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龐建國

拜登上任之後美中關係未見緩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需要把中國大陸構建成一個強大的對手乃至於敵人，以便化解內部衝突。用敵我矛盾來轉移內部矛盾，已經成為拜登施政的主要手法。

拜登就任美國總統之後，美國和中國大陸的關係並未如許多人原先預期的趨於緩和，反而變得更加緊張對立。他在今年2月4日發表就任後首場外交政策演講時就宣稱，中國大陸是美國「最難纏的競爭對手」，並表示：「我們將對抗中國經濟濫權行為，反制其侵略脅迫行徑，並就中國對人權、知識產權與全球治理的侵襲作出反擊。」

拜登政府對華鷹派當家

拜登任命的國務卿布林肯、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以及國防部長奧斯汀都在對華政策上採取鷹派立場。布林肯在今年1月19日美國參議院舉行任命聽證會的時候，延續了特朗普政府時代國務卿蓬佩奧的說法，說北京治理新疆的政策是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這當然是誇張的妖魔化形容，可是，布林肯堅持不改。奧斯汀在任命聽證會上也說：「我了解在全球範圍內亞洲必須是我們的重點，我尤其看到中國是國防部一個不斷增長的挑戰。」

1984年由美國國會成立的美國和平研究所在1月29日照往例邀請前任白宮國安顧問歐布萊恩與蘇利文進行對談，象徵國安事務的交棒與傳承。蘇利文在對談中表示，面對中國挑戰，全美政府上下對外須傳達清楚且一致訊息，並準備好採取行動，讓中國為新疆、香港作為，以及對台灣的威脅恫嚇與好戰姿態付出代價。

所以，在外交、國防和國家安全事務上，美中之間在可見的未來不會平靜和諧，難免齟齬緊張。追根究底，這種情勢一方面反映了國際霸權體系中老大要遏制老二崛起的結構性衝突，另一方面，其實是因為拜登政府需要一個敵人來化解內部矛盾，凝聚朝野共識。我們可以說，用敵我矛盾來轉移內部矛盾，已經成為拜登政府處理美中關係和對內施政的主要手法。

美國有着四重內部矛盾

美國有什麼樣的內部矛盾，美國的內部矛盾基本表現在族群、城鄉、階級和政黨四方面。首先，談族群。美國是一個移民社會，曾經自詡為「種族大熔爐」，但主要是描繪歐洲裔的白人，而不及於其他族裔。事實上，從1619年第一批黑人奴隸被販運到美國開始，四百年來，非洲裔、亞洲裔和拉丁裔的民眾並沒有和歐洲裔的民眾有足夠的融合，而是呈現着居住地點相互隔離和經濟地位有落差的情況。

其次，談城鄉。受到產業發展和移民軌跡的影響，美國的少數族裔，特別是黑人，大多數居住在東西兩岸和南方的城市，他們聚居的處所通常是比較破落的地段，公共設施、教育環境較差，和白人社區有着明顯區隔。如此的居住隔離讓少數族裔無法獲得和白人社區同樣的生活機遇，只能夠在社會底層討生活。

再者，談階級。在少數族裔當中，除了亞裔有着靠讀書往上爬的文化傳統，得以獲得較多向上流動的機會之外，居住隔離、膚色差異和家庭背景讓非裔和拉丁裔的民眾教育程度和工作收入較低、失業率較高，經濟上落入弱勢，經常受到歧視。同時，美國高科技產業和傳統產業的K型發展走勢，則讓許多傳統產業城市和鄉村地區的白人產生了相對剝奪感。

拜登需要構建外部敵人來轉移內部矛盾

最後，談政黨。以上族群、城鄉和階級的差異彼此疊加或相互排斥，就形成了美國認同政治對立的兩個群體，分別成為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支持者。一邊是白人為主的群體，居住在鄉村或傳統產業為主的城市，族群上偏向白人至上主義，在移民、性別、宗教、社會福利和環境議題上採取保守態度；另外一邊是部份白人加上少數族裔，居住在高科技產業較興盛的城市，在族群上偏向多元主義，在移民、性別、宗教、社會福利和環境議題上採取開明態度。

這兩個群體的對立情緒，被特朗普競選和當政的手法大肆挑起，讓美國淪為一個分裂的社會，更進一步演變為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嚴重的黨際爭執，成了拜登施政上的大麻煩。為了轉移這種矛盾，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拿中國大陸當箭靶，構建外來威脅，以壓制中國大陸這個共同敵人作為爭取共和黨國會議員的主要訴求，包括對他提出的2.3萬億美元基礎建設計劃的支持。

於是，我們看到拜登政府展開了一連串和中國大陸過不去的政策措施，包括繼續推進特朗普啟動的「印太戰略」，維持中國大陸產品的進口關稅，擴大對科技產業交易往來的限制，串聯歐洲國家在人權議題上向中國大陸施壓等等。當然，免不了地要大打「台灣牌」，推出各種「挺台」、「友台」的法案與措施，提升美台之間往來互動的層級，宣示強化台灣的自我防衛能力，逐步逼進「一個中國」原則的紅線。

蔡英文當局需要趨吉避凶的起碼智慧

對於美國往「挺台抗中」傾斜，台灣的民進黨政府是喜出望外、熱切迎合，不過，許多專家指出，台灣自甘作為美國打代理人戰爭的馬前卒，實非明智之舉。拜登固然把台灣納入了圍堵中國大戰略的一環，但保衛台灣並非美國的核心利益，拜登可不希望用美中發生戰爭來移轉內部矛盾；相對的，國家統一卻是中國大陸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定要完成的歷史任務，民進黨如果過分地「聯美抗中」，兩岸關係從可商量的內部矛盾變成了不可並立的敵我矛盾，台灣危矣！我們只能祈禱蔡英文當局還有點兒趨吉避凶的起碼智慧。

本文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