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漁樵夫

經濟下行壓力和疫情持久延宕交織疊加將引發一系列重大問題，使得結構失衡、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全面爆發，風險陡增。在風險挑戰前所未有的時下，避免中國經濟陷入中長期衰退，關鍵之鑰仍是 「勇闖改革陣」，不能為「疫情遮望眼」，為求短期穩經濟而擱置市場、擱置改革。必須「咬定改革不放鬆」，加碼推動改革攻堅戰，推動制度改革起錨破冰，才能確保中國經濟走出全球疫情瘟疫和經濟海嘯，實現長治久安。

2020年已過去大半，全球疫情依然洶湧，中國經濟繼續遭遇「超級考驗」。從官方數據視之，疫情引發的全球「超級調整」已對中國經濟形成重創，工業生產、消費修復低於預期，調查失業率徘徊高位，復產復工因素逐漸消退後，四季度經濟環比改善速度料將放緩。

超級考驗 突圍「平臺期」

繼一季度大幅下跌、二季度顯著反彈後，三季度中國經濟環比反彈勢頭有所減弱，觀察人士指，三、四季度中國經濟將進入疫後突圍「平臺期」。

一、 生產

從生產端來看，7月中國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4.8%，低於市場預期的5.2%，結束了連續四個月的回升勢頭。其中，採礦業和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增速明顯回落，前者更錄得2018年5月以來的首次同比下降。

年中的一份調查顯示，住宿餐飲業、文化體育娛樂業達到正常生產水平一半以上的企業比重仍低於60%。

分析指，受疫情反復的影響全球需求回升強度有限，國際油價等恢復仍較慢，各國工業生產及居民出行等遠未恢復常態，PPI年內或難走出負增長通縮區間。由於企業利潤前景較為疲弱和未來不確定性持續抑制了企業資本開支意願，加之受逆全球化、新冠肺炎等因素影響，國際產業鏈、供應鏈梗阻造成產業循環不暢，生產要素無法高效運轉，中國製造業增長亦呈現乏力之勢。

二、需求

7月，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2203億元，同比下降1.1%，低於市場預期的正增長0.1%；除汽車和金銀珠寶外，其他限額以上商品分項集體回落。餐飲收入仍是主要拖累，同比下降11.0%。結合限額以上和限額以下社零增速分化重新擴大（中小零售企業恢復弱於大型企業），整體消費恢復依然乏力、前景不容樂觀。

中國消費偏弱說明整個需求端恢復進入瓶頸期。當前，受疫情導致心理恐懼和收入下滑影響，有效需求不足問題已快速顯化，並成為復工復產的最大阻礙。

三、 投資

官方數據顯示，中國1至7月份總體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滑1.6％（前值-3.1％），遜於市場預期，其中，7月製造業投資累計負增長10.2%, 基建投資受洪澇災害影響增長放緩。

7月新增人民幣貸款降至9930億，不及市場預期，同比少增670億。隨着中國三季度政府債券發行高峰基本結束，國內信貸投放增速將延續放緩。未來基建投資仍面臨資金約束。預計基建擴張將在四季度趨緩，全年增速或在5％至8％區間。

四、 就業

中國「六穩」與「六保」的唯一交集就是就業，「穩就業」高居各項經濟任務之首。2020年下半年，兩大重點群體遭遇「就業挑戰」，一是應屆大學、大專、高職畢業生達到歷史峰值，今年大學畢業生達到874萬，創歷史新高。二是服務業受疫情衝擊後將會釋放出大規模農民工。

1至7月中國新增就業671萬人，同比減少196萬人。其中，7月份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7%，比上年同期高0.4%。隨着大學生集中進入勞動力市場，20至24歲大專及以上人員失業率較去年同期上升3.3%。

四季度，隨着全球疫情大面積反復，中國城鎮失業人數料或繼續上升，就業等民生指標恢復依然緩慢。而隨着政府行政指令介入的常態化，部份失業問題會從隱性狀態向顯性方向轉化。

超級失衡 冷熱不均

進入第四季度，中國部份行業復蘇依然較為困難，內外需不足矛盾持續凸顯，結構性、體制性、週期性問題相互交織，新舊經濟增長結構失衡情況在疫情衝擊後變得更加嚴重。經濟增長不平衡，凸顯四季度中國經濟可能面臨下行風險。

一：供求失衡

生產恢復快於需求是此輪中國經濟修復一大特點。

當前，中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已接近疫情前水平，但需求端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卻仍處負增長區間。

疫情影響下，內需應成支持中國經濟增長關鍵，以居民消費為代表的需求端需盡快破局。但受制於人口流動限制、人與人接觸風險，餐飲、體育、旅遊、住宿、院線等部份接觸型聚集型需求復蘇明顯滯後，受此影響，供求失衡將成為制約中國下半年經濟進一步復蘇重要阻力。

當前，中國供給端與需求端的缺口在2%左右。此缺口如進一步擴大，不僅或帶來通縮風險，導致潛在損失持續加碼，所可能導致的經濟第二輪停擺、第二輪返鄉潮亦會進一步加大。

二、收入失衡

當前，中國居民收入整體回暖，但農民工收入仍陷低迷。由於今年農民工留鄉、返鄉人數多，造成部份農民收入出現下降。而返城農民工半數以上從事服務業尤其是低端服務業，疫情對其影響更為持久和顯著，從而使得農民工的收入恢復明顯慢於其他群體，城鎮居民和農民工收入差距達至近年來最大。

西南財經大學和螞蟻金服合作研究的《疫情下中國家庭財富變動趨勢》顯示，中國家庭稅前年收入在五萬及以下的家庭中，有53.5%的家庭財富在疫情之下減少。但對於年收入在50萬以上的家庭來說，其收入則在增加。

報告發現，疫情對低收入群體和自有職業群體影響更大，受疫情影響，此部份群體工作穩定性下降，工資性收入亦嚴重下滑，家庭面臨可支配現金流不足而家庭財富縮水問題。

三、 企業失衡

疫情衝擊下，民營投資復蘇進度亦大大落後於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投資缺口，從前年接近正的8%，已擴展至目前-9.4%。顯示目前疫情救助和復蘇計劃所有制的偏向性明顯。

製造業PMI亦顯示，小型企業景氣度趨於回落，連續處於收縮區間，與大型企業表現顯著分化。疫情以來民企相對國企債券違約規模大幅攀升，尤其批發零售等行業較為明顯，民企信用風險及融資成本顯著抬升。一連串信號均折射出疫情對民營和中小企業衝擊明顯大於其他企業。

以小微企業為主體的民營企業貢獻了中國60%以上的GDP和80%以上的城鎮就業，係中國經濟的基本盤，力助中小微企業渡過難關是重中之重。但縮小民營與國有投資增速不斷擴大的缺口，卻可謂知難行易。

四、 行業失衡

數據顯示，中國工業恢復快於服務業。二季度，第二產業GDP增速大幅反彈14.3%至4.7%；而第三產業僅回升7.1%至1.9%，部份服務業（如住宿餐飲、租賃與商務服務業）還處在深度負區間。

從服務業恢復速度來看，自5月起服務業PMI指數環比增速開始放緩，呈遞減現象。與疫情早期服務業表現不同，在疫情中後期，服務業恢復出現疲態。

7月服務業PMI指數為53.1，環比回落0.3，服務業新訂單環比大幅下降1.3至51，為4個月以來的最低值，顯示服務業恢復受阻。

1至7月份，中國服務業生產指數更同比下降4.7％，顯示服務業恢復速度顯著滯後於工業生產。隨着服務業在經濟、就業中的佔比不斷提升，這一失衡將對經濟復蘇形成顯著拖累。

五、新舊經濟失衡

疫情推動了線上活動對線下活動的加速替代。隨着新能源、互聯網、大數據等新興領域的快速發展，中國經濟體系正由傳統經濟主導向新經濟主導轉變。受疫情衝擊，諸多傳統產業正加速衰落，而以非接觸經濟、線上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卻蓬勃發展，增長不平衡帶來的轉型衝擊不容忽視。

有觀點認為，支持新經濟的同時，應保證經濟增長普惠性，如何救助中低收入群體、培育中等收入群體，應是應對今後經濟增長結構性不平衡需面對的問題。

六、實體與金融失衡

疫情爆發後，中國實體經濟遭受嚴重衝擊，一季度GDP下滑6.8%。面對這一局面，中國政策當局開閘放水，加大信貸投放，增加市場流動性，利用金融體系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援力度。

今年，中國金融機構貸款餘額和社融存量大幅走高；上半年金融業GDP增速為6.6%，較整體高出8.2%。資產價格亦隨之水漲船高，近期火爆的A股市場便凸顯：在實體回報率仍低迷情況下，流動性「脫實向虛」傾向愈演愈烈，從而放大了實體與金融的失衡。

當前，行政性復工復產立竿見影，但需求擴張政策步伐不匹配，從而導致供給側大大快於需求側，工業大大快於服務業，投資大大快於消費，大型企業復蘇進度顯著快於中小企業，國有企業復蘇顯著快於民營企業，此種不均衡復蘇是非常時期抗疫「後遺症」。對這些「後遺症」須高度關注，如任由發展，其對經濟副作用便會凸顯。

超級變數 挑戰重重

面對當前經濟領域的諸多失衡分化以及複雜嚴峻的內外形勢，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變數和挑戰亦在增加。

其一、疫情演變

隨着北半球秋冬季來臨，疫情大面積反撲，在全球範圍內掀起滔天巨浪，正裹挾全球經濟再度陷入低谷。當前，全球確診病例數和死亡人數持續改寫新高，在世界範圍，疫情不僅越來越嚴重、越來越廣泛，同時，持續的時間亦或越來越長。

從疫情梯次來看，第一波、第二波衝擊主要集中對供應鏈的衝擊，而第三波衝擊則更多針對需求側。世界經濟觸底時間被推遲，疫情對經濟衝擊到達高點的時點或尚未到來。

其二、外部變數

自2008年以來，經濟全球化腳步就在放緩，近年來甚至停滯、倒退，貧富差距拉大導致西方政治經濟政策民粹化越發明顯，本次疫情則加劇了上述進程，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更助長逆全球化進程，新冠肺炎疫情又迫使各國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進行重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持續深化。

四季度，歐美金融市場的調整、疫情長期化帶來的政策變異、地緣政治惡化帶來的風險外溢均或對中國外部環境帶來巨大衝擊，疫情所誘發的黑天鵝效應或持續存在。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日趨複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強。

其三、中美變數

當前，中美關係陷入建交以來最低谷，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和貿易限制越演越烈。

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導致美國出現政治危機，而這種政治危機被美國大選激化，美國將中國作為戰略競爭對手的定位趨於固化。從美方一系列文件可看出，美國對華接觸政策的基礎不復存在，中美競爭是兩種制度的長期戰略競爭，從而導致中美衝突達到新高度。

此種政治風險外溢將會導致中國面臨的經濟風險加劇。尤其在貿易和經濟領域，將進一步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壓力。前7個月，中美貿易總值為2.03萬億元，下降3.3%，

其四、不確定預期

疫情的演進和不確定性，加大民眾對就業壓力和薪資壓力的擔憂，同時對復工復產、復商復市、商業信心等造成壓力。當前，中國經濟復蘇仍主要倚重基建和房地產帶動，增長軌跡存在極大不確定性。在外部形勢惡化背景下，疊加舊有結構性矛盾的掣肘，中國經濟復蘇前景面臨較大不確定性。

而如全球復蘇進程延宕，長期停滯的經濟狀態或更加低迷，疫情的長期化將成為一個超級催化劑，從而使中國所面臨的存量結構性問題更加突出。

超級突圍 改革為先

欲在全球疫情引發的經濟海嘯中艱難突圍，中國必須把握「三大利器」：

一、 雙循環

當前，中國官學界已形成共識：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全球疫情長期化、世界經濟受到嚴重衝擊背景下，中國更需持續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擴大最終消費，保證經濟平穩健康運行。

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雙循環」將成為指導中國「十四五」發展規劃期間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思路。

針對結構性失衡問題對症下藥，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形成更多新的增長點、增長極，着力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暢通國內大循環，有利於國內市場需求持續升級和供給能力不斷提升。同時，推動供給需求在更高層次更高水平上實現動態均衡，又為國內循環提供持續發展動力。

暢通「內循環」，對內進一步放鬆管制是題中之義。打破行業准入的制度性壁壘，推進國企改革、實施競爭中性，通過強化內部競爭提升效率。暢通「外循環」，需同時促進出口和進口，保持通過外部競爭推動供給側效率提升管道。

二、底線思維

對於中國而言，過去的政策偏重「穩中求進」，今年的政策則注重「底線思維」，確保經濟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不發生大規模失業，防止周邊風險的外溢效應，兼顧穩增長和防風險至關重要。

面對新挑戰，要求中國不僅要高品質發展，亦需更安全發展。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疫情防控轉向中長期化，政策制定更要着眼長遠。政策不能夠一次性全部投入，要為明後年留有餘地。

三、改革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於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攻關期，結構性、體制性、週期性問題相互交織帶來困難和挑戰，加之疫情衝擊，目前中國經濟運行面臨較大壓力。

經濟下行壓力和疫情持久延宕交織疊加將引發一系列重大問題，使得結構失衡、超級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全面爆發風險陡增。

在風險挑戰前所未有的當下，避免中國經濟陷入中長期衰退，關鍵之鑰仍是 「勇闖改革陣」。當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尚未完成，不能為「疫情遮望眼」，為求短期穩經濟而擱置市場、擱置改革。必須「咬定青山不放鬆」，加碼推動改革攻堅戰，推動制度改革起錨破冰，才能確保中國經濟走出全球疫情瘟疫和經濟海嘯，實現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