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一

本月19日，香港新形勢下的三場選舉將完成第一場：選委會選舉。選委會最重要的使命就是選出下屆特首。

自從7月16日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夏寶龍鄭重其事地提出，「治港者」應是「立場堅定」、「擔當作為」、「為民愛民」、「有感召力」、「有責任心」的愛國者之後，香港各界紛紛表示贊同，並對「治港者」，尤其是下屆特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刊上期也發表文章，認為下屆特首除了具備「夏五條」的要求之外，還需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還需「熟悉、了解、掌握和運用《基本法》」、還需有「神聖的使命感」、還需有「敢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還需是「學貫中西的精英人士」。

此間輿論界普遍認為，今後的五年至為關鍵。在《香港國安法》保駕護航之下，香港首次翻開「愛國者治港」全新的一頁，特首不再為各種政治紛爭而疲於奔命，依法施政有了最大的「用武之地」。這種情況下，「誰做下屆特首」將比任何時候更加引人關注，其能力、水平、眼界、膽識、決斷和政績也更加令人期待。

能否破解香港四大難題？如何破解香港四大難題？可看作「下屆特首」施政綱領的試金石。

一、破解香港「房屋」難題

香港的「房屋」問題長期存在，一是樓價之高，冠絕全球；二是兩級分化嚴重。富人住豪宅，窮人住「劏房」、「籠屋」。

今年兩會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表達了對香港「房屋問題」的關注，並希望「總有解決問題開始的時候」；7月中旬，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也在正式場合發表的講話中，對香港的「劏房」、「籠屋」感到「揪心」。

香港回歸後的第一任特首董建華立志要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推出並實施了著名「八萬五」房屋政策，很可惜，多種原因之下，「八萬五」很快被打回原形。

現任特首林鄭月娥認為香港的房屋問題是土地問題。她上任伊始，搞了個為時數月的「土地問題大討論」。之後，她在施政報告中提出了耗資7000億、耗時15年的填海造地計劃，名之為「明日大嶼」。但遠水難解近渴。

表面上看，香港樓價高，窮人住「劏房」、「籠屋」，是由於缺乏土地。土地供應不足，房屋自然就蓋得少，房屋少，樓價就高。「寸土寸金」就成了香港房屋問題的真實寫照。但實際上，問題並沒有這麼簡單。「香港缺地」其實是個假象。

香港地政總署和規劃署的統計數據十分清楚地表明，香港不僅有地，而且還有很多的地。香港總面積約1100平方公里，除了40%的面積用作郊野公園外，開發利用的土地只有24.9%，其中用於住宅建設的土地7%，高密度的樓宇佔約4%。香港的土地開發利用率不僅遠低於新加坡和深圳，而且，目前現有的荒蕪農地就有1000多公頃，棕地1300多公頃。

有論者指出，如果特區政府真心實意要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除了填海之外，至少還有四種辦法增加土地供應：一是加大土地的開發利用，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二是撥出少量的郊野公園面積改變土地用途，用於住房建設；三是將低矮稀疏的房屋重建，增加房屋的密度和高度；四是給大量的荒蕪農地和棕地鬆綁，釋放土地。這些辦法在時間上和速度上都要比大規模填海造地更為簡捷。

其實，香港「房屋問題」的根源就在於政府，在於港英時期以來一以貫之的「土地政策」。政府限制賣地，每年不超過50公頃，聯手地產商搞「飢餓營銷」，最後逐漸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政策、法律法規、環保、規劃等一整套繁瑣而又完整的運作體系。在「房屋和土地」問題上，政府絕對處於與民眾「爭利」矛盾與糾纏之中，政府限制賣地，自然推高樓價，樓價高了，反過來又推高地價，如此一來，政府的稅收和財政就有了保證，高官和公務員的高薪高福利體系才得以支撐。

增加了土地供應，平抑了樓價，解決了房屋問題，又可能會導致政府收入大減，財政入不敷支。這才是「難題」的關鍵所在，也是「土地財政」之弊。如何在兩相平衡中，破解這個難題，是對下屆特首的考驗。

二、破解「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難題

香港產業結構不平衡，經濟發展後勁不足，尤其現代科技產業競爭浪潮中的缺位，已經引起了中央和各方面的關注。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公布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這可以看作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再振雄風的大好平台。次日，上任不久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本港報章發表專文，她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在新時代改革開放下的重大舉措，也是在『一國兩制』方針下的實踐創新」。她還表達了心中的興奮和激情：「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將為香港提供一個再創輝煌的黃金機會，期盼香港抓住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機遇，培育新優勢，發揮新作用，實現新發展，作出新貢獻」。

然而，時至今日，這個「黃金機會」和「重大機遇」在香港並沒有實質性的重大進展，政府投入最大的精力似乎就搞了個推動「香港青年大灣區創業」計劃，感覺上卻像是為了解決香港青年人的就業問題，與發揮香港在大灣區城市群中的龍頭地位關係不大，與大力發展創新科技、培育新興產業也沾不上邊。

事實上，香港回歸以來，從開始提倡的「大珠三角」概念，到「9+2」城市發展，再到「粵港澳大灣區」，問題看到了，方向也非常正確，但就是成效不彰。這其中有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也有「三個海關、三種貨幣」、「稅務制度不同、法律體系不同」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人」的原因。觀念上的隔閡是最大的隔閡，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融入大灣區，首先要在思想觀念上親近國家、親近大灣區的兄弟城市，才能交流無礙，攜手前行。「水溝油」式的互動，終究難以成事。

三、破解香港「教育」的難題

香港要保持繁榮穩定、長治久安，「人心回歸」無疑是首要的問題，而人心回歸的重中之重，就是下一代的問題，就是「教育」的問題。

香港回歸祖國以後，香港的所有大學、中學和小學理應面向所有教職員工和學生推行、推廣國民教育，讓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學生認識祖國、了解祖國、認同祖國、親近祖國，提升大家的身份認同和愛國情懷，以此帶動全港的「人心回歸」，確保「一國兩制」順利實施，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可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擁有9萬多名會員、全港最大的教師專業團體「教協」，幾乎壟斷了香港教育界的話語權。他們不僅頑固地堅持港英遺留的教學理念和思維方式，而且大面積煽動學生抗拒了解祖國、親近祖國，抗拒「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為達其反中亂港的政治目的，甚至不惜在教科書和考試題目中，故意歪曲歷史，美化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罪惡，淡化日本侵華的血債；不惜鼓動數以萬計的學生上街，冒着違法犯罪、入獄坐監的危險，充當「黑暴」的「馬前卒」。教育的淪陷，實為香港之痛！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盤踞在香港教育界的龐然大物「教協」雖然在國安法的威懾下轟然解體，但也只是為解決香港教育「人心回歸」的難題提供了好的契機。難題之「難」，難在香港龐大的師資隊伍根深蒂固的西方教學理念和思維方式；難在一代青年學生受其荼毒之深，變得難以理喻；難在特區政府長期示弱，積弊甚深。

四、破解香港「司法」難題

香港法官每每在一些大是大非的問題上荒腔走板，判案準繩出現明顯偏差，社會各界對此十分不滿，甚至非常激憤，但卻又無可奈何。

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解決了行政和立法兩大方面的「愛國者治港」問題。但在由於各級法院、法庭和審裁處組成的司法機構，其法官並非從選舉中產生，而是實行聘任委任制。「愛國者治港」仍然是司法界一個待解的「難題」。

目前，香港的法官主要由外籍法官、外籍本地法官和本地法官構成。在終審法院，尤以外籍法官居多。曾經有特首一次性委任17名終審法院的常任法官和非常任法官中，外籍法官就佔了15名，中國香港籍的法官只有兩名。此事，曾一度引起熱議。

「司法」也是「治港」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這就提出了如下幾個問題：香港是否難以培養自己的本地法官？本地法官的能力和水平是否一定比不上外籍法官？減少聘用外籍法官是否一定會損害香港的法制聲譽？當然，還有最根本的問題：香港「司法界」需不需要「愛國者治港」？「司法界」怎樣才能落實「愛國者治港」？這對下屆特首的政治智慧也是一個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