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史

當前香港疫情尚未平息，政治對立情緒仍未平復，通識教改爭論還未平靜。香港要實現破局，首先防疫仍在於有序擴大普檢範圍，加強防控和救治力度；其次確保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應在嚴格按照憲法、《基本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及全國人大有關決定的前提下進行；最後在廣徵意見及建議的前提下，特區政府綜合統籌、循序漸進地推動通識教育改革。

風雲激蕩的2020年已成過去式，萬象更新的2021年，對香港而言是繼續烏雲密布，還是逐漸撥雲見日，既考驗特區政府施政團隊的治理水平，也有賴香港市民的團結配合。當前本港疫情尚未平息，政治對立情緒仍未平復，通識教改爭論還未平靜，香港要實現破局，就需要率先答好這三道考題。

同心抗疫需推動有序普檢

2003年，一場沙士疫潮重創香港，卻也激發出港人的精誠團結，更讓世界看到了一個抗疫「模範生」。十餘年後，當新冠疫情襲港時，無論是內地的支援力度還是本港的防疫技術都不可同日而語，為何防疫效果卻始終不盡如人意？不妨向內地—— 此次抗疫的全球標杆多取經。

內地能夠用1個多月的時間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勢頭，用2個月左右的時間將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個位數以內，用3個月左右的時間取得武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的決定性成果，非常重要的經驗就是在疫情高風險地區做到了「應檢盡檢」「願檢盡檢」。同時，內地提出了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的防控要求，確定了集中患者、集中專家、集中資源、集中救治的救治要求，把提高收治率和治癒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作為突出任務來抓，進而形成了統一指揮、全面部署、立體防控的戰略布局，有效遏制了疫情大面積蔓延，有力改變了病毒傳播的危險進程，最大限度保護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中央曾協助特區政府開展「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使170餘萬港人通過「願檢盡檢」完成了核酸檢測篩查，對香港應對第三波疫情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可惜的是，香港始終有部份持份者將中央的支援視為洪水猛獸，在其一而再、再而三的妖魔化渲染下，至今仍有相當數量的港人對普檢心存疑慮或抵觸情緒，更有甚者，將特區政府的「限聚令」和抵港檢疫安排污名化為「盜竊私隱」「侵犯人權」。這些持份者在為切身利益「抗爭」時，就自我標榜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在疫情對全體港人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構成威脅時，卻對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防疫措施「明知應為而不為之」，如此雙重標準，着實諷刺。

特首林鄭月娥已在《施政報告》中專門用5頁內容闡述「走出疫境」並呼籲同心抗疫，港人也應盡快喚醒當年抗擊沙士的精神。疫情一日不去，民眾生活都難以恢復正常，更妄論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當務之急，仍在於有序擴大普檢範圍，加強防控和救治力度。唯此，香港社會才有望在2021年真正「告別」疫情。

立會選舉應確保正本清源

疫情之下，更需注意的是香港各派政治反對勢力的暗流湧動。去年7月1日《香港國安法》施行以來，「港獨」「黑暴」「攬炒」團體的激進違法行為得到顯著遏制，惟以美英為代表的西方勢力仍企圖在港「刷存在感」，從英國重拾殖民地時期的BNO（英國國民海外）護照計劃，到美國接連通過涉港法案、制裁中國相關領導人，手段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在西方勢力和本港反對派的頻繁攪動下，香港社會近年來始終未能掙脫出泛政治化的風暴。在這一風暴裹挾下，香港持不同政見者的對立情緒始終未能緩解，而處在風暴眼位置的，正是特區立法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去年在3個月內審議通過兩項涉香港特區立法會的重要決定，頻率之高前所未有，一方面是為在保證疫情防控的前提下解決立法會「真空期」問題、實現香港立法機關平穩過度；另一方面是為劃清底線、正本清源，對「愛國者治港」立明政治規矩。兩項重要決定的相繼出臺，為香港立法會重新有序運作、議員回歸本職工作提供了根本法律保障，也有助於釐清香港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同時促進特區行政與立法機關建立的良性互動。

值得注意的是，正常情況下，因疫情而推遲的特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將於今年9月舉行，此前以所謂「總辭」對抗人大決定的「泛民派」議員可能藉此再鼓噪新一輪政治動員，激進反對勢力亦可能再次走上街頭、捲土重來，逃亡海外的羅冠聰、許智峯等人仍試圖再掀波瀾，香港社會恐面臨又一個政治漩渦。加之美國當局再推「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案」，英國BNO護照政策今年生效，香港的外部政治環境將更加複雜多變。

在此背景下，特區政府、現屆立法會、司法機關、選管會都應嚴格按照憲法、《基本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及全國人大有關決定，確保特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在民主、法治的前提下進行。正如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在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法律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致辭中所說，現在已經到了正本清源、把一些習非成是的東西改過來的時候了。

通識教改要謹記前車之鑒

在香港面臨的各項社會深層次矛盾中，教育是根本性問題之一。近年來飽受爭議的高中通識教育科改革，再次反映出香港教改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特點。

林鄭在《施政報告》中述及通識教育時指出，未來改革方向必須糾正過去通識教育科被異化的問題，讓這個科目重新成為學生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聯繫不同學科的知識、培養明辨慎思能力、以理性分析當代領域的課題，學習有關國家發展、憲法、《基本法》及法治等元素的平臺。如此考量並無問題，卻因「異化」的表述而招致教協及部份教師的強烈反對，甚至將其上綱上線到「政治打壓」的程度。

筆者認為，設立通識教育的初衷並沒有錯，但近年來通識教材、通識科教育的確存在諸多問題，部份內容甚至成為「播獨」的溫床。從2014年違法「佔中」到2019年修例風波，越來越多的中學生不分青紅皂白地走上街頭，甚至以身試法，而在這些本可避免的悲劇背後，通識教育的癥結不應被選擇性忽視。通識教育改革是大勢所趨，惟特區政府應謹記2012年「反國教」運動的前車之鑒，警惕教改遭別有用心者利用，甚至出現下一個黃之鋒、羅冠聰、周庭。

今日之香港，再也經不起政治運動無休止的折騰，當教育問題屢屢被反對派「當槍用」的時候，香港市民就應該大聲說出「救救孩子」。在廣泛徵求專業人士意見及各界民眾建議的前提下，特區政府綜合統籌、循序漸進地推動通識教育改革，應是當前社會環境下的合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