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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發起貿易戰的終極目標(2018.10)

發布日期:2018-11-01

──資本的邏輯和政治的邏輯

☉文/李鵬飛 紐約城市大學皇后學院助理教授

今年以來的「美中貿易戰」衝突可謂是跌宕起伏,讓人摸不着頭腦。不僅美國之外的媒體和決策者把握不透特朗普政府到底想要什麼,美國國內的媒體和各個政治團體似乎也不清楚特朗普發起貿易戰的終極目標是什麼。但基於對美國主流媒體的輿情分析以及和對美中關係有一定影響力的美方智庫人士的交談,筆者嘗試釐清美國發動貿易戰的終極目標——即通過美中貿易戰倒逼美國乃至全球的企業真正投資美國的實體經濟,從而延長美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全球經濟霸權。

資本的邏輯

二戰以來的國際經濟體系無疑是在美國帶領下建立起來的「自由貿易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美國的強勁發展和歐洲、日本經濟的復蘇是同步進行的。同時,隨着國際分工和全球化的深入,經濟的繁榮開始下沉到之前經濟次發達的地區——「亞洲四小龍」。在這個「自由貿易體系」裡,各主要經濟體發展他們最具有優勢的產業並維持着貿易的相對平衡。雖然各經濟體在某個領域可能競爭劇烈(比如汽車行業),但沒有任何一個經濟體想獲得所有產業的競爭優勢。

雖然說美國一直是這個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領導者,美國同時也承擔着「自由貿易」的惡果——即全球化的產業分工導致了美國製造業的「空心化」。美國的左翼學者從60年代起就開始批判「自由貿易」的負效應——製造業的流失、產業工人的失業、城市中心的衰敗、以及社會貧富差距的加大,但「去工業化」在美國的主流媒體和主流經濟學家看來是一個中性詞、一個全球自由市場裡資源最優化配置的結果。

在這樣的主流輿情下,「去工業化」的美國必須內在地、自然地消化自由貿易的「負效應」,即鼓勵國內、國際市場更自由地流通、給失業的美國產業工人提供培訓讓他們進入新的行業、提高社會福利以部份地消解日益激化的貧富差距。這些對策雖然部份地抵銷了「去工業化」的負面效果,但並沒有緩解美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同時,強勢的華爾街一直維持着全球的金融霸權,雖然某些美國產業不再具有國際競爭力(諸如鋼鐵、汽車、除晶片外的電腦硬體等),華爾街總能通過其全球的資產配置獲得利潤的最大化。

在這個意義上,華爾街可以說代表着美國資本的邏輯——利潤在全球市場的最大化。無論蘋果、波音、通用、沃爾瑪等等這些美國的超大公司在哪裡投資建廠或大規模採購,他們的股東(華爾街的投行)都可以獲得最大的利潤,縱然這種全球布局意味着美國的產業「空心化」和工作機會的流失。

在這個「自由貿易體系」下,作為後入局者的中國可以說是借着全球化的東風獲得了經濟的長足發展。並且如果中國繼續低調地維持着全球多邊貿易格局,中國也許會靜悄悄地取代美國從而成功獲得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地位。這裡面的邏輯脈絡很清晰,全球化的世界是不在意哪個國家或民族是第一大經濟體的。只要各國都有自己具有絕對優勢的產業,自由化的全球就會一直維持着相對的平衡和繁榮——資本在全球流動以達到資源配置的最優化和利潤的最大化。

正因為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國主流媒體和知識界對「自由貿易」和「全球化」有近乎宗教般的自信,他們才對特朗普「美國優先」和「讓美國重新偉大」的口號嗤之以鼻。在「自由貿易」和「全球化」這兩個議題上,美國的主流媒體和民主黨(中間派偏左)、除鋼鐵等傳統製造業之外的財團(中間派)、以及共和黨建制派(中間派偏右)幾十年來形成了一個似乎堅不可摧的同盟。這讓美國左派(主要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對「全球化」和「製造業空心化」的批評被長期邊緣化。美國左翼的代表人物、前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教授傑奧瓦尼.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在其巨著《亞當斯密在北京》和《漫長的二十世紀》中系統地討論了美國在自由的全球化體系中衰落的必然性,可見美國左翼在對「自由主義」進行批判時的無力感。

政治的邏輯

自由的全球貿易體系下資本在全球尋求利潤的最大化一旦被作為主流社會的價值取向,美國資本的邏輯便變成了美國政治的邏輯。事實上,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建制派都不曾想挑戰「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雖然美國近些年在這個國際秩序中被中國漸漸地分享了很多利益。因為中國雖然在國際分工中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利潤和好處,利潤的大頭還是流向了美國的跨國公司和華爾街。基於資本的自身邏輯,華爾街沒有任何理由不繼續支持全球化和「不平衡」的對華貿易。

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的主流社會和中間派團體(以華爾街為代表)一直是中國政府和人民的「老朋友」。相反,美國的左翼團體(批判美國自由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人士)和中國人民卻是貌合神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打破美國自由主義神話、甚至有潛力打破二戰以來自由主義世界體系的不是攻擊了自由資本主義幾十年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而是以史蒂夫·班農和彼得·納瓦羅為代表的民粹主義。

作為特朗普競選團隊的CEO和前白宮首席戰略官的班農可謂是美國民粹主義的領軍人物。雖然說他在20178月迫於「種族主義」的指控辭去了白宮的官方職務,但沒有了公職的班農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發揮了可謂說扭轉整個美國輿情的作用。當班農撇開自己是「種族主義者」和「白人至上主義者」後,他只強調自己是來自藍領家庭的「民粹主義者」這個身份(前者是生物概念,後者是政治/文化概念)。這是一個極高明的棋(時髦的政治/文化建構論遠遠優於過時的物種決定論)。

2017年整個特朗普團隊被主流媒體罵了一整年,一方面是因為對特朗普的當選還極為不服氣,另一方面是因為主流媒體有批評特朗普的「道德制高點」。經過了廢奴運動、尤其是1964年《民權法案》以來的美國主流社會對種族不平等和各種形式的血統論有一種近似於道德直覺式的唾棄(這很大程度上也許是清教徒對之前種族歧視框架下所犯罪行的道德懺悔)。所以,當主流媒體可以揪住班農是「白人至上主義者」的小辮子的時候,特朗普團隊在「道德缺陷」面前怎麼也挺不直腰板。

但辭去公職的班農把他理論家、演說家的天賦發展到極致,他到各個主流媒體、智庫發表演說和舉辦講座,他公開宣稱他不是「白人至上主義者」以及他不相信任何形式的血統論,他支持的是合法的美國人的民族主義,而他要維護的是所有合法的美國人的民族利益。不僅如此,他還成功地把同樣是「民粹主義者」的彼得·納瓦羅推到了白宮官員的領導地位上來。這個寫過《致命中國》一書並把其拍成紀錄片的極右翼學者之前從來不是美國社會的主流,但在美中貿易戰的大背景下,納瓦羅的得勢顯示了美國政治的邏輯得以重寫。

似乎在一夜之間,納瓦羅的反全球化言論成了美國政治運作的一個可靠選項。《致命中國》一書和紀錄片也在美國社會得到了進一步地傳播。納瓦羅所宣揚的政治邏輯是,中國的崛起,在出賣美國、把工廠搬到中國的美國跨國公司的幫助下,掏空了美國的製造業、擴大了美國的失業、加劇了美國的貧富分化。而美國政府,應該出於美國的國家安全和美國人的利益,阻止中國和美國跨國公司繼續這樣的「掏空」美國的行徑。

新政治邏輯改造下的資本的邏輯

美國為什麼要在4月份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呢?貿易戰為什麼在76日正式開始了呢?縱然美中貿易戰的各個節點讓人們對貿易戰具體的數字迷惑不清,但理清了美國資本和政治的邏輯之後,美中貿易戰的戰略前景豁然明朗。

競選時期的特朗普也許並不真心相信「美國優先」和「讓美國重新偉大」這兩大口號,但他畢竟也是全球化框架下美國商人中的既得利益者。但班農和納瓦羅是真的相信這兩大口號,作為極右派的「民粹主義者」,他們深知、並且親自感受到了全球化對美國「鐵銹地帶」和藍領工人家庭的打擊。當辭了公職的班農把他的理念作為維護美國利益的「救國策略」在美國舉國宣傳的時候,他不僅贏得了美國中下層人民支持,主流媒體也漸漸失去了攻擊他的武器。畢竟,「自由主義」框架下的美國是在一直失利。

同時,作為中國人民老朋友的華爾街也沒有因為「全球化」受到重大挑戰而潰不成軍。在4月初美股應可能的貿易戰陰雲而大跌時,班農及時地發出「華爾街見鬼去吧」(go hell with Wall Street)這樣的言論。這進一步地扭轉了美國的輿情,因為班農的言論讓一直批評特朗普的《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都無言以對。這兩個主流報紙可是一直以批評美國政府和華爾街的短視著稱。

而華爾街也沒有理由選擇以持續大跌來游說特朗普政府放棄貿易保護主義的國策,很多華爾街投行也開始重新布局全球資本,在美國經濟繼續強勁增長的大背景下,加大對美國公司的再投資。畢竟,資本的本性是逐利。當美國政治的邏輯是支持全球化的自由體系時,資本的邏輯和政治的邏輯剛好重合;當美國政治的邏輯是維護美國的民族利益時,資本的邏輯也沒必要去強扭地支持全球化了。

畢竟,在班農和納瓦羅等極右人士的強勢宣傳下,美國主流社會和大部份民眾已經不再對自由主義和全球化抱有宗教式的自信了。因為當下的國際自由貿易體系已經不是先前那個美國主導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了。二戰後到2016年來的國際自由貿易體系,至少在美國人的認知世界裡,是一個相對平衡的體系——各個經濟體都有自己在某個領域的絕對競爭優勢以維持資源在全球的合理配置。而班農和納瓦羅成功地借中國的國策《中國製造2025》為美國的民粹主義辯護,因為這個世界上畢竟沒有一個國家公然地宣稱要在所有核心領域全面超越美國。

更重要的是,美國也沒有在經濟和技術的所有核心領域掌控世界。如果一個單一的國家掌握所有的經濟和技術的核心領域,這個世界又如何可以平衡呢?

借着中國的矛,美國的極右派建好了自己的盾並清晰地勾劃出了美中貿易戰的最終目標。如果中國的發展是在通過全方位的技術創新來趕超美國的話,美國雖然不能公然地阻擋中國的發展但可以倒逼美國甚至全球的資本進一步地推動美國的發展,從而延長美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全球領導地位。也許美國的製造業沒法復蘇,也許美國的資本還是青睞於在全球獲得利潤,但發起了美中貿易戰的美國是在給自己的進一步發展尋找理由。因為不打,美國必然繼續「衰落」;打了,或許美國又有一個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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