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史

隨着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的相關程序啟動，香港三場重要選舉暨選舉委員會選舉、立法會選舉、行政長官選舉正式拉開帷幕。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年多以後，這三場選舉不僅是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相關措施的具體實踐，更是香港「大亂」之後能否實現「大治」的關鍵，眾所期待。

劃紅線並非搞「清一色」

「進入特別行政區管治架構的人都必須是愛國愛港者，絕不容許任何一個反中亂港分子通過任何途徑和方式混進特別行政區管治架構，變成管治者。」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的這番話，毫無疑問是給香港新一屆管治團隊的選舉劃下了紅線。

但是，「愛國愛港者」作為香港選舉的題中之義，卻並不意味着「清一色」。正如特首林鄭月娥所述，泛民主派人士在新的制度下其實仍然可以參選，因為當中不少人「都是愛國者」。實際上，從某種角度而言，釐清「愛國愛港者」，也為溫和民主派或中間派能夠理直氣壯地參與選舉開辟了新的空間。

曾幾何時，香港政治光譜遠非目前的明顯兩極化。無論是香港回歸談判還是香港基本法的草擬，乃至對香港政改的推動，溫和民主派或中間派都曾發揮重要作用。然而，隨着社會政治矛盾的激化，尤其是在2013年「佔中」倡議被提出以後，從2014年延宕79天的「佔中」到2019年「修例風波」，泛民主派中的溫和理性聲音逐漸被擠壓，空間越來越窄。發展到最後，但凡主張理性務實、避免暴力激進手段的溫和派或中間派，皆被激進民主派或本土派打上「投共」等標簽，部份人士自此或心灰意冷或偃旗息鼓退出政壇，部份人士為選票計只能隨波逐流。

時至今日，事實證明激進路線已無路可走，泛民也必須重新思考自身定位。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曾明確表示，不能將「反中亂港分子」，與反對派特別是泛民簡單劃等號，泛民中也有愛國者，這些人將來仍可依法參選和當選。這說明，中央對泛民仍有期待，也在為泛民創造空間。無論是為香港市民計還是自身計，泛民都需要慎重思量。

如果真像有人所主張的全體杯葛選舉，那麼泛民就是在主動放棄體制內發聲的重要平台，也將失去體制內的資源，更是將自己的選民基礎棄之不顧，既不利於自身長遠發展，也不利於為香港經濟民生和民主政改發聲。然而，泛民要回歸「和理非」的初心，也並非那麼簡單，至少要與「黑暴」、「港獨」、「攬炒」、外部勢力等進行清晰切割。否則，如果只是「假意扮真心」，即便「入閘」，也不可能走得長遠。

惠民生要有真才幹

德才兼備，既是中華傳統文化中對管治者的要求，也是西方選舉制度對政治精英的要求，作為東西方文化融匯交流點的香港自然概莫能外。「愛國愛港者」固然是參選香港管治團隊的必要條件，但真正德才兼備、有管治才幹的堅定愛國者，才是推動香港實現良政善治所需要的治港人才。

「善於在治港實踐中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善於破解香港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善於為民眾辦實事，善於團結方方面面的力量，善於履職盡責」，這是中央對香港新一屆管治團隊提出的要求。它也充分說明，無論是中央還是香港市民，都希望在實現社會穩定之後，能夠逐漸解決香港多年來積累的各種經濟發展和社會民生問題。

其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無論是樓價高企、貧富不均還是經濟發展動力不足、年輕人就業壓力大等，皆是香港多年沉屙。回歸至今，從「自由行」到CEPA，從支持內地公司赴港上市到離岸人民幣中心設立，從「一帶一路」到粵港澳大灣區再到「十三五」、「十四五」規劃，中央一直不遺餘力地在助力香港試圖加以解決。然而，無論是中央惠港政策的落實亦或特區政府的施政宏圖，屢屢遭到政治爭拗的掣肘：立法會的反復「拉布」，讓攸關民生福祉的議題止步不前；愈演愈烈的街頭政治和社會動蕩，讓香港錯失一次又一次發展機遇。香港的經濟民生最終淪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最近一年來，中央重拳出擊，試圖吹散縈繞香港的政治迷霧，以集中精力解決香港市民關心期盼的經濟民生問題，而選出具備解決能力的新一屆管治團隊自然是其中關鍵。港人也希望看到新的選舉辦法能夠選出有能力的人，即除了愛國愛港這一基本要求之外，也要有能力為香港解決深層次矛盾的問題。譬如眾所周知的高樓價問題，既需要管治者有打破利益藩籬的勇氣，也要有團結各方力量的智慧，更要有實實在在為普通民眾代言的真心，以及將其付諸實踐的能力和手段。

任重且道遠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香港的各種沉屙舊疾也不可能只靠選出一屆管治團隊就能解決。

首先，貧富懸殊、階層固化、分配不公等問題不是一天造成，也不可能短時間就能解決。例如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新冠疫情仍在肆虐、保守主義抬頭等現實環境下，香港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需要時間。又如，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和建設中的創新科技中心，香港的地位並非沒有受到挑戰。如何找準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的發展動力之源，這一過程，可能會有試錯，也就需要有更多的包容。

其次，香港社會雖已漸趨穩定，但「黑暴」餘毒未清。無論是孤狼式的襲警案，還是港大學生會評議會的聲明，皆表明香港社會仍未對所謂「違法達義」「公民抗命」等蠱惑之言有清醒認知，過去被引導反共、反中的「民意」依然存在，短期內甚至可能更激進。這也就意味着香港亟待解決的遠不止經濟民生問題，還有思想、教育、媒體、文化等一系列棘手問題需要解決。這也不僅僅只是一兩屆管治團隊將要面臨的挑戰，也需要各類專業人才和關心香港前途命運的有識之士長期共同努力，以實現香港的「人心回歸」。

再次，身處中美博弈中心的香港需要更好的平衡之術。毋庸置疑，香港已經成為美國制衡中國的一張明牌，這一點無論是香港政商學界還是普通市民，都已有一定的認知。一方面，香港需要加快融入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步伐，通過粵港澳大灣區等措施的具體落實來實現和展現自身的價值，另一方面，作為東西方文明交匯的橋樑，香港依然是內地深化改革開放的橋頭堡。由是觀之，香港既要警惕大國博弈中的鬥爭因素，也要防止事事都以鬥爭為綱，影響自身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