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瞻

近日，中國大陸媒體《人物》一篇名為《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的文章掀起輿論熱潮。文章抽絲剝繭地揭示了一個長期存在卻被忽視的真相：外賣騎手在成就諸如美團、餓了麼等超級平臺的同時，自身卻付出了慘重代價。

外賣騎手交通違法傷亡事故多

據不完全統計，2017年上半年，上海平均每2.5天就有1名外賣騎手傷亡。同年，深圳3個月內外賣騎手傷亡12人。2018年，成都交警7個月中查處騎手違法近萬次，事故196件，傷亡155人次，平均每天就有1個騎手因違法傷亡。2018年9月，廣州交警查處外賣騎手交通違法近2000宗，美團佔一半，餓了麼排第二。一系列觸目驚心的數字無不表明，外賣員已經成為「高危職業」。從表面看，這一現象的背後是一則再簡單不過的數學公式——「速度=路程/時間」——當送餐距離不變，所需時間被平臺不斷壓縮，外賣騎手們只能通過超速去挽回超時。

但深究其中可以發現，在數字經濟的浪潮中，由數學公式構成的算法無處不在。隨着物流平臺、打車平臺、外賣平臺的興起，構建在算法基礎上的平臺經濟帶來了與傳統製造業不同的勞動關係。勞動者似乎可以更靈活、鬆散、自由地在數字平臺上工作，但事實上，他們面對的勞動關係更沒有保障，更容易被系統操控與壓搾，也被稱之為「數字勞工」。

當算法系統成為數字勞工們的「項上枷鎖」，如何破除困境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在數字經濟時代，政府、商家、消費者三方在算法構築起的權力結構中相互作用，勞工權益卻被置於底層，這一權力金字塔也決定了要解決數字勞工困境需要多方合力。

與此同時，外賣員的生存狀況為觀察當前中國提供了一個全新視角。在以科技為驅動力不斷追求效率的社會中，勞工權益如何在算法中得到「精準保障」而非「定向侵犯」值得更多關注。這一問題並非單獨存在於外賣騎手之中，而是涉及到數字經濟時代科技背後的每一個「人」，外賣員匆匆駛過的身影或許只是一個個帶有寓言意味的縮影。

速度至上 以冒險挽回時間

據行業數據顯示，2016年到2019年，中國國內外賣用戶規模從2.08億人增長至4.4億人，配送時效也從近50分鐘縮短到30分鐘左右，「送啥都快」已經由外賣行業的口號變為需要實現的目標。在系統設置中，配送時間是最重要的指標，與準點率、好評率密切關聯。一旦發生超時，便意味着差評、收入降低，甚至被淘汰。「送外賣就是與死神賽跑，和交警較勁，和紅燈做朋友。」更為可怕的是，為了讓騎手更專注地送餐，基於算法的系統會幫騎手規劃訂單的取送餐順序，並為每一單提供送餐路線導航，但系統給出的配送時間是根據最短的路線計算，其中包含大量的逆行路段。有外賣平臺騎手曾粗略統計，如果不逆行違章，一天能跑的單數會減少接近一半。

中國社科院助理研究員孫萍將超速、闖紅燈、逆行等挑戰交通規則的舉動歸納為「逆算法」，指出這是騎手們長期在系統算法的控制與規訓之下做出的不得已的勞動實踐，而這種「逆算法」的直接後果則是外賣員遭遇交通事故的數量急劇上升。

除了違反交通規則帶來的危險，惡劣的天氣也進一步將外賣員逼成高危職業。據媒體報道，每位外賣騎手一趟配送的訂單數通常不能超過12單。但每逢遇到大雨傾盆，往往訂單數量暴漲，配送站會通過人工調度的方式給每位騎手強加任務量，一名騎手最多曾被曝出在大雨天同時身背26單進行配送。

惡劣天氣使得來自數據和時間的壓力愈發令人窒息，由此引發的交通事故在期間不斷發生。2019年8月，颱風「利奇馬」襲擊上海，一位餓了麼騎士在雨中配送時不慎觸電身亡。令人心酸的是，悲劇發生之後，一張配送站的微信群聊截圖被傳上了社交網絡，截圖中站長@所有人，「未來三天不准假……未來三天找不到人直接雙倍曠工處罰。收到回覆。」嚴苛的指令下，是一長串騎手們回覆的代表收到的「1」。值得注意的是，一系列複雜精密的優化算法將美團「算」成市值2000億美元的超大規模企業，將餓了麼「算」成代表着阿里巴巴本地生活戰略的核心支撐。然而，精密的算法卻無法算出騎手與平臺的關係，因為沒有任何一位騎手與外送平臺存在勞動僱傭關係。

據媒體報道，在美團和餓了麼，騎手分為專送與眾包兩類。專送是隸屬於配送站的全職騎手，有底薪，有規定的上下班時間，接受系統的派單，以好評率和準時率作為考核標準。眾包則是兼職騎手，准入門檻極低，註冊通過後立刻上崗，沒有底薪，不受差評和投訴影響，但超時會面臨更重的懲罰，超時一秒鐘，配送費直接扣一半。

無論專送還是眾包，都是平臺將派送業務承包給外包公司，解除了與工人直接的僱傭關係。保險問題由工人購買意外傷害險，工人發生交通事故，平臺則可以推給保險公司，甚至於有騎手在入職時，曾被外包的配送站站長要求填寫「自願放棄保險合同保證書」。

平臺經濟：被包裝成進步的倒退

如果深入思考外賣騎手的困境可以發現，一切似乎並不新鮮。平台經濟本質仍為勞動密集型經濟，公司近乎瘋狂逐利，不斷通過制度設計降低成本。平臺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把風險轉嫁到最沒有議價能力的騎手身上，進而嚴重侵害勞工權益，這與耳熟能詳的「血汗工廠」何其相似。

行業數據也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2019年，美團對騎手的支出410億元，相當於外賣業務整體收入的74.8%，成為最主要成本之一。有評論指出，用更多的訂單集中配送降低每一單配送的成本，是美團降低外賣騎手成本的主要途徑。2019年美團能夠交出全年盈利的財報，也恰恰得益於配送成本的降低。通過提升訂單密度，美團的單均騎手成本降至4.71元，較上年同期下降8%。

但從另一方面看，數字勞工在算法系統包裹下面臨的困境又有其新穎之處。看似更靈活、鬆散、自由在數字平臺上工作背後，是被嵌入到由算法構成的監管之中，反而加劇了自身的不確定性。因此，有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將基於數字算法的平臺經濟稱之為「被包裝成進步的倒退」。

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者鄭廣懷將「平臺工人」的勞動模式特點歸納為：強吸引、弱契約、高監管、低反抗。具體而言，強吸引來自看似「自由勞動」的魅力，在參與調查的外賣和快遞員中，有40.45%的人將「入門簡單」作為自己「當初步入該行業的原因」，使之成為該行業繼「工作比較自由」之後的第二大受歡迎的特性。

弱契約體現出勞動的高度不穩定。平臺經濟強調其靈活用工的特點，由於其就業模式很大程度上與僱傭制度基礎上的傳統就業方式不同，目前的法律規範還不夠完全適應平臺工人的工作性質，因此平臺就業模式中仍然存在勞動關係認定模糊的問題，進而導致很大數量的平臺工人勞動權益無法得到應有的保障。

高監管來源於以算法技術為核心的無所不在的多重控制。平台系統對勞動的每一個環節都制定了相應的規則和要求，主要包括操作規範和時間限定。例如，通過界面功能和操作順序的設置，外賣平臺將騎手可以進行的行為嚴格限制在平臺的規定範圍內。同時，對於騎手的送餐和工作時間，平臺也進行了嚴格的要求。只有嚴格按照操作規範進行工作，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勞動過程，騎手們才能夠獲得薪酬獎勵。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森嚴的晉升體系還被包裝成「打怪升級」的遊戲，不同等級的騎手，擁有不同的稱號。有分析指出，這種遊戲化的包裝，不僅具備成癮的可能性，還巧妙地把騎手的自我價值實現與資本管理結合在一起，而遊戲化的外衣則為算法的剝削進行了普遍的、內化的、合理的解釋。

低反抗則體現為無力的矛盾轉移和自我消化。面對平臺的高度集中而嚴密的監管，平臺工人也採取了種種帶有抗爭意味的應對策略，但這種抗爭不是指向勞資關係的重新平衡，更多是矛盾轉化和自我消化，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平臺監管的日臻完善。從某種程度上也意味着，加速奔跑的外賣騎手正是將自己越逼越快的原因之一。

與此同時，數字時代提供的便捷，令消費者變得越來越挑剔，進而擁有不同於以往的、對市場更大的影響力和主導權。注重用戶量和訂單量的外賣平臺也用算法構築起了一種權力結構，在這個體系中顧客成了最頂端的存在，勞工權益被置於底層。

在騎手送餐的過程中，顧客可以洞悉騎手的一切——真實姓名、手機號、準時率、得到過幾次打賞、取餐時間、送餐路線、還有多長時間到達。在訂單進行的過程中，顧客還有權取消訂單，顧客不需要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代價，如果訂單超時，受罰的依然是騎手。有評論指出，這一切似乎完美契合了社會學家福柯提出的「全景式監獄」模型，只是「犯人與獄長」變為了「騎手與顧客」，但本質卻都是由權力差距造成的對個體侵犯。

誰來保護外賣騎手的交通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騎手的遭遇，平臺在此前並非沒有採取修補措施。隨着外賣騎手交通事故率不斷增高，為了進一步提升騎手的安全意識，外賣平臺也曾請交警去站點講課，或組織騎手去交警隊考試。此外，系統還被植入了一項新功能，在騎手上線之後，不定時隨機彈出安全教育視頻。

然而，從兩個意味深長的細節中可以窺探相關措施的成效。其一，騎手們經常在跑單過程中被限制接單，必須停車強制觀看安全教育視頻。以至於有騎手反映，在送餐高峰期不得不停車在路邊觀看突然彈出的安全教育視頻，結果被一輛飛馳的自行車撞倒腳踝扭傷。其二，美團為騎手們設計了一對袋鼠造型的黃色耳朵，最常見的耳朵正面寫着「送餐再忙，安全不忘」，但背面依然寫着「美團外賣，送啥都快」。兩者一前一後，卻難以兼得，被外界詬病為「治標不治本」。

此次餓了麼和美團的回應同樣引發輿論反感，大多認為相關回應實則「甩鍋」消費者，未真正解決問題。上海市消保委副秘書長唐健盛分析認為，外賣騎手與平臺的關係是與企業的關係，外賣騎手相關的這些規則也是企業來定，即平臺定。消費者在平臺下單，商業行為也是針對平臺產生。「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你拿外賣騎手的過錯，他的違規，他的撞人，他的穿紅燈，讓消費者去承擔下來，這顯然是有違基本邏輯的。」

從監管平臺的角度看，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亮指出，目前，外賣行業並沒有一個主責的部門。政府部門對外賣行業持包容審慎的態度，但平臺企業對於外賣騎手並不包容審慎，反而是用壓搾的方式進行管理。在沒有監管的情況下，外賣行業是弱肉強食、劣幣驅逐良幣的市場環境，即這個企業如果放慢了時間，另一個企業就會佔有它的市場率，這對於整個行業來講是不健康的。因此，相關政府部門需採取觸發式監管，並要有底線意識，一旦企業相關行為觸犯了相關底線，政府部門就應該出手，而且出手時一定要有效果。否則這些企業越違法越得利，整個行業環境將非常不健康。

外賣平臺的真正問題，其實不僅僅只是讓幾百萬騎手處於危險之中，而是對整個社會都帶來巨大風險隱患，幾乎和社會上的每個人都息息相關。數百萬高壓下的外賣騎手，高速行進在城市的每個角落，他們最終會將自身的壓力輸出給全社會，交通事故只是最常見的風險。因此，如何讓算法由純技術性變成「技術性+社會性」，值得每一個公民的關注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