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雪冰

中國金融行業「泡沫式」繁華已拉響紅色警報。披着「金融科技」外衣的金融亂象，導致金融市場魚龍混雜、金融產品良莠不齊，給金融穩定帶來巨大挑戰。金融強監管已經利刃出鞘。亦有專家指出，新時代的新金融，需要新監管。對金融新業態「簡單粗暴」行政一刀切並非上策。為金融創新營造包容、審慎的監管環境，實現「與未來接軌」的金融新監管，才能真正暢通金融創新血脈，為中國經濟走出「全球熊市」保駕護航。

2020年11月上旬，全球最大「獨角獸」螞蟻集團在上市最後時刻被監管部門緊急叫停，「馬已今服」事件在市場上掀起強力震盪波。在此之前，中國《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徵求意見稿）》緊急發布，為螞蟻高槓桿「以小博大」套上「緊箍咒」。

金融新週期 強監管落閘

近段時間以來，中國金融監管力度漸次加碼。據官方數據顯示，中國近3年累計處置不良貸款5.8萬億元人民幣，超過之前8年處置額的總和。金融違法犯罪受到嚴厲打擊，安邦、明天、華信等金融集團的資產清理追贓緊鑼密鼓，包商銀行、恒豐銀行、錦州銀行等風險機構處置鐵腕推進。

曾經頻繁爆雷的網貸領域，實際運營的P2P網貸機構已由高峰時期約5000家，壓降到目前的3家，借貸規模及參與人數連續28個月下降。

地方金融強監管亦加碼推進。針對融資租賃公司等地方金融組織建立「黑名單」機制，持續摸底、清理和整頓地方金融交易場所，對地方金融組織開出行政罰單，進一步起草完善地方金融組織監管制度，動作頻仍。

兩個月間，中國地方銀保監分局、銀保監局和銀保監會針對150家銀行及其分支機搆，共開出374張罰單，涉及230名員工，合計罰款金額達5.21億元。

種種跡象表明，中國金融強監管風暴正呼嘯而來。

中國央行表示，下一步，金融管理部門將做好統籌與協同，強化監管頂層設計和整體布局，加快完善符合中國國情的金融科技監管框架。

無獨有偶，中國銀保監會亦宣布，將完善風險全覆蓋的監管框架。增強監管的穿透性、統一性和權威性，依法將金融活動全面納入監管，對同類業務、同類主體一視同仁。

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亦強力發聲：堅決整治各種金融亂象，對各類違法違規行為「零容忍」。依法嚴肅查處欺詐發行、虛假資訊披露、惡意轉移資產、挪用發行資金等各類違法違規行為，嚴厲處罰各種「逃廢債」行為。積極穩妥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堅決維護金融穩定，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一個論壇上亦明確指出，金融脫離實體經濟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中國金融不能走投機賭博的歪路，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環的歧路，不能走龐氏騙局的邪路。要堅持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

北京觀察家指，當前中國已進入「金融新週期」，意味着中國經濟在逐步告別高增長的同時，金融政策亦在和過去的無限擴張進行告別，防風險被提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強監管何以利劍出鞘

中國金融監管當局在近段時間以來頻密出招，實是時勢所需。

其一、內外逆風

從國際看，當前世界經濟仍處於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長期矛盾和短期問題相互交織，結構性因素和週期性因素相互作用，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相互關聯，加之中美貿易摩擦延宕不息，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等不利因素影響，全球動盪源和風險點顯著增多，中國無疑需要在一個高度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中謀求發展。

國內方面，中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結構性、體制性、週期性問題相互交織，實現高品質發展面臨不少短板弱項，金融領域面臨的困難和風險增多。

內外逆風勁吹大背景下，均需有穩定金融大環境，為經濟發展護航。

其二：「泡沫式」繁榮

經過四十多年的快速發展，中國銀行、保險、基金、信託等各行業林立，金融業增加值佔GDP比例已在2013年超過美國，在2015年超過英國。麥肯錫 2019《中國與世界》報告顯示，中國已經擁有全球第一大銀行體系，第二大股市體系，第三大債券體系。

但不可否認的是，脫離本源，缺少實體經濟的厚實支撐，搞過度創新和體內自我循環，中國金融行業「泡沫式」繁華已拉響紅色警報。

金融體系的「虛胖」和低效催生了金融創新。早些年的互聯網金融貼上了「顛覆銀行」標籤，曾經遍地開花。但大浪淘沙過後，傳統銀行業並未被根本顛覆，互聯網金融卻在野蠻生長中屢遇挑戰。

互聯網金融退潮後，金融科技機構又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目前，無論是頭部以螞蟻金服、陸金所代表的大機構，還是各類與金融業相關的科技公司，以及銀行系、保險系、基金系自設的科技公司，數不勝數。

金融科技企業迅速膨脹，金融行業的部份利潤被以技術服務之名轉移到技術公司，利潤增速不斷刷新，企業估值數千億、數萬億的背後，實體經濟經營成本本並未真正降低。

此間觀察家指出，創新是金融業活力之源，但監管缺位易令金融脫離實體而自我循環，甚至引發系統性風險；因此，需根據中國經濟、金融發展規律，處理好監管與創新關係，特別應避免脫離實體經濟的「虛胖」式金融創新。

其三：風險加速暴露

金融業作為「第二國防」，滲透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一旦金融頁拉響警報，極易引起連鎖反應，觸發系統性、全域性金融風險，影響國家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

「三期疊加」大背景下，中國金融業經過一段時期的高速發展，所積累的金融風險不容小覷。從宏觀層面看，存在高槓桿和流動性風險，包括信用過快擴張，企業和個人過度負債。從微觀層面看，中小金融機構和互聯網平臺風險凸顯。此外，還存在影子銀行和違法犯罪風險。特別是，隨着大量互聯網公司進入金融業，部份公司違規控制多家金融機構，部份公司無視紅線肆意擴張，金融風險隱蔽性、複雜性和傳染性更強。

而這些風險點，在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背景下，已有加速暴露的隱憂。

數據顯示，中國新增專項債發行規模從2015年近1000億元，快速增至2020年的37500億元，2020年前三季度，各類債券發行共42.25萬億元，同比增長25%；利率債發行總額達到14.85萬億元，同比增長45%，債務增速遠超經濟增速。與此同時，信託業風險亦加碼暴露，少數信託公司已劣變為高風險機構，存在外溢可能。截至2019年末，信託資產風險率2.67%，較上年同期大幅上升1.69%。

互聯網金融界亦長期存在小成本高杠杆套利的現象，作為領頭羊的螞蟻集團的高估值背後存在着高風險。前段時間的網絡借貸、虛擬貨幣交易等活動，很多是披上了「金融科技」外衣的金融亂象，金融市場的魚龍混雜、金融產品良莠不齊，給金融穩定帶來巨大挑戰。

其四：疫情衝擊

疫情對中國乃至全球經濟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疫情加大全球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不僅造成世界經濟嚴重衰退，產業鏈、供應鏈循環受阻，國際貿易投資萎縮，大宗商品市場動盪，更對金融穩定形成諸多新挑戰。

疫情爆發加大經濟下行壓力，造成公共財政收入下降。數據顯示，2020年前8個月下降7.5%，而地方政府債務餘額仍保持較高增速，前7個月為14.7%。2020年下半年是地方政府債券到期高峰期，到期1.44萬億元，比2019年下半年增加8007億元，收入來源受限、償債壓力上升將加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疫情衝擊下，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加大，資金周轉週期延長，市場信用風險明顯上升，部份企業特別是民營和小微企業困難凸顯，違約風險上升。11月中旬，擁有AAA評級——永煤集團爆雷，無法兌付10億元債券，違約事件後，永煤集團其他存續債券價格暴跌，其他多家能源煤炭企業和國企的發行債券亦受波及，且多隻地方城投債和煤炭等能源類的債券取消發行。

據Wind數據顯示，僅2020年7月份至11月5日，已有23隻信用債發生展期或實質違約，金額逾330億元；違約企業多為民企和地方國企，涉及主承銷銀行近20家。

數據同時顯示，2020年三季度末，中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2.84萬億元，較上季末增加987億元；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1.96%，較上季末增加0.02%。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導致的金融風險或具有滯後性，在信用風險上升、利潤考核壓力等因素影響下，未來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將存在上升壓力，同時核銷能力亦將受到影響，部份中小金融機構風險有可能進一步惡化，後續資產品質管制難度或將明顯上升。IMF警告稱，如果經濟持續低迷，一些地區的銀行體系可能出現資本短缺、私人和公共部門債務負擔不斷增加。

監管之殤 何以解題

當前，內外逆風交織下，強監管利刃出鞘毋庸諱言。但備受爭議的金融監管如何實現有效監管，卻實非易題。以螞蟻暫停上市為例，何以早前一路順風，卻在「臨門一腳」被緊急叫停。正如網上輿論所指，「既然問題如此嚴重，為何當初批准上市？」

概括而言，當前兩大監管之殤，需要破題。

其一：系統

當前，中國金融監管系統並未形成一套基於中國內外金融形勢的指導性理論，特別是對互聯網金融沒有制定公開明確的規則，政策跟不上創新的速度，無法提前預防和糾偏。馬雲即直言：中國金融沒有系統性風險，因為沒有系統。

業內人士指，從監管模式看，中國當前以分業監管、機構監管為主，存在監管空白和監管漏洞，對跨市場、跨行業、跨領域的交叉性金融風險防範不足。從監管對象看，存在非對稱監管現象，對非金融機構從事金融的行為監管偏少、偏軟。從監管制度看，持續出臺了大量規章制度，但層級較低，監管權威性不足，尤其是對非金融機構處罰力度偏軟。

破題監管短板和構建成熟的監管系統，可謂至為關鍵。

其二、平衡

處理好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平衡問題，如同走平衡木，知易行難。

中國銀行業監管機構表示，將開始更像對待銀行那樣對待金融科技公司。金融強監管之下，金融科技公司活力受損下降，亦在意料之中。

事實證明，金融監管將導致金融體系信用創造能力下降、流動性水平降低，進而推升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有研究顯示，巴塞爾協定III可能推升各國經濟信貸成本約60至80BP。毋庸置疑，金融創新與金融風險的關係需要權衡，監管收益與監管成本的關係亦需要權衡。

馬雲認為，「創新一定要付出代價」「把風險控制為零才是最大的風險」。從近幾年經濟形勢和社會輿論來看，解決「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固然重要，但解決「發展」問題亦同樣重要：隨着近年經濟增速下滑和疫情攪局，社會輿論中的不滿、焦慮、戾氣等已有增多趨勢。

「我們現在管的能力很強，監的能力不夠。」馬雲說，好的創新不怕監管，但是怕用昨天的方式去監管，我們不能用管理火車站的辦法來管機場，不能用昨天的辦法來管未來。「全球很多監管部門監管到後來，變成了自己沒有風險，自己部門沒有風險，但是整個經濟有風險，整個經濟不發展的風險」「未來的比賽是創新的比賽，不僅僅是監管技能的比賽」。

正如馬雲所言，金融監管如不能與時俱進，不僅會造成金融資源配置扭曲，創新資本與民間資本形成不足，更會掣肘金融創新，令其舉步維艱。

事實上，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十九大報告均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市場決定性作用的發揮，仍受到不少政策層面的掣肘，所觸發的金融創新活力下降甚至金融窒息不可小覷。

新時代的新金融 需要新監管

中國金融強監管核心是防風險。當前，百年大變局疊加百年大疫情，推動世界經濟列車駛向不可預知的未來。對內，中國金融業須防範「灰犀牛」；對外，須防範「黑天鵝」，只有防住內外風險，才能保證中國巨輪不偏航，不擱淺。

防風險至關重要，但如何平衡發展和穩定、監管和創新，以及不同市場主體和所有制，並非易題。

有專家認為，新時代的新金融，需要新監管。目前中國金融體系是仍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體系，「結果監管」的傳統監管不同，新監管將是行為過程監管，「功能監管」，針對業務過程和行為，利用大數據提高監察能力，及時發現和管控市場風險，鼓勵資金流入新經濟領域的同時防止發生系統性風險。

發展與穩定、創新與監管並非水火不容，而應是相輔相成。與此同時，新監管需要綜合監管提上日程。

當前中國金融監管仍處於分業監管、機構監管狀態。當前金融各項業務逐漸混合、深度融合、交叉滲透，業務邊界越來越模糊，金融監管更需要「綜合監管」。

此外，減少監管空白和多頭監管，不僅加大對金融業具體業務的約束，更加重視完善制度辦法，形成監管的長效機制亦迫在眉睫。

值得注意的是，創新將是中國未來五年乃至更長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動力源。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47次提及「創新」，可謂重點着墨、貫穿全篇。

有觀點認為，對於全新未知的新業態金融服務，如監管當局主要通過針對傳統金融業態的事前准入限制和種種條條框框限制設置，很可能將重大創新扼殺在搖籃中。

因此，對於中國監管層而言，不能因當前監管系統不完善，監管技術相對落後，便對金融新業態「簡單粗暴」行政一刀切。為金融創新營造包容、審慎的監管環境，更多依賴事後懲戒，而非事前准入限制，提升監管有效性，實現「與未來接軌」的金融新監管，才能真正暢通金融創新血脈，為中國經濟走出「全球熊市」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