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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力促「大灣區」 一石多鳥(2017.8)

發布日期:2017-08-24

☉文/白雪冰

中國所謀劃的「南有大灣區,北有雄安城」之藍圖,有助勢南北雙星閃耀之良苦用心。民營經濟活躍的粵港澳大灣區,需要「自下而上」的推力,由市場充當「話事人」,而非長官意識與官方指令。香港與大灣區城市的合作要真正發揮作用,就「不可以由政府主導一切」,而需「社會各界一起參與」。

世界第四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近期炙手可熱,不僅有官方力促,更獲馬化騰等商界大佬站台。粵港澳大灣區橫空出世,寄託中國打造超強區域中心之雄心,承載撬動中國改革與開放槓桿之戰略地位,更是中央面對經濟怠速的香港所打出的「融合新王牌」:作為國家級發展戰略,粵港澳大灣區帶有重構內地港澳互動關係、重塑港澳經濟繁榮、重樹港澳民眾信心之意味。

粵港澳大灣區當前已上升為國家戰略,香港應提前卡位,添磚培土,而非動輒得咎,逢中必反,陷入拖延虛耗及政治羅網之思維怪圈。

十九大之年,中國已謀劃好「南有大灣區,北有雄安城」之藍圖,與「北雄安」自上而下推動不同的是,「自下而上」的粵港澳大灣區應由市場充當「話事人」,而非長官意識與官方指令。大灣區內各城市之間也應力避各掃門前雪思維,擺脫重複建設和無序競爭,破除劃地自限和制度門禁,藉由市場之手實現錯位發展,與雄安新區一道,成為拉動中國經濟走穩走升的南北雙子星座。

南北雙子星灣區好牌在握

粵港澳大灣區據知已醞釀逾10年,2015年該概念在「一帶一路」規劃中被正式提出,2016年被寫入國家「十三五」規劃,自今年3月寫入總理李克強政府工作報告後,粵港澳大灣區概念升溫明顯。這個覆蓋南中國珠三角9市及港澳2個特別行政區的核心經濟帶,不僅獲官方力促,更有商界大佬為之舉行大型論壇站台背書,與北中國的雄安新區遙相呼應,成為十九大之年的中國南北雙子星。

粵港澳大灣區涵蓋的範圍包括廣東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9市,加之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面積約為5.59萬平方公里。

有關數據顯示,這裡擁有約1億人口,面積5.6萬多平方公里,以全國0.6%的面積創造了13%的GDP,區域內經濟總量超過1.3萬億美元,GDP相當於東盟十國的一半以上,對外貿易總額超過1.8萬億美元。

當前全球有三大著名灣區,即東京灣區、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在過去三十年中,三大灣區已成為帶動全球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而粵港澳大灣區的橫空出世,除已「加持」世界第四大灣區外,還有望晉身世界最大城市帶。

大灣區雖剛剛吹響「集結號」,但已有多副「好牌」在手:

好牌一:地緣牌 珠三角毗鄰港澳,與港澳「近水樓台先得月」,也無語言障礙。珠三角與港澳同屬經濟發達地區,又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頭部隊」。在中國經濟體系內,只佔不到1%土地和5%人口的珠三角地區,產生了超過十分之一的GDP和四分之一的出口量,成為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主引擎」之一。珠三角也是中國著名僑鄉,港澳同胞、海外僑胞眾多,珠三角吸引的外資中,港澳和僑資佔絕大部份。廣東加之港澳,為粵港澳大灣區提供了發展的廣闊腹地。

好牌二:交通牌 香港回歸20年來,珠三角與港澳交通互聯步調引人矚目。粵港澳大灣區目前已經形成以香港、深圳為中心的立體交通網絡。核心區內擁有香港國際機場、深圳寶安機場、廣州白雲機場為中心的國際化大機場,大灣區境內包括京九、京廣等諸多鐵路,目前已經形成以廣州和深圳為中心聯通全國的高速鐵路網絡,正在逐步形成珠三角與東南亞的陸路交通網絡。正在緊鑼密鼓推建的廣深港高鐵和已經建成通車的港珠澳大橋,更加織密粵港澳海陸交通網絡。

好牌三:科技牌 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基礎優勢在手,例如電子信息、新能源汽車、新材料以及生物醫藥等。該地區不僅科技之城香港,珠三角地區也湧現出諸如騰訊、華為、大疆等一批高新科技企業。由於港口群的帶動,灣區內擁有不同的產業集群,目前已經形成了通訊電子信息產業、新能源汽車、無人機、機器人等高端產業集群。有預測認為,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充滿發展前景和投資機會,深圳有產業基礎,香港有自由港的特殊優勢,如果能夠把這兩個優勢結合起來,「互聯網+」、人工智慧、雲計算等「未來產業」將蓬勃發展,規模有望達到萬億元級別。

好牌四:組合牌 粵港澳大灣區內兩種制度並行,內地有「集中力量幹大事」的制度優勢,香港的法律體系、行政體系和進出口制度,加之澳門具有連接葡語國家的優勢以及傳統的旅遊服務優勢,可以形成疊加優勢。加之粵港澳大灣區由「灣區群+港口群+產業群+城市群」組成,可望形成組合體效應,使得粵港澳大灣區無論是市場化程度還是國際化程度都相對較高,創新基因更為強大。

融合新王牌 中央一石多鳥

粵港澳大灣區熱度陡升,不僅寄託中國打造超強區域中心之雄心,承載撬動中國改革與開放槓桿之戰略地位,更是中央面對經濟疲弱的香港所打出的「融合新王牌」,以深化港澳與內地融合促進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確保「一國兩制」成功,可謂一石多鳥。

其一、破港困局 香港近年經濟怠速,與內地隔閡日深。面對樓價飛漲、產業單一、人口老齡化等問題,香港單靠「孤懸海外」的產業政策恐怕很難突破困境,將香港納入大灣區城市群,將助於促進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助港破除困局,改善香港的社會環境和結構性矛盾。當前,香港與內地在產業合作和互補上仍有較大空間。梁振英形容,若內地改革開放是香港發展的一隻翅膀,現時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就是另一隻翅膀。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可彌補香港發展短板,為港企帶來嶄新局面。粵港澳有望形成一個以香港為核心的大珠三角金融中心圈,以深圳為核心的「矽谷」創業中心圈,和以整個區域為基準的旅遊產業圈,成為具備可持續發展能力和持續吸引力的大城市群。

有分析指,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核心是產業的整合和分流,打造現代服務業,重塑經濟空間結構,產業結構靠近中高端,實現經濟高增長。香港依託珠三角,有望進一步拓展成為像英國倫敦、美國紐約一樣的國際金融中心,也可緩解當前香港面對上海、新加坡的競爭壓力。

其二、避同質化競爭 與傳統灣區三強相比,粵港澳大灣區無論是內部經濟發展效率,還是外部經濟輻射拉動能力以及對全球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的引領能力上,均存在較大差距。有說法認為,區域內城市經濟發展的巨大落差,同質化競爭所形成的重複建設,以及「一國兩制」及多關稅區體制下的資源流動阻滯等因素,令這一體量龐大的城市群遲遲未能形成以統一市場為標誌的「灣區經濟」模式。

粵港澳大灣區的協同推進,可在粵港澳原有的合作基礎上進一步細化合作分工,從而避免出現「短板思維」和同質化競爭。事實上,港珠澳比較優勢差異明顯,可根據大灣區內的9市2區的優勢和特點進行合理布局和分工,實現錯位發展,避免惡性競爭和重複建設。

其三、建新增長極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立,有利於形成北有京津冀一體化、中有長江經濟帶、南有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經濟發展新局,從而帶動華南地區加快發展,並為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提供有力支撐,從而成為中國新的增長極,以及中國改革升級的重要支點。

全球第四大灣區花落粵港澳大灣區,不僅意味着珠三角將引領新一輪的產業升級和技術變革,也是中國經濟新一次騰飛的標誌。而於世界而言,粵港澳大灣區晉身世界第四大灣區,是中國參與全球競爭,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載體,寄託中國打造超強區域中心之雄心。

其四、撬動對外開放 「開放」是灣區經濟關鍵字,在逆全球化暗潮湧動之際,借粵港澳大灣區撬動全球坐標系下的對外開放,中央可謂意味深長。珠三角興盛之發軔,即是歸功於中國40年前的改革開放。伴隨着世界經濟格局大調整,粵港澳內部已形成深圳面向內地市場的消費和生產體系、香港面向世界的加工和出口體系,灣區的建立將有利於實現貿易一體化,為港口行業和出口企業帶來利好。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建設與人民幣國際化、「一帶一路」倡議也相輔相成。眼睛向外的粵港澳大灣區,將利用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拓闊中國對外開放新格局,成為撬動珠三角甚至中國開放和改革的槓桿。

融合門禁多 利弊通盤考量

經濟總量超1.3萬億美元的粵港澳大灣區,有「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四個核心城市」的格局,面對的挑戰之多可想而知,於中央和港府及其他城市主政者而言,融合征途並非一帆風順,布子落子均需通盤考量。

挑戰一:制度門禁 粵港澳大灣區11個區域分屬不同關稅區,擁有不同法律制度、貿易制度安排以及不同的行政體系,包括三個關稅區、三個貨幣區、三個合同區、三個法律區和三個教育區,涉及到產業布局、土地利用、信息互通、資源分享、交通能源等方方面面。在不同的制度與城市之間,讓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真正高效便捷流通,均需在「一國兩制」下尋找合作的突破口。這對「一國兩制」的區域治理模式和頂層設計提出了更高要求。

有分析指,與京津冀「自上而下」的區域發展模式不同的是,粵港澳大灣區市場程度高,因而粵港澳更可能是「自下而上」推動的多層級城市群空間治理模式,但這種模式不僅對兩種制度的創新提出了挑戰。

挑戰二:壁壘仍存 一方面,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間經濟結構相似度較高,珠三角的各個城市間諸多產業雷同,金融、航運、製造等領域存在重複建設和不良競爭。另一方面,重要公共領域銜接不暢,存在着市場分割,各城市間創新要素分散,存在着各自為戰。

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的前提是消除影響要素便利流動的因素,打破人口流動及分工的制度性障礙和行政區域壁壘,但粵港澳地區內部發展並不平衡,加之近幾年香港與內地隔閡日深。港澳與內地的互聯互通方面障礙仍存,需要在資金流動、人才流動等方面加強合作。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發展亟待打破「9+2」城市間各自的利益考量和行政壁壘,這在制度設計方面也具有挑戰。

挑戰三:龍頭之爭 據悉,9月,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將上報中央。儘管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的具體規劃並非亮相,但民間對大灣區中的珠三角九市以及香港、澳門各自定位討論不斷,「龍頭之爭」料不會輕易偃旗息鼓。

港深穗之間競爭早已有之。有觀點認為,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國際自由港口,國際化和自由化的程度遠比內地城市高,理應成為龍頭;也有觀點認為,廣州作為華南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堪當龍頭;更有觀點認為,深圳是「創新之城」,成為龍頭當之無愧。

但事實上,「龍頭之爭」於灣區而言,並非皆是利好。在同一生態系統中,區內各城市需各自做好明確定位,分工而行,而非都要爭「一哥」地位,兄弟鬩牆的結果可能是「兩敗俱傷」。

挑戰四:融合必反 粵港澳大灣區雖對粵港澳三地均是重大利好,但鑒於香港有逢融合必反的傾向,推進過程可能並非一帆風順。近年來每逢香港被擺入促進陸港兩地融合的國家政策之中,均會有一些香港民眾認為,經濟發達的香港被「被規劃」擺入內地城市群屬於「先進帶後進」,對本港經濟發展益處不大,甚至可能反被拖累。也會擔心香港不斷被放入內地城市群中「被融合」,導致內地不斷向香港輸入大陸特色文化,衝擊香港本土文化。

因此,大灣區內部的「互聯互通」,不僅應有交通運輸等設施的「硬體互通」,更應有民心所向的「軟體互通」。而「軟體互通」,並非靠規劃和設計所能完成。

南中國「千年大計」不容有失

已上升為國家級發展戰略的粵港澳大灣區,帶有重構陸港澳協作互動關係、重塑港澳經濟繁榮、重樹港澳民眾信心之意味。對經濟遲滯的香港而言,迎來了再登踏板的機會。因此,香港應放下爭坳、捨棄紛爭、提前卡位,主動融入與內地城市的合作,而非劃地自限。

借勢大灣區東風,香港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一道「拼船出海」:作為大灣區城市中最國際化的金融中心,香港可發揮其金融業優勢,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集中資源做好國際融資平台,助大灣區進出口貿易和港口經濟發展,從而解決香港土地資源緊張、人力資源成本攀升和競爭力下降之難症。

今年是十九大之年,中國所謀劃的「南有大灣區,北有雄安城」之藍圖,有助勢南北雙星閃耀之良苦用心。與「北雄安」自上而下推動不同的是,民營經濟活躍的粵港澳大灣區,更需要「自下而上」的推力,由市場充當「話事人」,而非長官意識與官方指令。香港與大灣區城市的合作要真正發揮作用,就「不可以由政府主導一切」,而需「社會各界一起參與」。在制度設計上,除了要在戰略層面解決體制束縛外,也應從細節入手解決「大門敞開,小門關着」之問題。

與雄安新區的「千年大計」概念相比,大灣區城市群其實也是南中國版的「千年大計」。作為南中國經濟最發達之地區,粵港澳大灣區「樣板間」建設的成敗,關乎港澳內地的「融合之脈」,也關乎中國經濟反復運算升級的未來,從這個角度而言,「南大灣」的功過成敗引人注目,也不容有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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