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雪冰

2021年是「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亦是中國「入世」20周年和開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起始之年。在海內外環境發生深刻複雜變化情況下，未來五年，中國惟有淡化短期「速度衝動」和「數量衝動」，聚焦長期改革和高品質發展，加碼開放步調，才可破解困擾中國發展的一系列長期性、結構性問題，為大國博弈贏得更多空間。

2020年，中國GDP首破百萬億大關，邁入百萬億俱樂部「超級時代」，經濟增速達至2.3%，成為全球唯一正增長主要經濟體。然而，進入百萬億「超級時代」的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超級挑戰」亦不容小覷。

超級時代 超級考驗

挑戰一：低增長

由於2020年低基數效應，今年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速或將跳至高位，但不應對形勢過於樂觀。隨着前期大規模貨幣寬鬆和財政刺激效果減弱、低基數效應消退後，蕭條性因素或重回主導，脆弱性逐步顯現，經濟修復動能逐漸減弱，尤其是今年下半年經濟回歸正常軌道後，經濟增長或因內生動力不足而再次面臨較大壓力。

挑戰二：不平衡

疫情對整體經濟基本面帶來了結構性深層次實質性衝擊，令中國經濟增長中既有不平衡性更加突出，同時亦製造了新不平衡因素，包括：消費需求疲軟成為突出短板，階段性扭曲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服務業恢復速度慢於製造業和整體經濟；南北區域發展差距和產業發展不平衡加劇等，影響經濟復蘇可持續性。

挑戰三：脫實向虛

過去一年，實體經濟在疫情衝擊下，出現L型大坑（停工停產，供需斷層）。與實體經濟發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金融體系卻吹出史無前例巨型泡沫。

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全球均出現了流動性大泛濫。「巴菲特指標」顯示全球股市泡沫化達至金融危機前水平，流動性泛濫推高資產價格泡沫化，比特幣價格突破5萬美金。

疫後，實體經濟欲從陰跌中攀升，將面臨漫長又充滿不確定性的斷層修復週期；而當實體經濟走向復蘇，通脹反彈，金融資產泡沫清算亦或隨之來臨。

挑戰四：消費低迷

2020年受疫情衝擊，中國經濟增長結構出現扭曲：從「三駕馬車」貢獻度視之，前三季GDP增長中，消費貢獻至-337.1%，投資貢獻422.5%，而出口貢獻14.6%。

官方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1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4.6%，明顯低於預期，漲幅較上月回落0.4%，為年內首次回落。總體來看，個別地方疫情反彈對消費形成制約。旅遊、住宿、餐飲、線下教育、線下娛樂等，產能利用率仍低位徘徊，需求尚遠未恢復。

2020年全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累計同比增長-3.9%，表明全年商品消費仍處於負增長通道。

疫情影響下，2021年中國春節大範圍人員流動受限，更多人選擇「就地過年」，從而顯著減少春節社交消費。

從長期看，中國若形成以內循環為主體發展新格局，消費佔比須達至70%。從需求端視之，消費疲軟依然是制約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主要因素。

挑戰五：基建下移

2021年，基建投資快速反彈料難以持續。隨着經濟逐步恢復，財政政策回歸常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等因素制約，本輪逆週期調節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高點明顯下移，疊加地方財政壓力大，擠壓基建支出空間。

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或延續2010年以來的下行趨勢；在收入難以迅速好轉情況下，居民剛需購房和改善性購房需求均難以出現明顯復蘇，2021年房地產投資難以快速恢復至疫前水平。

今年無論是赤字抑或專項債規模，大概率均低於去年，加之影子銀行監管、城投發債分類指導、債券發行正規化等措施亦會在融資端約束基建擴張。在投資增速過程中，基建投資受制於政策拐彎和財政收入，預計難有明顯抬升，對穩增長支撐邊際作用下降。

挑戰六：出口承壓

2021年隨着全球疫苗大面積使用、歐美疫情逐步緩解，中國「疫情受益型」出口將放緩。

預計今年中國出口前高後低，不排除進入負增長可能性。考慮到2020年1至2月份出口基數較低，今年一季度出口將保持高增長；而疫苗落地亦需一段時日，2021年上半年出口或仍有較好表現。隨着疫苗落地實施，海外生產將加速恢復，供需缺口將大幅緩解；加之，其他競爭國出口恢復，以及2020年下半年高基數效應，今年下半年出口或進入負增長區間。

隨着出口增速觸高回落，加之前期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影響，今年中國部份出口外貿企業經營壓力會更為凸顯。

挑戰七：就業嚴峻

疫情衝擊下，經濟活動受限，企業一度大面積停工停產，就業市場受到明顯衝擊。去年2月，中國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升至6.2%年內高點，全年全國年均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6%。

數據顯示，1至12月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186萬人，較去年同期少增166萬人，累計同比-12.3%。2021年高校畢業生人數將達至909萬人（2020年為874萬人），中等技術學校畢業生400萬人。中國保企業、穩就業可謂任重道遠。

挑戰八：金融風險

2020年中國宏觀槓桿率攀升較快，約提高27個百分點。在內部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外部環境不確定性仍強背景下，中國金融體系內部風險仍在持續累積。

今年將是債務集中償付期，諸多地方政府本息償付額或超財政收入50%，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影子銀行、殭屍企業等金融風險交織，一旦蔓延，局部地區不排除發生債務危機。

環顧全球，不少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新興市場國家，其高增長階段即被系統性金融危機爆發所切斷，金融泡沫造成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師萊因哈特警告，疫情曠日持久，金融危機正蓄勢待發。這場金融危機或不像2008年引爆全球金融危機的「雷曼事件」那麼戲劇化，但其卻會對經濟復蘇造成長期破壞。因此，實現金融發展與防範風險之間平衡，對中國而言可謂至關重要。

挑戰九：人口危機

過去30餘年時間，中國依靠人口紅利以及改革開放，實現了中國經濟增長奇跡，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近年來，中國人口紅利卻幾乎消失殆盡。2017年至2019年，中國出生人口已現三連降，繼2018年中國出生人口下降200萬後，2019年中國出生人口降至1465萬，出生率已跌至有紀錄以來的歷史最低點。

從長期趨勢看，由於生育堆積效應逐漸消失、育齡婦女規模持續下滑，當前出生人口仍處於快速下滑期，預計2030年將進一步降至不到1100萬，生育意願大幅降低，出生人口大幅減少。

人口危機漸行漸近的同時，中國人口老齡化加快，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達12.6%，總人口突破14億。2022年將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人口紅利不再，加之中國老齡化加快，導致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走低。

挑戰十：中美「新冷戰」

隨着中國經濟崛起、中美產業分工從互補走向競爭，加之中美在價值觀、意識形態、國家治理上的差異愈發凸顯，美國政界對中國的看法發生重大轉變，鷹派言論不斷抬頭，近年美國兩黨議員在對華問題上態度趨於統一，美國兩黨已達成對華強硬共識。

疫情發生後，中美G2矛盾越發凸顯，儘管拜登接棒，美國「改朝換代」，但中美關係質變和博弈仍是大勢所趨。從目前美國新任政府高級官員的安排來看，對華更大的壓力正在積累。2021中國面對的灰犀牛事件或仍來自美國。2021年中美關係若波瀾再起，國內經濟運行亦將隨之出現新波動。

挑戰十一：外部風險

當前，全球所面臨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在疫情和衝突中進一步惡化。疫情不僅令表像性問題惡化，亦使得基礎性、結構性和趨勢性因素發生重大變化。

2020年經濟衰退創二戰以後和平時期全球經濟最深衰退。世界經濟全面開啟新一輪低迷期，各國結構性問題和世界結構性問題將持續發酵。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期，2020年全球GDP收縮4.4%。世界銀行在1月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中預測，2021年全球GDP將增長4％，低於去年6月時預測的4.2％。

全球低迷增長勢必會帶來全球利益分配模式持續變化。由於蛋糕變小，且蛋糕分法「弱肉強食」，由此觸發各國衝突和世界格局變化，大國博弈持續或掀起新浪潮。

由於全球經濟復蘇低迷，對實體經濟壓力傳導和金融體系內在脆弱性疊加，使得外部風險陡增。

挑戰十二：疫情反復

進入2021年以來，疫情拐點並未如期出現，全球疫情正迎來新高峰。當前，全球感染人數已超過1億大關。北半球，尤其是在歐洲和北美，民眾因寒冷而進入室內，社交聚集增加，導致諸多國家病毒加劇傳播。

2021年，新冠疫情發展仍有極大不確定性，尤其是疫苗接種速度和有效性，能否應對最新出現的病毒變異，以及疫苗生產、分配等均存在變數。若2021年疫情對全球經濟復蘇的拖累效應延至下半年，屆時中國經濟修復亦將無疑受到影響。

疫情將加速世界經濟下行和分化大趨勢，加速國內社會分化所引起國內政治轉向與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重組，由於國內與國際政治經濟相互交織影響，全球脆弱地區政治與經濟風險將加劇或發生連鎖效應，並通過貿易、金融市場、資本流動等途徑傳導至國內。

四大主線 主動布局

未來五年是中國發展關鍵期，保持中國經濟相對穩定和政策主動性至關重要。如何在全球博弈激化中穩住基本盤，並在新一輪大變局中構建新合作平臺和新競爭力，在世界動能弱化之時構建國民經濟循環新動能，均是未竟之題。

求解上述未竟之題，布局四大主線是題中之義。

其一：高品質發展

未來5至15年，構建新發展格局將處於政策議程核心位置。

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破題關鍵挑戰，包括：保持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產業鏈、供應鏈自主控制實現創新驅動，形成產業鏈、供應鏈相對閉環；提升消費佔比，應對產業和勞動力結構變遷，推進城鎮化，提升投資資本收益率和研發效率等。

而欲在產業鏈、高端化進程增長動能，須利用技術進步驅動增長以滿足國內高品質供求匹配的產業鏈升級，而這必然要由市場力量去推動。

中國應利用高品質發展指揮棒下的「雙循環」戰略，減少對世界的依賴，增加世界對中國的依賴；與此同時，減少對傳統增長模式依賴，增加社會包容性與綠色可持續性。

十四五時期，應鼓勵和支持各方資金湧入實業部門發展硬科技、逐步突破國外卡脖子環節，從而增強中國經濟系統穩健性。

當前地方惰政、企業成本上升、中小企業融資難貴等問題突出，建立高品質發展考核機制，激勵地方政府亦是當務之急。此外，發揮政府宏觀調控作用，提高品質和效率、減少行政干預，均是題中之義。

其二：改革為綱

經濟學家劉世錦指出，40多年來，不論從什麼角度看，中國發展都堪稱奇跡，但每向前走一步都不輕鬆，都是不斷突圍的結果，因為在不同時期，都會遇到未曾遇到的阻力，不改革突圍就會停滯、反復甚至倒退。在新發展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亦須從改革中尋找答案。

在整體蛋糕變小、份額下降雙重影響下，傳統經濟結構調整加速，中間伴隨的陣痛亦不可避免。推動關鍵環節改革，包括國企改革、土地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均是實現第二輪制度紅利的應有之義。在房地產、基建、出口等高速增長期結構性潛能逐步消退後，「十四五」期間要真槍實彈加速改革，發掘與中速增長期相配套的結構性潛能。

其三：開放為要

經過數十年對外開放，中國已和世界深深捆綁，並已習慣於在全球配置資源，分享國際市場分工和規模經濟帶來的巨大紅利。

「雙循環」大旗下，中國必須堅定不移推動對外開放，克服既得利益集團阻力、打破壟斷堅冰。在降低關稅、放開投資限制、內部審查、打破國企壟斷、建立更高水平市場經濟和開放體制等方面有更大作為。

其四：金融強監管

金融強監管或亦將成為2021年重要政策主線之一。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將金融創新納入審慎監管，合理控制槓桿，將保證中國經濟行穩致遠。

值得注意的是，解決「脫實入虛」「金融空轉」、系統性金融風險上升等問題，僅靠加強金融監管尚遠遠不夠，須倚重結構性改革引入競爭、提升效率、改變激勵，最終提高實體投資回報率。

2021年是「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亦是中國「入世」20周年和開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起始之年。中國惟有淡化短期「速度衝動」和「數量衝動」，聚焦長期改革和高品質發展，加碼開放步調，才可破解困擾中國發展的一系列長期性、結構性問題，從而為未來經濟良性增長奠定基礎，並為大國博弈贏得更多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