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一川

☉圖/公眾環境研究中心

馬軍，環保公益研究機構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致力於環境信息數據的公開，成功撬動一萬四千家中外企業改善環境表現。他多年從事環境保護工作，榮譽無數：獲評美國《時代》週刊「2006年度全球最具影響力100人」，2009年獲得有着「亞洲諾貝爾獎」之稱的拉蒙．麥格賽賽獎，2012年獲得戈德曼環境保護獎……

馬軍認為，環保研究，數據是核心。2014年上線的手機應用「蔚藍地圖」，通過視覺化的數據使公眾參與到環保事業中，形成一股監督的力量。

消失的壯美山川

馬軍，1968年生人，成長在北京。在他的童年記憶裡，有數不盡的藍天，有可以游泳的清澈河水，有被路燈所吸引的金龜子、螳螂、蛐蛐等昆蟲……這些都使他着迷，在潛意識中埋下了一顆親近自然的種子。

1988年，馬軍進入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新聞系學習。大學期間，因新聞和英文專業的學習需要，大量接觸外國書刊與電影。馬軍清楚記得，當時閱讀的《國家地理》雜誌刊登了大量保護區的動植物圖片，使他深受震撼。

大學畢業後，馬軍作為《南華早報》北京研究員從事媒體工作，有機會在大江南北調研採訪，從黃土高原到西南嶺谷，逐漸注意到水資源問題。得益於媒體工作鍛煉的案頭與實地調查能力，為以後從事環保數據收集、現場調研等工作奠定了基礎。

「我發現唐詩宋詞中提到的壯美山川和現實這個所看到的大不相同。都知道『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但當時黃河卻連年出現長時間斷流。原本的林木茂盛變成了濯濯童山，很多清且漣漪的河流湖泊也受到了污染。」實際情況與學生時代腦海中所構建的中國圖景的落差，使得馬軍想要探究原因，看看這些年究竟發生了什麼？

1998年，長江、嫩江、松花江等流域發生特大洪水。這讓馬軍陷入思考，我們是怎樣走到必須嚴防死守、與母親河殊死搏鬥的境遇之中。結合多年來所做的在地和案頭調研，他開始寫作《中國水危機》一書。「我有機會接觸到水資源面臨的問題，感覺這些問題挺重要的，需要大家瞭解，所以我決定把它寫出來。」

馬軍原本希望完成這本書後就可以放下環保這一沉重話題，但各方讀者卻一再找到他，他們認同不採取行動解決確實可能面臨水的危機，可解決問題顯然不是媒體的優勢。

毅然投身環保工作

2002年，馬軍轉行至環境諮詢公司，由此起步從事環境保護工作，熟悉相關政策法規，參與研發供應鏈的環境管理體系。2004年，他入選耶魯大學世界學人項目。通過對中西方環境治理的對比研究，他意識到環境問題規模巨大、結構複雜，必須依靠廣泛的社會動員、公眾參與才能推動解決，但前提是環境信息的公開。如果不能獲取足夠的信息，公眾的參與將流於表面。

2006年，馬軍創立環保公益研究機構公眾環境研究中心。首個項目着眼於他最熟悉的議題「水」，本着視覺化、低門檻、用戶友好的原則，開始製作「中國水污染地圖」。

「污染不是憑空而來，一切要回歸源頭。」鑒於當時環境信息的敏感性，馬軍決定首先收集政府發布的監管信息，與同事和志願者在一張張數據表格中泡了大半年。

辛苦的工作最終得到回報。「中國水污染地圖」發布2個月後，一家「污染黑名單」內的跨國公司副總上門尋求解決污染的辦法，這給了馬軍和團隊信心。他坦言，最初從事這份工作時內心糾結忐忑、壓力巨大。一方面，環保NGO的工作不被認為是「正常」的工作，無人理解。「很多企業來到我們的辦公室，不懂我們為什麼不要錢還要花精力把他們放到黑名單中，不理解治理大氣水源對NGO自己有什麼好處。」

另一方面，進行調研工作時，NGO並非政府監管部門或媒體，略顯尷尬的身份缺乏相應保護，數次遭遇圍堵險境。「這份工作就像無限責任公司，所有的事情都是份內需要解決跟進的問題，背後千頭萬緒，都是大量的工作。」

馬軍曾擁有一份收入不錯的體面工作，從事環保NGO工作後收入的差距、繁重的工作、危險的處境常使他感到愧對家人。儘管如此，他還是想做些對社會有價值的事情，並希望能夠有始有終。

「其實每次調研的經歷都是充電，讓自己感覺有希望。」他回憶一次現場調研，該區域內有四個工廠，包括全球最知名品牌的供應商，但生產過程產生的廢氣和雜訊讓居民苦不堪言，廢水排放使河流變黑發臭。生活在這裡的一群老人舉着從河裡舀出的一瓶黑水，在鏡頭前跪下說「幫幫我們」。「當時我舉着相機也單膝跪下了，很難承受這樣的場面。」

馬軍沒有行政權力和資源幫助她們搬家，他只能愈發堅定地把手中的環境信息數據對應到品牌供應鏈中。當地企業的污染問題最終在品牌推動下得到治理，村子也在政府安排下得以搬遷，但令人唏噓的是，當時舉着黑水求救的老人已經因癌症去世。

助推環保信息公開

2013年大氣污染行動計劃實施，2014年實現全球首次污染源線上監測即時公開，2015年新《環境保護法》施行，2016年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開始，2018年藍天保衛戰打響，2020年中國作出碳中和承諾……近年來，中國密集出臺系列政策持續推進生態環境保護，全社會的環保意識空前提高。

2014年，公眾環境研究中心運營的「蔚藍地圖」APP上線。與最初的「中國水污染地圖」一脈相承，「蔚藍地圖」APP緣起於北京地區曾經嚴重的霧霾問題，大氣污染也需要回到源頭治理。這款手機應用可查詢到全國各個省市的空氣、水質、海洋、土壤風險源信息，通過視覺化方式協助用戶解讀並應用數據，做好污染防護。應用與微博對接，用戶可隨時隨地「微舉報」身邊的污染源，直接進行社會監督。

馬軍舉例，「山東某鋼鐵上市公司旗下工廠的二氧化硫常常超標10倍排放，我們找到董事會秘書的電話打過去，他說這個問題對上市公司不重要，就掛掉了電話。但當地民眾與環保組織多次通過蔚藍地圖微博舉報，最終政府出手關停企業三台豎爐，光是PM2.5就減排405萬億微克，對所在城市及整個區域產生重大的積極影響。」

截至目前，「蔚藍地圖」已收集到190多萬條違規記錄，這些絕大多數都來自於官方發布的監測數據。與第一年僅收集到2000餘條記錄相比，馬軍認為，這體現了中國在環境監管和信息公開方面取得的歷史性進步。此外，公眾環境研究中心還與合作夥伴共同開發了污染源信息公開（PITI）指數，從污染源信息和環境品質信息兩方面評價政府環境信息公開水平。PITI指數評價得到權威專家和主管機構的支持，指數報告和建議也得到中央和地方環境主管部門的重視。

近年來，為從源頭控制污染，馬軍重視利用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提供數據化的解決方案，打造綠色供應鏈與綠色金融，從而綠化全球生產、採購和投融資。通過發布綠色供應鏈（CITI）指數，對蘋果、戴爾、愛迪達、華為等中外知名品牌進行評價。這些品牌也將「蔚藍地圖」數據寫入供應鏈採購標準，推動1.2萬家次供應商企業改善環境表現。

「小米在香港上市時，相關文件自稱互聯網企業沒有供應鏈的污染問題。我們就給港交所寫信，反映與合作夥伴綠色江南調研發現的小米供應鏈的環境危害，得到港交所的積極回應，小米被要求重新提交文件，我們看到其添加了關於供應鏈污染風險的陳述。」馬軍認為，香港交易所在環境保護上走在前列，同時越來越多的香港企業意識到供應鏈評價的重要性。

「從今天就開始行動，總好過留到以後。」

中國的環保事業雖較過去有了積極的進展，但依舊面臨許多問題。馬軍認為，當前最為突出的問題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維持生物多樣性。

2020年12月，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氣候雄心峰會上宣布，中國力爭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從現在的時間節點來看，中國的碳排放總量全球居首，人均碳排放量已經高於歐盟。按國際標準，如果要達到氣溫升高不超過1.5℃的目標，人均碳排放量需控制在2至2.5噸之間。但即便是在中國人均碳排放量最低的城市深圳，數值都已超過3噸。這個問題仍然需要更多關注和努力。

關於生物多樣性，馬軍談到，全球一直沒有達到生物多樣性好轉的目標，甚至還在退化。中國目前雖已取得一些進展，如大熊貓的保護、藏羚羊種群的恢復等，但前景並不樂觀。以長江為例，幼魚和魚卵的群落下降幅度甚至達到90%，十分驚人。長江流域重點水域現已啟動「十年禁漁」的強力舉措。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否則長江的生物群落可能進一步枯竭。

馬軍判斷，未來的環保工作將由以防治污染為主，轉向以本地污染治理與應對氣候變化雙輪驅動。隨着時間向2030年推移，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性將日益凸顯。這也是全球的問題。歐盟正在加大碳減排力度，今後有可能出臺針對碳排放的邊界調節稅，從而影響世界貿易。企業應做好準備，順應全球大趨勢，與國家相關政策協同，以應對今後可能出現的變化。

環境保護與每個人息息相關。普通人從節水節電節能與綠色出行做起，再向前一步，可以參與到環境監督舉報中。在政府出力的同時，環保也可依靠市場的力量推動。作為消費者，每一次購買行為都是一種表達，購買對環境友好的企業產品就是一次綠色選擇。

馬軍多年從事環保工作，深深感歎改善環境之艱難。技術層面上，自排放源頭解決污染是可行的。但污染物一旦進入到環境中，污染了大氣土壤水源，再想祛除就是千難萬難。「面對污染，從今天就開始行動，總好過留到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