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稼韌

安倍晉三提前離任，給日本新內閣留下數筆政治遺產及未盡遺憾。其接班人菅義偉大概率延續安倍方針，但受美國大選等內外部因素影響，「後安倍時代」的日本內政外交政策存在不確定性。儘管當前中日關係有所改善，兩國之間仍然存在結構性矛盾，短期內難以化解，甚至可能產生新的問題和挑戰。中國應秉持務實靈活的外交手段，為中日兩國關係營造積極因素，達成外交轉圜與維權維穩之間的平衡，為中日關係及更大範圍內的國際關係，開創新局面。

9月14日，日本自民黨新總裁選舉結果揭曉。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獲勝，鎖定安倍晉三之後的首相「大位」，這一結果符合外界普遍預期。短期內，日本新任首相大概率會承襲安倍內閣的政策基調，在內政和外交上以體現延續性為主。

安倍時代的政治遺產和遺憾

8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召開記者會，正式宣布因健康原因辭去首相職務。就在此前幾天，安倍創下在任紀錄，超過其外叔祖父佐籐榮作成為日本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首相。

對安倍時代的整體政績，還需略假時日才能蓋棺定論。但大體來看，其朝野聲望均較高，也算對其功績的肯定。

朝日新聞社9月初開展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逾七成的國內受訪者對安倍政權「給予好評」。調查還讓受訪者對最希望給予好評的政策進行了選擇，其中30%的人認可「外交、安保領域」，「經濟」為24%，「社會保障」為14%。另有22%的受訪者認為「沒有值得評價的政策」。

如果對安倍的政治遺產進行第一階段的「總決算」，那麼可以從內政和外交兩個方面分別梳理。

內政方面，安倍的長期執政結束了之前「七年七相」的不穩定政局，這本身就是其政績之一。對於「安倍經濟學」，日本社會給予的積極評價偏多一些。據路透社近日對485家中大型非金融企業進行的調查顯示，85%的公司認為，實施了近八年的「安倍經濟學」利大於弊。許多公司表示，至少在新冠疫情結束之前，不需改變現行刺激政策。

某種意義上，菅義偉的接班也是承安倍之蔭蔽。在對企業的問卷調查中，逾半數日企希望菅義偉接任首相，以政策繼承者的身份延續「安倍經濟學」。

外交方面，自安倍2012年再次手握相權至謝幕，共對80個不同國家和地區進行了訪問，若算上重複訪問的國家和地區，則累計達176個；累計行程158萬公里，相當於繞地球赤道近40圈。可謂名副其實的「俯瞰地球儀外交」。

內地國際關係研究者認為，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安倍作為一名資深政客審時度勢，在外交政策上發揮了較大的靈活性。特別是應對特朗普上任以來掀起的貿易保護主義逆流，安倍通過借力打力為美日談判尋找籌碼，避免了日本捲入到與各大國的貿易戰當中。

從中日關係看，安倍兩次執政期間，兩國關係經歷過一條起伏的曲線。既有因參拜靖國神社導致的關係下降，也有為推動兩國關係回暖做出的努力——例如，安倍多次表態支持「一帶一路」倡議，積極推動兩國元首外交等。

最近兩年，中日關係恢復勢頭相對穩定。尤其是在今年疫情期間，「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投我之木桃，報之以瓊瑤」成為中日友好的新象徵。良性的抗疫互動加深了兩國民間友好和政府對強化區域合作的認知。在安倍宣布離任後，多國政要對其貢獻表示肯定。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通過其發言人表示，對安倍始終並建設性地與聯合國一道應對全球挑戰表示敬意。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空軍一號」專機上對媒體表示，他為安倍的病情感到難過，向其致以最高的敬意。俄總統普京高度評價安倍「為發展日俄關係和消除兩國間障礙做出的偉大貢獻」。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就安倍晉三宣布辭職答問時說，近年來，中日關係重回正軌並取得新的發展，兩國領導人就推動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達成重要共識。中方對安倍首相為此所做的重要努力表示積極評價，同時祝願他早日康復。

同期，另一位中方發言人華春瑩在推特（Twitter）上用英語和日語發文，表示感謝安倍晉三首相為改善中日關係所作的努力。

在安倍多年從政生涯中，除積累了政治遺產外，也有幾大遺憾。

在宣布辭職的記者會上，安倍對未能完成任期和施政承諾表示了歉意。其施政遺憾主要在三個方面：一是未能解決「朝鮮綁架日本人質」問題，二是未能締結日俄和平條約，三是未能修改和平憲法。他說對這些未酬之志「遺憾至極」，猶如「斷腸之痛」。

「三大遺憾」當中有兩個是外交問題，由此可見安倍對此問題的重視。而修改憲法也和外交密切相關，從2012年上臺以來，安倍關於修憲已經發表過1200多次言論。不過，橫亙在修憲問題前的巨石是日本的主流民意，時至今日，日本的各項民調結果中，支持修改憲法者從未超過民調的50%。

除民情外，疫情也是無法操控的因素。新冠肺炎爆發以來，日本疫情出現反復，安倍政府的抗疫能力備受國內輿論質疑。

受疫情拖累，日本二季度GDP終值大幅下降28.1%,為戰後最大降幅。這也是安倍政權未能履責而留下的缺憾，需要其繼任者努力修復。

「後安倍時代」的日本內政與外交

從客觀形勢看，不論安倍的接班人是誰，在明年舉行的下一屆選舉之前，都屬於臨時性代理，各方面能作出的調整空間不大。且當前的自民黨已成為一個「全方位政黨」，新任政黨領袖須廣採民意，以制定一個反映社會意見最大公約數的政策綱領。就目前日本社會的求穩傾向而言，施政綱領亦不具備激進改革的基礎。

而菅義偉的當選，更提高了延續日本現行的經濟、財政和外交政策的可能性。菅義偉追隨安倍多年，是日本在任時間最長的內閣官房長官，他在內政外交等領域的政策思路與安倍晉三高度融合。

在9月2日的記者會上，菅義偉亦直言，「如若當選，將全力繼承安倍的內政、外交遺產，推動安倍經濟學中未完成的改革。」他的這一表態被日本媒體視為「對安倍晉三效忠」。

在內政方面，「後安倍時代」最緊迫的問題仍是應對疫情並恢復經濟。菅義偉近日明確表示，防疫政策將是其優先事項。他還提出，將謀求防疫與經濟兩立並行，迅速實施安倍政權規劃制定的大規模經濟對策，確保就業。

在外交方面，菅義偉近日與日媒互動時稱，「外交的延續是重要的」。

安倍在任首相時曾與特朗普舉行過37次日美首腦電話會談，菅義偉僅缺席過1次。在安倍政府決定涉及中、俄、韓等國重要事項時，菅義偉也曾聽取全部匯報。在這個意義上，菅義偉熟知日本外交的延續性及優先順位。

可以預計，「後安倍時代」的日本外交，將繼續以日美同盟關係作為「基軸」。安倍在8月底與特朗普舉行電話會談時稱，即使自己在移交政權後，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也不會改變。

同時，安倍的繼任者也將繼續重視與中國等近鄰國家構建穩定關係，並強化與歐洲之間的經濟合作，為日本外交創造彈性空間。

以上是日本內政外交在「經濟復甦」與「安全保障」的不變主題下，相對可以預測的部份。同時也應看到，「後安倍時代」的日本外交存在一些變數，其影響或更為深遠。

從外部因素看，11月美國大選的結果將對日美乃至日中關係產生不確定性影響。

在中美關係方面，無論特朗普還是拜登上臺執政，中美的對抗關係都將處於常態化。就日美關係而言，從對日本外交政策制定的影響角度考慮，特朗普或拜登政權間的主要區別有二：一是中美博弈升級的概率和強度。如特朗普當選，則對華或更強硬，日本外交迂迴空間可能變小；二是政策方向的可控性。相對而言，「特式外交」的不可預測性更大，這對日本外交和經濟政策來說都是風險因素。

有分析認為，如果特朗普獲得連任，那麼對於「後安倍時代」的日本而言，能否繼續保持外交上的靈活性至關重要，這將對日本新政權的「快速應變能力」提出挑戰。

雖然近年來中日關係總體趨勢向好，但隨着安倍長期政權的威望衰減，新任首腦很難保持強勢，受到各方壓力和異見的影響概率增高，中日關係可能出現波折。因而，從內部因素看，日本新任首相的政治手段和立場，是影響「後安倍時代」走向的另一變數。

此外，還有一項變數也是來自日本執政黨內部。東京工業大學教授中島岳志指出，在安倍時代自民黨已變形，黨內的自由派政治家，比如像此次競選落敗的石破茂，已經越來越少。以前自民黨擅長換首相來實現路線擺動，但目前自民黨的多樣化消失，黨內眾議員的一半得到過安倍的認可。這種「路線擺動能力」的削弱，可能為日本政壇的後續發展埋下「伏筆」。

雖然安倍為自民黨留下了一個碾壓對手的執政地位，但若繼任者及執政黨未能展現出長期勝任的能力，日本可能又回到首相頻繁更迭的不穩狀態。

中日關係的新起點與新局面

日本近年來積極改善對華關係，是其國內政治需要和國際戰略環境變化雙重作用的結果。在基本面不發生大幅改變的情況下，日本新首相對華政策應會「蕭規曹隨」。

還應看到的是，儘管當前中日關係有所改善，但兩國之間仍然存在着歷史問題、意識形態等結構性矛盾，在短期內難以化解，甚至可能因中美關係等因素產生新的問題和挑戰。

從菅義偉近日的表態看，日本新政權以安全轉型為由謀求「新憲法」的腳步不會停歇，這將導致日本對華政策繼續存在「兩面性」——在經貿領域與安全領域之間、雙邊層面與多邊層面之間體現出矛盾策略：

一方面，謀求在有限程度上改善中日關係，為實現國內經濟復甦而密切與中國的經濟合作；另一方面，繼續加強戰略預防，除防務安全外，還將把「產業鏈安全」置於「國家經濟安保」的高度加以推進，「產業轉移」的去中國化可能提速。

在近日舉行的美日防長會談中，雙方再次確認了《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尖閣諸島」（即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9月9日，日本防衛大臣河野太郎在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主辦的視頻討論會上，放言「中國已經對日本的安全構成威脅」。

中日關係研究學者認為，河野的此番表態表明，日本政府依托日美同盟遏制中國的意圖不會改變，後安倍的日本有可能朝着對華強硬的方向發展。

對此，中方應密切關注日本內政外交動向，對短期內日本可能出現的政治雜音和強硬動作有所準備、積極應對。以務實靈活的手段，實現外交轉圜與維權維穩之間的平衡，避免中日關係被外部負面因素拖入陷阱。具體舉措可以包括，在不觸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通過各種渠道與日本保持交流對話機制。例如，進一步落實「海空聯絡機制」，包括搭建兩國首腦級的、防衛部門負責人級的熱線等，以對東海南海的可能衝突進行及時管控。

中日高層領導會晤亦應在疫情穩定後加緊成行，為站在新起點的兩國關係釋放確定性信號。從菅義偉在競選期間發表的涉華政策可以看出，他對已經延期的中國國家領導人訪日計劃十分重視，表示要在合適時機妥善落實。

而中國正值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戰略期，通過元首外交加強兩國間的協調合作，可以共同應對國際環境的複雜深刻變化。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對中國經濟的依賴度正在發生改變。認為「日本企業/經濟無法離開中國」的觀點及相關政策推演，都應當予以修正。

日本經濟新聞與日本經濟研究中心在7月14至16日，以3000名上市公司負責人為對象，實施了一項輿論調查。9月4日公布的結果顯示，有近6成企業負責人支持日本政府鼓勵在華企業回歸日本的決定，明確表示「不支持」的日企僅為11.3%。同時有超過四成的被訪者認為，中國「作為生產據點的的重要性，今後會逐步下降。」

調查結果還顯示，有近半數的日企支持特朗普的對中強硬政策，表示反對的比例為36.9%。在關於「日本是否應該傚法美國，阻斷與中國經濟合作」的問題上，有35.1%日企認為「不能阻斷」，但是也有31.6%的日企認為「可以阻斷」，意見處於對立狀態。這反映出一部份日本市場主體在支持對華強硬的同時，期望繼續保持與中國經濟互動的矛盾心理。

中日經濟觀察人士認為，以上結果是近幾年日本企業對中國市場「情緒最低落」的一份調查報告，其背後的原因需要洞察和分析。從政策制定的角度而言，中國不能恃「大」（市場規模）而驕，應強化務實合作，積極挖掘並擴大兩國共同利益，逐步改變中日之間「政經分離」的合作格局。

不只針對日本，中國經濟外交上的務實性還應體現在周邊外交上。一方面，繼續保持與俄、朝等國的傳統夥伴關係，力爭韓國不參與美日對中國的圍堵；另一方面，對東南亞國家、「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家繼續擴大開放，以和平方式解決區域問題爭議。

某種意義上說，中日外交在過去所積累的經驗和方法，不僅將為「後安倍時代」開創中日關係新局面提供重要資源，也將為鞏固中國外交的基本盤、打開國際舞台的政治空間，提供「穩定器」和「推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