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萃芝

伴隨着直播、線上課程等傳播形態的日益崛起，越來越多各行各業的人加入到網絡主播的領域，催生出了各個行業的網紅。其中有一群身份相當特殊的人引發了線民的關注，這就是日益龐大的網紅教授、網紅學者隊伍。

越來越多的大學學者依靠互聯網這一平臺走向普通民眾，他們或將自己的課程發布在網上，或在一些知識付費平臺開放付費課程。而在知識經濟盛行的背景下，B站、抖音等視頻平臺都日益重視知識類視頻內容的傳播，由大學學者推動的知識網紅經濟迅猛發展。

知識經濟的發展進一步給網紅教授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同時，相比於深居象牙塔、枯坐冷板凳、一門心思搞學問的傳統學者形象，網紅學者的出現逐漸改變了公眾對於大學教師和學者這一群體的身份想像。但相伴而來的爭議也不斷出現。當這些深居簡出的教授們「破圈」進入到公眾視野後，線民如何看待網紅教授？而網紅教授又如何在不同身份之間尋求平衡？

直播火熱催生「網紅教授」

2018年，一則「北大教授辭職投身知識付費，網上直播賣課進賬5000萬元」的新聞登上熱搜。故事的主人公，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研究人員薛兆豐則在一時間成為眾矢之的。彼時知識付費的浪潮剛剛興起，薛兆豐受到了知識付費平臺「得到」的邀請，在平臺上以《薛兆豐的經濟學》為名推出知識付費課程。在很短的時間裡，有接近30萬用戶訂閱了課程，使得他的平臺收益超過了5000萬人民幣，這也讓人們開始見證了知識付費和網絡知識經濟的力量。

在此之後，「網紅教授」這個概念開始日益進入到公眾視野。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刑法學研究所所長羅翔，由於在法考平臺上以幽默風趣的形式講授司法考試知識而一炮走紅，進而入駐B站開設《羅翔說刑法》等專題視頻欄目，引發了B站用戶的高度關注。他在B站上的視頻已經獲得4億的播放量和接近5000萬次點讚，粉絲數也迅速突破1500萬，進而獲得了B站「2020年度最高人氣獎」等榮譽。

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戴建業教授則因其爽朗幽默而不拘一格的講授風格吸引了網友廣泛關注，他所講授的唐宋詩詞在短視頻平臺上獲得大量點讚，他本人則在抖音上吸引了接近500萬粉絲。他開付費直播掙錢，為罹患癌症的妻子籌措醫療費用的故事也成為了一段佳話。

華東師範大學也成為「網紅聚集地」。有在網絡綜藝《奇葩說》第七季擔任導師，以「說話之道」吸粉無數的政治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劉擎；有在B站開課《語文名篇重讀——現代文學系列》，獲得超過170萬播放量的中文系副教授倪文尖；還有講授《內卷文化15講》，視頻上線喜馬拉雅音訊平臺不久就獲得十萬收聽量的中文系講師黃平。

除此之外，因課程內容或言論走紅網絡的網紅教授還有很多——主講《資本論》走紅，煙癮極大被復旦大學特許在課上抽煙的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王德峰；經常出言不遜、針砭教育時事，但又廣受網友歡迎的太原理工大學校長鄭強；在B站上以網名「石頭超」知名的UP主，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陳超……

伴隨着這一股浪潮，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加入到與短視頻平臺等內容平臺的合作中，將自己的教學和科研內容與網友關注的議題相結合，推出了一系列知識類的短視頻和網課教學內容。新冠疫情期間，線上教育的需求迅猛增加，這進一步推動了大學教授們將自己的課堂搬到網上的決心。復旦管理學院就曾在疫情期間與B站合作，邀請多位老師線上授課。疫情結束之後，B站則邀請了其中一位李若山老師以「復旦山哥」的名義開通個人帳號，並成為了B站簽約的UP主。

數據顯示，2019年以來B站學習類UP主數量同比增長151%，學習視頻播放量同比增長274%。毫無疑問，這一股浪潮吸引着越來越多的大學學者加入其中。網紅教授則從個別學者小心翼翼的探索嘗試，進入到了全面開花的階段。

褒貶不一，網紅教授陷入身份尷尬

對於長期在象牙塔內深居簡出的學者而言，網紅教授這一新興身份的出現是令人感到陌生而充滿好奇的，特別是薛兆豐通過網絡平臺授課年入數千萬，這一數字也刺激着學者們的神經。相比於在學校內雖然體面但並不豐厚的收入，利用互聯網平臺將自己的知識快速轉化為可見的收入，同樣吸引着越來越多的學者加入其中。

但與此同時，對於網紅教授的爭議也在與日俱增。一方面，雖然諸如羅翔和戴建業這樣的學者在互聯網上廣受好評，能夠促進知識流通，讓普通的難以進入大學的民眾更好地接受和體驗了高品質的高等教育和學者風範；另一方面，一些學者製造噱頭引發爭議的表現也損傷了學者形象，並且引發了學術共同體內部的深層爭論。

就在薛兆豐走紅不久，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有學者公開質疑薛兆豐的北大教授身份，並曬出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編制內教授的名單，以證明薛兆豐事實上並不是北京大學所承認的事業編制教師。不久之後，在薛兆豐個人平臺的自我介紹中，他悄然撤回了北京大學的相關信息。這一問題引發了輿論的爭論，支持者認為無論是否增加北京大學標籤，都不影響薛兆豐課程內容的吸引力，但反對者則批評薛兆豐利用北京大學的名頭為自己牟取利益的不當行為。

更深層次的矛盾在於，面向普通公眾的科普性教學事實上與學者們嚴肅、枯燥和刻板的學術研究在風格上天然是背道而馳的。一些網紅教授，為了迎合普通公眾的認知水平和興趣，不得不在講授中對知識的結構、內容和深度進行比較大幅度的調整，進而引發了知識付費和線上課程究竟是否能夠真正幫助用戶獲得知識的爭論。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甚至專門發文《為什麼付費買到的只能是三流知識》，尖銳地批判了線上知識付費內容的這一弊端。汪丁丁認為薛兆豐所講授的知識很大程度上扭曲了經濟學的基本觀念，將其變成了過於通俗甚至具有誤導性的故事會。他同時也提到，羅振宇等人曾經邀請自己加入到知識付費和線上教育的模式中，但他經過對這一商業模式的觀察，認為自己完全無法忍受這一模式的弊端。

對於許多資深的學者來說，他們的觀念和話語已經形成一套固定的體系，對於知識嚴謹準確的表達和理解也已經形成了天然的習慣。但這套話語觀念對於普通公眾來說顯然是過於晦澀而難以理解的。商業團隊則要求學者必須放下姿態，丟掉「書卷氣」，嘗試將其表達為大眾所能理解的內容，這一矛盾也令許多學者望而卻步。汪丁丁就毫不諱言地表示自己「不可能因此背叛自己」。

這一矛盾的本質在於，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正在快速改寫着知識的生產邏輯。

正如知識的生產與傳播在文藝復興時期經歷了一個從神權到科學的變化，即中世紀宗教神權主宰着知識這個話語體系、定義着何謂符合「宗教教義」的知識，而文藝復興催生出的科學主義精神打破了宗教神權對知識的壟斷。社交媒體的出現進一步催化了這種變化，它將深居象牙塔、面對一小群具有基礎知識和學科思維的學生進行知識傳播的學者，轉變為面向廣大而不確定的受眾進行知識的傳遞的UP主，這必然導致對於知識的嚴謹性、完整性的要求會被對於知識的趣味性、生動性的期待所取代。二者之間的矛盾也是很多學者雖然對線上教育這一形式有所瞭解，但始終不敢邁出這一步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人怕出名豬怕壯」的邏輯仍然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中有效。絕大多數學者由於長期在學術界生活，不甚願意捲入到過於頻繁的輿論爭端中。特別是在學術共同體內部，對於學者頻繁「上熱搜」顯然是持有批判和否定的態度。即使諸如低調勤懇的戴建業教授，也曾經難免被捲入到被質疑利用網絡直播掙快錢、搶名頭的輿論漩渦中，最終有他的學生和熟悉他的人介紹了他妻子罹患癌症、急需治療的家庭狀況後，才讓這一場風波得以平息。

對於絕大多數學者而言，學術共同體內清白正直的名聲是極其寶貴的。因此，對於走紅之後可能頻繁捲入輿論爭端的擔憂，成為部份學者拒絕加入到網絡知識經濟、成為所謂網紅教授的重要原因。

走出象牙塔的大學教授：身份再定位

無論存在着怎樣的爭議，直播和知識付費的浪潮顯然已經不可阻擋。即使在這個過程中可能存在着一些爭議和風波，但仍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選擇加入其中。他們的加入，也讓曾經身居象牙塔而不為普通人所知的一些大學課程和知識開始逐漸走入了尋常百姓家中。在這個過程中，學者如何為自己大學教授和網紅之間的身份尋找一個有效的平衡點，是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華東師範大學的黃平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透露，自己走出校園的契機部份來自於身處校園的無力感。他不滿「純正的學術傳播被隔離在學術界的內部，往往是一位作者讀另一位作者的文章」，希望能夠打破大學的圍牆、打通學界和大眾的隔離。時值國家宣導社會服務、強調「破五唯」——即克服唯學歷、唯資歷、唯「帽子」、唯論文、唯項目的傾向，黃平說，「我想走出校園恰逢其時」。待到走出校園、接入互聯網，黃平感覺到「真正有學術性了，也就真正有大眾性了，也即只要這個問題是聽眾真正關心的，你把問題講清楚了，講到大家心裡去了，那就會受到大眾歡迎。」

復旦大學王德峰也認為學者成為網紅不是壞事。「之前我在弄堂裡走，被一個老太太攔住了，她說我天天在聽你的課，這讓我既驚訝又感動。」

上海交通大學的陳超則有不同的感受，他表示雖然自身活潑外向的性格在鏡頭前後並無大的轉變，但把學者和UP主兩種身份同時擺到明面上，還是會讓他感到挑戰。分享日常生活vlog，乃至花時間做視頻這件事本身，都讓他擔心過自己會遭受「不務正業」的評價，他還擔心自己不應毀壞「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唯讀聖賢書」的高校學者形象。

可見，走出象牙塔的大學教授利用其聲望和知識教育公眾，提升大家的文化水平，這是題中之義；但大學教授終究是教授，不能將自己降格為網課教師，甚至是所謂的知識網紅。嚴守知識共同體的評價和學術生產的邏輯，才是一個教授經久不衰保持其聲譽的不二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