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雪冰

中國鄉村振興戰略涵蓋經濟、社會、科技、環境等各領域，與之前在政策強牽引力下的突擊性脫貧攻堅相比，消除相對貧困的鄉村振興將是長線工程，其歷史意義不僅在於，既要防止脫貧再返貧，亦需預防新絕對貧困，更關乎全面普惠和共同富裕，可謂難度更大，更需久久為功。故此，推進鄉村振興，不僅需要大刀闊斧制度革新，亦需打持久戰的耐心恒心。

3月下旬，中南海發布重磅文件：《關於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意見》，提出鄉村振興24項重點任務。自此，中國新一輪轟轟烈烈的鄉村振興大幕正式拉開，中國減貧大業開啟從消滅絕對貧困到化解相對貧困的歷史新程，中國「共富時代」亦正式啟幕。

中南海將鄉村振興提至國家戰略地位，實早有端倪。今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亦是新一輪鄉村振興元年。在3月中旬通過的中國「十四五」規劃綱要中，「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被列為重要一章，鄉村振興成為「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的重要目標。

落子要衝 七重考量

按照「十四五」規劃，2021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第一年，作為國現代化之「基石」，農業農村現代化可謂重中之重。當前，中國經濟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均在農村，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已是箭在弦上，這亦意味着，「十四五」時期，中國「三農」重心全面轉向鄉村振興已是題中之義。

事實上，從早年梁漱溟、晏陽初等宣導的鄉村建設、鄉建運動，到後來中國政策層面推動的新農村建設，再到精準扶貧、脫貧攻堅，中國改變農村的努力，可謂百年賡續。

一、 均衡發展

自計劃經濟時代始，中國就採取城市優先於農村的發展戰略，將巨額資源從農村釋放到城市、從農業釋放到工業，造就了城鄉差距巨大的二元經濟與社會結構。

目前中國大城市與發達國家的城市差距無幾，繁華程度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相較之下，農村發展水平與國外差距甚遠，且情勢仍在惡化。

當前，城鄉收入差距逐漸加大，城鄉不平等程度逐漸加大，區域間發展不平衡導致相對貧困狀況日益明顯。

毋庸諱言的是，當前，中國鄉村基礎設施、公共社會服務遠遠落後於城市，農村環境和生態問題突出，農業農村基礎差、底子薄、發展滯後的落後狀況並未根本改變，鄉村發展整體水平亟待提升；一二三產業融合度低，農村供給品質和效益亟待提高；農民適應生產力發展和市場競爭能力不足，農村人才匱乏。從功能主義角度而言，鄉村發展已成中國現代化拖累。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具長期農耕文明的國家而言，鄉村生活是政治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部份，然而，在工業化和城市化裹挾下，鄉村價值正在流失。與中南海所宣導的城鄉均衡發展路線可謂背道而馳，因此，開啟鄉村振興大棋局，完成從貧困特惠到全面普惠、從消除絕對貧困到縮小相對貧困的「轉軌」，已是勢在必行。

二、逆城鎮化

當前，中國規模城市總數達到世界首位，城鎮人口數量已佔總人口60%，從農村向城鎮轉移就業人口已近3億。城市化在高歌猛進的同事，所凸顯的問題亦不容小覷。

一方面，中國農村人口、勞動力和家庭向城鎮流動遷移，為城鎮和國民經濟增長帶來極化推動效應。人口集中所帶來的城市消費需求、市場規模，青壯年進城給製造業和服務業提供的勞動力，均為城市替着消費和出口形成國際市場比較成本競爭優勢助力良多。

但另一方面，城鎮化發展到一定階段，逆城鎮化趨勢出現。特別是「十四五」期間，舊有支撐高速增長的城市化模式已發生變化。城市化速度放緩，原有靠土地融資推進城市化的模式已行至末路。

人口就業、居住和消費以及投資從城市向郊區和農村地區擴展現象出現，特別是在中國東部地區和特大城市群，已現城鎮居民向郊區的消費和居住遷移現象。伴隨着農業經營規模化和農村經濟結構深層次調整，城市資本和要素亦在尋找投向農業和農村發展新機會。

逆城鎮化所呈現的大趨勢，對於農業、農村發展，對於鄉村振興以至於中國經濟發展均帶來新機遇。

三、提振消費

當前，中國正加碼推動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其中官方力推的「內循環」，最重要意涵便是提振內需，擴容消費。

對於中國經濟未來而言，鄉村振興將極大促進農村、城市雙向消費。

胡潤富豪榜數據顯示，主打農村下沉市場的拼多多創始人黃崢躍居中國第三大富豪，已超越馬雲、劉強東，顯示農村消費潛力之大。當前，中國消費多元化趨勢已有從城市向農村蔓延，從近郊區向遠郊區擴展跡象，作為下一個市場風口和紅利區，鄉村消費崛起可助陣鄉村振興。

而農村產業發展和農業轉型升級，亦有助於形成新消費市場。農業供給側改革推進，亦可為城市市場提供更豐富和優質農產品，實現城市消費升級，反推農民增收消費升級。因此，提振鄉村經濟，中國市場潛力才能被充分激發。

四、邁向共富

自改革開放後，中國城鄉居民收入絕對值拉大。有統計數據顯示，從2003年到2019年，中國堅尼系數均高於0.4的國際警戒水平，2008年之後的6年裡收入差距逐步縮小，但很快又有所反彈。居民收入差距長期處於高位波動狀態。

中國近年推動的新型城鎮化，農村人口大批向城市遷移，導致農村地區人口紅利逐漸消失，農村勞動力短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日益增大。當前，中國城市居民收入已是農村居民的2.72倍。去年以來的世紀疫情之後，貧富差距更趨拉大，社會公平問題凸顯。

共同富裕不僅涉及社會公平，亦關乎經濟發展中的供給、需求和效率等問題。

鄉村振興關乎未來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如先富無法帶動後富，反而造成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中國經濟未來發展注定無法持續，而推動鄉村振興，無疑有助於縮小貧富差距，促成共同富裕。

五、糧食安全

但世紀疫情之後，全球糧食危機愈演愈烈。標普全球農業指數連續第9個月上升，達到7年來的最高水平。而上一次出現如此迅猛的漲幅，還是10年前。隨着糧食價格的上漲，包括蔬菜、食用油、糖、乳製品和肉類在內的幾乎所有食品價格均在上漲。如何端牢中國十四億人的飯碗，已成中南海案頭頭等大事。

實現國家糧食安全重心在鄉村，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離不開鄉村振興。因此，讓農民富起來，讓農業強起來，確保糧食供應安全，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可謂勢所必需。

六、穩定器

中國的農業農村農民「三農」問題，不僅是關乎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亦關乎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關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域和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

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不僅是經濟層面的考量，更是政治考量，是穩定社會大局的必然要求。隨着城市化攻城掠地，中國鄉村勞動力流失嚴重，數億青壯年農民湧入城市，農村「空巢化」「老齡化」現象明顯。只剩下老年人、留守兒童、病人或殘疾人的廣大鄉村，衍生諸多社會問題。

「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前中國鄉村人口達5億多，鄉村穩定，無疑利好整個社會穩定大局。

七、反哺模式

長期以來，中國農村土地增值收益取之於農、用之於城的發展模式，有力推動了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當前，中國城鎮化率已達60%以上，但由於城市入籍門檻高懸，越來越多大齡農民工回流老家，在此情況下，「取之於農，用之於農」的城市反哺農村模式應適時開啟。

2020年，中國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為城市反哺農村提供可能。此間觀察家指，當前，中國積聚了足以充分反哺鄉村的城市力量和國家力量。無論基於「贏家補償輸家」意義上的社會正義，抑或基於城鄉一體發展所要求的空間互補性，鄉村振興戰略均刻不容緩。

制度革新 久久為功

作為中共執政歷史座標中、極為複雜棘手的系統性社會工程，中國鄉村振興戰略涵蓋經濟、社會、科技、環境等各領域。與之前在政策強牽引力下的突擊性脫貧攻堅相比，消除相對貧困的鄉村振興將是長線工程，其歷史意義不僅在於，既要防止脫貧再返貧，亦需預防新絕對貧困，更關乎全面普惠和共同富裕，可謂難度更大，更需久久為功。故此，推進鄉村振興，不僅需要大刀闊斧制度革新，亦需打持久戰的耐心恒心。

一、 久久為功

中國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至少包括三重意涵：一是改善農村「硬件」，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人居環境，二是提升農村「軟件」，改善公共服務水平，加強農村文化建設，三是促進鄉村產業振興，激發鄉村內生動力。

《鄉村振興戰略規劃 (2018-2022年)》提出願景規劃：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在此意義上，需要長期的制度、資金、政策乃至公共設施、公共服務的投入，實現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

與脫貧攻堅相比，鄉村振興的任務範圍，從貧困地區、貧困人口，拓展至所有農村，全體農民。鄉村振興關乎全面普惠，覆蓋更多群體。鄉村振興面向的不僅僅是深度貧困地區，更是全域致富，更需久久為功。

二、 城鄉平權

近30年來，中國已完成世界最大規模的人口城鎮化過程，平均每年約有1900萬人口進入各類城鎮就業和定居。如按照每年1%左右的速度增長，到2030年，中國城鎮化率可達70%，城鎮人口可接近9.8億人。

但受限於各項改革進度，中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仍有16%差距，目前在城鎮就業的2.87億農民工，尚未真正實落戶城鎮。

有分析指，如向城鎮遷移的人口不能享受平等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農村向城鎮流動人口「青出老回」現象將無法避免，從而阻礙中國新型城鎮化進程。

因此，通過持續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推進城鎮化進程，確保進城務工農民真正在城市「生根」，在居住、社保、教育、醫療等方面與城市居民同權，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中國城市化進程才能邁入正常軌道。而這種城鄉流動亦有助於農村土地等要素資源重組，吸引更多資本和城市人員進入農村，進而發展現代農業，反推鄉村振興，形成良性循環。

三、產業驅動

產業驅動可謂中國鄉村振興的重中之重。將產業興旺作為鄉村振興發展基石：堅持品質興農、綠色興農，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提高農業創新力、競爭力和全要素生產率，可謂鄉村振興的必由之路。

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提升農業發展品質，培育鄉村發展新動能，實現村鎮集約發展，實施產業驅動下的品質興農戰略，構建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體系，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均是鄉村振興的題中要義。

中國城市化高速發展，城市周圍蘊藏着對高品質農產品的旺盛需求。推動產業興農，從城市周邊突破，提高農產品供給水平，提升農村收入水平，均是鄉村振興的重要路徑。

四、制度革新

中國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強化鄉村振興制度性供給，亦不可或缺。

破除體制機制弊端，通過優化配置鄉村資源，逐步打破舊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壁壘，推動鄉村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優化組合，從而構建緩解鄉村矛盾、縮小差距、實現協調、共同發展的制度體系。

與此同時，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啟動主體、啟動要素、啟動市場，破除一切束縛農民手腳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視，均勢在必行。

欲消除城鄉二元體制以及從根本上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農村脫貧致富建立長效機制，推進土地制度改革，擴大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範圍，當為首務。

土地要素動態合理配置，需要建立城鄉統一市場，進行土地用途合理管制，使農村各類土地資源順應農村產業結構調整、人口流動遷移、工業化進程、人口城市化、城鄉融合發展等要求，不斷優化再配置。

新土地產權改革如可真槍實彈推進，將令鄉村振興打開新天地，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亦可獲添新動力。

五、 拓新空間

提振鄉村，絕非停止推進城鎮化，亦非對立城鄉發展。

推進鄉村振興，正是在擴大中國經濟增長和發展新空間。建設新城鎮和新農村，轉移城市人口密集地區、不宜生活發展地區的農村和農業人口向新擴展的發展空間轉移，形成勞動力供給和新市場需求，擴大做優新農村和現代農業增量。

在拓闊新空間的同時，中國鄉村產業發展基礎薄弱，唯有找準獨特優勢，避免同質化競爭，才能增強鄉村產業與產品核心競爭力。中國新一輪鄉村振興，唯有從「新」出發，並找準方向，方能天地無限，拓寫中國經濟發展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