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雪冰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這是中國從高速發展邁入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個五年，高質量發展模式和制度基礎，在「十四五」時期均需有大的改革和提升。在全球「低增長+高風險+硬脫鈎」大背景下，中國宏觀政策的重心應從短期「保增長」逐漸轉向中長期「改革持久戰」，以改革促發展，加碼中長期結構性轉型，釋放制度改革紅利，惟其如此，中國才能在世紀大疫、全球超級震盪中，安全脫險，低谷爬升。

2020年，中國經濟率先從新冠肺炎疫情打擊下緩步復甦。但此間觀察家指出，2021年中國經濟發展不會一帆風順，新冠疫情在經濟領域留下的失衡「後遺症」，仍一定程度上掣肘和拖慢中國經濟復甦步伐。

疫後「失衡」 四大後遺症

1、沿海內陸失衡

經過2020年的世紀大疫，2021年中國疫後復甦結構失衡特徵凸顯。中國褐皮書指出，中國2020年第三季度經濟反彈仍不均衡，較富裕的沿海省份表現良好，但較貧窮的內陸地區則陷入衰退。北京、上海和廣東附近地區的大公司正在看到官方數據所示的經濟加速增長。但內陸省份處於衰退之中，產值和國內訂單下降。

信貸方面，中國貧富地區分化亦較為明顯。在廣東、上海和北京一帶，超過30%公司獲得的資本，為其他地區的兩倍到三倍。對於大多數地區的大多數企業，復甦步伐仍顯乏力，尤其是地處偏遠的西藏、甘肅、青海和新疆，經濟狀況處於低迷。

疫情之後，數字經濟轉型加速將令中國沿海與內陸地區經濟發展差距日趨擴大。2021年，如何收窄沿海內陸經濟發展差距至關重要。

2、供需失衡

與供給端相比，需求不振亦是疫後中國經濟面臨的一大難題。從企業來看，疫情導致停工停產，企業因此裁員、甚至破產，導致投資需求下降，而失業上升亦影響消費需求。

當前，中國工業增加值增速已遠超零售增速，對過去2、3年取得的有限度再平衡形成威脅。

需求對供給能力釋放和國內經濟大循環順暢運轉有決定性作用。需求不足，不僅會惡化企業市場預期、抑制生產經營活動擴大；更會形成嚴重產能過剩和資源利用效率下降。2021年，如何補齊供需失衡短板，可謂任重道遠。

3、企業失衡

中國大中小企業的疫後表現分化，在2021年亦料進一步加劇。從PMI新出口訂單指數的企業分類情況看，到2020年8月份，僅有大型企業新出口訂單指數回復到榮枯線以上，中型企業和小型企業仍在榮枯線下。

不論從絕對還是相對水平看，三類企業中，小型企業生產修復能力，均為最弱，且小型企業的新出口訂單指數為最低。

2020年上半年，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民間投資增速較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低4.2%，除湖南、浙江等省外，其餘近20個省份民間投資增速仍為負增長。大中小企業疫後的分化走勢，為2021年中國經濟增長平添變數。

4、收入失衡

此次疫情對中低收入群體衝擊甚巨。有報告顯示，相比高金融資產或高收入組家庭，低金融資產或低收入組的家庭財富受疫情影響更為嚴重。從數據看，超五成金融資產或年收入5萬元及以下的家庭報告其財富減少，其中有34.6%的金融資產5萬元及以下的家庭報告其財富減少很多，35.2%的年收入5萬元以下的家庭報告其財富減少很多。受疫情影響，近半低金融資產或低收入家庭可支配現金減少。

由於經營性收入的大幅走低以及工資性收入的走弱，導致中國農村居民的收入整體衝擊強於城鎮居民，進一步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工作崗位減少加之月均收入大幅下降後修復乏力，均對低收入人群形成打擊。2021年，貧富差距加大，此現象不容忽視。

內部逆風 六大挑戰

除了疫後失衡「後遺症」外，2021年，來自內部的發展逆風，亦需決策層高度關注。

其一、投資回落

經過幾十年的基礎設施投資高增長以後，中國大部份地區的鐵路、公路、機場業已基本飽和，類似於2020年靠擴大地方專項債推動投資高增長已不可持續，預計2021年中國基建增速將現回落。

事實上，2020年全年基建投資同比增速為5%至8%，明顯低於此前預期的10%以上增速水平，顯示「基建狂魔」後繼乏力。從樓市看，當前土地市場已開始降溫，2020年1至8月，中國房企購置土地面積累計較前值同比回落1.32%至-2.36%。隨着新開工面積增速回落、施工面積增速回落，以及居民購房熱情的逐步釋放，預計中國樓市投資高增速難以持續到2021年。

樓市和基建投資同步減弱，意味着投資下降會帶來新需求缺口，進而進一步拖累經濟增速。

其二、消費低迷

大疫之下，消費低迷成為經濟最嚴重拖累。中國最終消費支出對GDP同比貢獻率從常態60%左右，一度降至-70%左右。

從「三駕馬車」的貢獻率來看，2020年前三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向下拉動2.5%，代表內需的消費仍然相對疲軟。當前，餐飲收入同比增速依然為負，住宿、旅遊等服務項目的復甦才剛剛開始，未來服務消費或仍會持續拖累消費復甦。

數據顯示，2020年前8個月中國消費增速為-8.6%，即便後四個月消費增速超預期，但全年消費負增長亦已成定局。中國將由此出現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以來的第一次消費負增長。2021年，在疫情未徹底消失情況下，即使社交隔離放鬆，消費者消費意願仍然疲弱，抑制消費的結構性矛盾仍然存在，避險情緒仍將令消費難以全面復甦。

其三、就業承壓

2020年前9月，中國城鎮新增就業898萬人，較去年同期少增199萬人，累計同比-18.1%；9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5.4%，較去年同期高0.2%。2020年9月份，20歲至24歲大專及以上人員調查失業率同比上升4%，外出務工勞動力與去年同比仍減少380多萬人，下降2.1%。

2020年應屆生人數為874萬，而2021年畢業人數更達至創紀錄的1000萬。疫情影響下，2020與2021屆畢業生求職時期重疊，加之出國留學、創業等發展方向受限，導致整體大學畢業生就業市場供需關係更加失衡，2021年出現史上「最難就業季」可謂大概率事件。

其四、出口遇阻

得益於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復工復產，以及歐美各國出臺大範圍經濟刺激計劃，2020年下半年，中國出口得以快速恢復。但2021年，隨着疫情在全球範圍內得到控制，其他國家產業鏈亦在慢慢復甦，國外供應缺口不再，中國在產業鏈上短期不可替代性隨之被削弱，加之歐美消費刺激政策漸次退出，以及中美貿易摩擦，中國未來出口增速或遇阻回落。

2021年，在全球經濟深度衰退之際，總需求長期疲弱，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料將長趨下行，使得中國很難繼續依賴外需帶動經濟增長。事實上，當前中國出口部門復甦不平衡、不充分現象已顯現，出口總量數據雖表現亮眼，但新出口訂單指數卻頻閃黃燈，顯示2021年出口形勢難言樂觀。

其五、金融風險擴張

疫情衝擊下，中國為應對經濟收縮，槓桿率出現快速擴張。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信貸增速反彈和名義GDP增速下滑推動非金融部門債務佔GDP比重飆升25%至近300%，中國宏觀槓桿率，尤其是企業債務和隱性地方政府債務，明顯高於大多數經濟體。

2020年前8個月，中國銀行業新增人民幣貸款投放14.4萬元，同比多增2.4萬億元。8月政府新增債務（國債+地方債+專項債）1.4萬億元，較7月增加0.8萬億元。2021年，疫情餘波下，商業銀行不良生成速度或仍加速。

中國居民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槓桿率亦由2019年底的55.8%、151.3%、38.3%上升至2020年6月末的59.7%、164.4%、42.3%，分別上升3.9%、13.1%、4%，尤其非金融企業部門槓桿率出現明顯上漲。2021年，受經濟增速持續下行影響，企業經營狀況惡化，資金周轉週期延長，部份企業生產經營面臨困境，信用風險上升。

2021年，過高槓桿率將對金融穩定和經濟增長埋下隱患，增大中後期風險釋放壓力。

其六、預期悲觀

疫情重創諸多企業未來預期，加之企業經營環境仍不樂觀，中國與世界市場需求低迷，多數企業家表示，未來兩年內不會增加投資。

同樣不樂觀的還有普羅百姓。對未來就業和收入預期轉為悲觀，使得民眾不願意花錢。2021年，消費不振現象料將持續。

目前中國經濟復甦更多處於紓困加扶持的政策驅動狀態。如何從政策驅動性復甦轉向內生增長性復甦，提振企業和居民樂觀預期，仍任重道遠。

外部風險 三重寒流

由於新冠疫情的系統性衝擊，以及全球體系的長期積弊與短期風險激盪共振，2021年，外部壓力大概率漲潮，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難言樂觀。

一、 疫情衝擊

當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續爆發，多個主要國家疫情未見明確控制跡象，歐洲、美洲、亞洲等地多國又接連出現多輪爆發。整體而言，全球疫情複雜多變，或長期持續。

比爾．蓋茨預測，全球疫情大流行至少要到2021年底才有可能結束，2021年之後，部份貧窮落後國家或極少數發達國家仍會有低水平散發案例。

未來一段時間，新型冠狀病毒所助長的不安全感依然會對全球經濟構成壓力。無論疫情如何發展，世界各國與病毒的鬥爭均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其經濟增長、就業和政治。

二、 全球衰退

世行報告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將收縮4.3%，比危機前預測值跌約6.8%。據此計算，到2020年年底，全球產出將減少超過6萬億美元.

報告顯示，幾乎所有國家的國內經濟活動均嚴重萎縮，國際經濟也是如此。今年全球貿易規模預計將縮水五分之一，外國直接投資或下降40%。本次危機將對全球經濟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IMF預計，至2021年，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水平相對於2019年將下滑4.7%左右。世行報告還預計，即使2021年經濟活動繼續反彈，發達國家政府繼續採取目前的財政和貨幣組合措施，就業亦不會完全恢復，諸多國家仍將陷入債務困境，收入差距將擴大。概言之，在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得到完全控制大背景下，世界經濟面臨深度衰退，實現V型復甦概率不大。

2021年，世界經濟衰退不排除會演變成經濟和金融危機，出現大量企業破產、金融機構倒閉、居民失業，甚至可能觸發風險資產價格新的大幅調整，從而發生高烈度局部性經濟或金融危機。

三、 脫鈎壓力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海外經濟大幅收縮，大多數經濟體政策空間已捉襟見肘，全球化面臨前所未有的逆境和阻力，與5年前相比，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更大挑戰。

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迅速升級，而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中美摩擦已蔓延到貿易之外領域，包括美國進一步收緊了對中國技術出口的限制等，「脫鈎」壓力不斷加劇。

2021年，世界經濟尚無法擺脫全球疫情再一次加速增長的潛在威脅；國際政策協調陷入困境，國際環境不確定性上升。疫情衝擊之下，各國間潛在競爭性進一步提高。全球產業鏈分布不會僅由利益驅動，公共安全風險、節點集中度風險等將被充分考慮。受此影響，中國外部產業鏈、供應鏈布局將會收縮甚至加速重構。

建黨百年 改革為先

2021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可以預見的是，中國經濟將繼續在狂風巨浪中顛簸前行。作為百年「老字號」的執政黨，中共如何帶領中國衝出狂風巨浪，駛向安全海域，備受關注。

在筆者看來，把握好「十四五」開局元年和建黨百年契機，打好「雙循環」和「市場化改革」兩張牌，可謂題中之義。

一、 加速「雙循環」

經濟學家指，2020年以來，中共高層多次明確「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全球經濟陷入低迷，國際政治局勢動盪不安大環境中，「雙循環」不僅成為應對美國挑起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的對外策略，亦將成為中國發展自身經濟的中長期政策核心。

在強化產業鏈，建立統一大市場方面，應盡早落實「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國有企業改革三年規劃」相關政策。通過制度改革紅利，擴大對內開放、破除市場壁壘、釋放增長潛力和壟斷資源，激發市場活力等方式加速產業鏈調整。

中國國內市場成功實現結構調整，將帶動整個亞太地區、「一帶一路」國家乃至全球產業鏈變革。中國將與東南亞、非洲、南美形成有別於傳統歐美市場的新國際大循環市場。

其二、勇闖「改革陣」

「十三五」時期，從「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到「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三大攻堅戰，再到2020年的抗擊疫情和復工復產，「十三五」的中國一路爬坡過坎，闖關奪隘。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包括要在質量效益明顯提升的基礎上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創新能力顯著提升，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等。「十四五」時期，是中國從高速發展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第一個五年，高質量發展模式、發展格局和制度基礎，在「十四五」時期均需有進一步改革和提升。

相比「十三五」，「十四五」爬坡過坎、闖關奪隘的難度將更大，其中，再闖「改革陣」至為關鍵。在全球「低增長+高風險+硬脫鈎」大背景下，中國宏觀政策的重心應從短期「保增長」逐漸轉向中長期「改革持久戰」，以改革促發展，加碼中長期結構性轉型，釋放制度改革紅利，惟其如此，中國才能在世紀大疫、全球超級震盪中，安全脫險，並實現經濟低谷的向上爬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