛成了「一帶一路」合作無遠弗屆的縮影。

在杜伊斯堡研究「一帶一路」：坐擁天時地利人和

李遠用「偶然中帶有必然」形容他最初選擇研究「一帶一路」的經歷。結束意大利的博士學習後，李遠2011年初次來到德國，赴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東亞研究院做博士後，那年恰好是首列中歐班列（渝新歐）從重慶抵達杜伊斯堡。

「我所在的學院是德國最大的東亞研究機構，但當時這趟班列的開通並沒有引起我們的關注。」2013年博士後出站，李遠離開德國赴瑞典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任助理教授。到瑞典不久，中國就正式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李遠也開始關注起這項倡議。

「一個重大的轉折發生在2014年3月29日，這天我在斯德哥爾摩看到了習近平主席訪問杜伊斯堡的新聞，我立刻懷着激動的心情給我在杜伊斯堡的前同事們寫信，問他們有沒有親眼見證這一歷史時刻，問他們渝新歐班列在杜伊斯堡的發展情況。他們回信告訴我這是杜伊斯堡歷史上的大事。」李遠回憶道。

同年6月，李遠結束了在瑞典的助理教授工作，同時獲得了杜伊斯堡-埃森大學的教授職位，又回到了闊別近兩年的杜伊斯堡。「但這次和初次來杜伊斯堡的感覺完全不同了。每當我打開辦公室的窗戶，看到樓下不遠處的鐵路，就彷佛看到中國就在鐵路那頭。我很想瞭解這些鐵路的前世今生，很想知道它們能在互聯網與經濟全球化時代發揮出怎樣的潛力。自那以後，我就正式把『一帶一路』作為了新的研究課題。」

德國和「一帶一路」緣分頗深。十九世紀的德國地理學家李希特霍芬（FerdinandvonRichthofen）首次將連接中國和歐洲的古代陸地商道命名為「絲綢之路」。2014年3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德國期間專程來到位於德國北威州的杜伊斯堡港，見證一列中歐班列抵達，親自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杜伊斯堡現已崛起為中歐班列線路最廣、運量最多和貨值最大的重要節點之一，2014年往返杜伊斯堡的中歐班列每週僅3列，2019年每週已逾30列。

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截至2019年10月底，中歐班列累計開行超過20000列。其中2018年一年開行6363列，超過前幾年開行數量總和。目前中國國內開行中歐班列累計超過100列的城市有22個，通達17個國家56個城市。

杜伊斯堡港集團戰略發展部部長薩沙．特雷普特認為，正是「一帶一路」建設幫助杜伊斯堡港這個內河港成為歐洲和中國之間最重要的物流樞紐之一。

談起「一帶一路」倡議和杜伊斯堡的歷史與現實，李遠說，作為在杜伊斯堡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研究起「一帶一路」這一課題擁有「天時地利人和」。五年多來，李遠和同事在杜伊斯堡組織了一系列有關「一帶一路」的學術活動，包括講座、工作坊、會議、論壇等。其中最成功的當屬初創於2015年的「一帶一路」與中歐合作國際論壇，至今為止，已經連續舉辦了五屆。

「我和馬庫斯．陶伯教授編著《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正如何改變全球經濟格局》一書，正是希望對近幾年『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脈絡做一個階段性梳理。所以我們把近幾年參加過我們活動的部份專家學者組織起來，大家共同努力，完成了此書。」李遠同時指出，參與歷屆論壇的各界人士不僅限於中德兩國，還有很多歐洲及沿線國家代表前來參加，可以說「一帶一路」三方合作也體現在了智庫領域。

中歐宜真誠溝通共塑歐亞一體化融合發展

在2019年發表的一篇工作論文中，李遠和他的合作者們發現，中歐班列對於歐洲沿線城市的就業和公路運輸有顯著影響。事實上，漢堡和杜伊斯堡等德國城市從中歐班列和「一帶一路」中獲益頗豐。但另一方面，德國和歐洲輿論上、政界人士中，對「一帶一路」的批判質疑聲仍時有耳聞。

對此，李遠指出，歐洲各國目前對於「一帶一路」倡議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即使是在德國內部，對「一帶一路」的認識也沒有統一。「總的來說，我覺得目前歐洲對於『一帶一路』的批判質疑集中在『意識形態』和『中國中心論』兩個方面。」

具體而言，李遠指出，中歐「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讓部份歐洲人甚至會形成「逢中必反」的偏見，這確實給中歐合作帶來很多障礙。不可否認，美國對歐洲的「意識形態」影響很大，很多中歐合作的困難背後是有美國因素存在的。「但歐洲曾經是冷戰的受害者，又是多邊主義國際秩序的支持者，這點和美國很不一樣，也讓歐洲對中國的態度和美國不太一樣。」

「中國中心論」則主要是擔心「一帶一路」會搶了歐洲人的飯碗，會破壞歐盟的規則和歐洲的團結。這個觀點也影響到了布魯塞爾的相關決策者，讓他們對「一帶一路」持有比較負面的態度。李遠強調，解決這個問題需要中國和歐洲兩方面的共同努力，雙方應該加強有效溝通，相互顧及好對方的利益訴求，同時應該爭取積極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真正實現中歐合作的雙贏。

「我這些年來也切實感受到了德國各界對待『一帶一路』態度的轉變。總的來說，德國人對於『一帶一路』重視程度在不斷加強。德國的企業界、金融界和地方政府對『一帶一路』的積極參與也可圈可點。我所在的杜伊斯堡就是『一帶一路』的明星城市。」李遠說。

不久前，葡萄牙前歐洲事務部長布魯諾•瑪薩艾斯在柏林一場演講中提到，「一帶一路」是歐亞一體化融合發展的項目，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中做的，和德國在歐盟中做的沒有什麼不同，其核心實質都是關係到物資和資本的自由流通。李遠對這一觀點表示認同。事實上，他和陶伯2019年關於「一帶一路」新書中一篇文章專門比較了「一帶一路」與「歐洲一體化」的異同。

「我們發現『一帶一路』的一些區域融合構想和當時德法等國最初發起的歐洲鋼煤共同體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為了增加物資和資本的自由流通並實現優勢互補。」李遠表示，但是「一帶一路」不僅借鑒了歐洲一體化的成功經驗，還借鑒了其他地區區域一體化的經驗，同時結合了中國自身發展的成功經驗和參與各國的實際情況，創造出了一種新的歐亞一體化融合發展模式。

談及「一帶一路」未來發展如何實現可持續，李遠指出，「債務風險」和「地緣衝突風險」是未來「一帶一路」建設中比較重要的風險。為了讓這項倡議更加可持續地發展下去，中國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一帶一路」項目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綜合評價體系，建立「一帶一路」項目風險評估和監測體系，形成一套公開的「一帶一路」項目可持續發展指標，並用這些指標去指導和規範項目參與主體的行為。同時，還應該和項目所在國形成利益共同體，可以適當與國際多邊組織和金融機構合作，共同開展「一帶一路」項目內外部風險控制，共同建立項目爭端解決機制。另外，學術界和智庫也要做好基礎研究工作，為「一帶一路」的科學決策提供保障。

在生活中感悟「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

「我覺得中國和歐洲是我個人職業和家庭生活中不可分割的兩個主題，這兩個主題相互影響，最終漸漸地完美地融合為一體。」李遠的微信朋友圈裡，既有「一帶一路」研究的最新科研成果，也能看到意大利的聖誕節餅乾，抑或德國東南歐協會活動上的歐洲各國友人。

「我的個人經驗告訴我，東西方文化雖然表面差異很大，但本質的東西卻是相通的，東西方文明之間完全可以做到融洽相處，和諧共存，合作共贏。」多年旅居歐洲不同國家、家庭橫跨中意兩國的生活和工作經驗讓李遠感悟到，中國人和歐洲人以及所有地球上的人類，最終都是同氣相求，同命相依的。

「由於工作和家庭的原因，我經常在中國、德國、意大利和歐洲其他國家之間往返，我非常有幸的見證了『一帶一路』在杜伊斯堡，在意大利，以及在歐洲其他國家的發展。也許正是由於我個人的經歷，讓我對『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在靜謐的德國「一帶一路」之城杜伊斯堡，李遠的研究工作還在不斷繼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