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漁樵夫

中國提出共富新戰略，無疑將帶來財政政策、分配制度和各方監管等一系列政策變革。值得注意的是，新發展階段，中國決不能重走「大鍋飯」老路，搞平均主義、均貧富甚至是「殺富濟貧」。在做大經濟蛋糕的同時，更應側重於財富分配的平衡性，可以說，「效率與公平」將進入再平衡新時代。當此歷史關口，中國巨輪惟有順利轉舵，駛入「共富新海域」，才能抵禦風浪，擺脫疫情重創，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抵達安全地帶。

從脫貧攻堅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南海再度錨定新發展目標──共同富裕。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首次提出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作為遠景目標。

共富時代 大幕開啟

8月17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召開，「共富」再度成為會議焦點議題。是次會議提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

按照中南海設想，共富時代，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將顯著擴大，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

筆者認為，共富時代，將含括以下多重意涵：

其一：中國將精準施策，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群邁入中等收入行列。

其二：中國將加強對高收入規範和調節，通過收入分配政策調整和秩序整頓，調節過高收入，清理規範不合理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其三：中國將提高發展平衡性，增強城鄉和區域發展平衡性，強化行業發展協調性。

其四：中國將把實現共同富裕與鄉村振興結合起來，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改善農村人居環境。

其五：中國將在高品質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其六：共同富裕將具有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等特點，中國決策層應鼓勵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徑，總結經驗，逐步推開。

可預見的是，「共同富裕」將進入中國頂層規劃和長期戰略清單，貫穿於中國經濟發展歷程和脈絡之中。

五大挑戰 橫亙其前

北京觀察家指出，十九屆五中全會以來，中國發展中長期邏輯出現五大變化：一是從速度到安全，二是從效率到公平，三是從先富到共富，四是從側重資本到保護勞動，五是從房地產和金融繁榮到科技和製造強國。近期一系列政策變革皆為注腳。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總體路徑為：允許一部份地區、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由此實現了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但自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開始進入下降通道，諸多結構性問題浮出水面。

事實上，如今共富取代先富，成為中南海戰略主攻方向，實乃因應「百年變局」的戰略性調整，實是時勢所需。

挑戰一：貧富差距拉大

過去40多年，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獲得快速增長，經濟增量升至全球次席，但隨之而來的是，收入差距和貧富差距日漸擴大。

數據顯示，中國財富基尼系數從2000年的0.599持續上升至2015年的0.711，隨後有所緩和，降至2019年的0.697，但2020年疫情衝擊下再度上升至0.704。2020年中國財富排名前1%居民佔總財富的比例升至30.6%。

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2019年，中國中等收入組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為19%，而高收入組收入增長29%。疫情之下，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居民最高收入組與最低收入組的差距在10倍以上。

據麥肯錫數據，截至2017年，中國奢侈品消費的88%來自家庭年收入超過30萬元的群體，其餘主要來自家庭年收入介於10萬至30萬元之間的群體。到2018年，貝恩調查顯示中國的奢侈品消費已經佔到全球的三分之一（1440億美元）。

無論居民財富數據抑或消費數據，均揭示了當前中國存在的收入差距和貧富差距問題不容小覷。中國分配格局呈現出城鄉差距顯著、區域發展不均、行業壟斷加劇、財富差距擴大之特徵，而疫情對產業結構的非對稱衝擊，更加劇了分化速度。

挑戰二：消費疲弱

當前中國經濟疫後復蘇，外需強於內需，製造強於消費。

官方數據顯示，7月，中國CPI同比上漲1.0%，漲幅比上月回落0.1個百分點。處在復蘇後期向衰退前期轉換的中國經濟，通縮下行壓力逐步顯現。其中問題的重點仍為需求端消費疲弱。

疫情之後，居民收入增速放緩，且全球疫情終結呈現較大不確定性，導致居民消費意願下滑，消費復蘇放緩。

消費增長，既是短期內保就業保民生的重要抓手，亦是中長期構建雙循環格局提振經濟的核心動力。

在此背景下，多策並舉提高居民收入、提升消費意願，已被頻繁提上日程。但從當前情勢觀之，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收入差距過大，中高端消費過熱，基礎消費低迷，難以承載消費驅動的雙循環格局，經濟體難以順利邁入大眾消費時代。

有觀點認為，中國貧富差距持續拉大，低收入群體缺乏消費能力，市場潛力和優勢無法發揮，中國經濟增長或後繼乏力。

挑戰三：階層固化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進入快車道，社會流動性加快。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民眾社會流動性開始放緩、財富代際傳遞加強，機會不公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凸顯，貧困人口上升通道受阻。

寒門再難出貴子，機會不公對階層的影響凸顯：低收入群體翻身加入高收入群體的可能性在降低；相比於中間收入群體，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家庭的固化現象更為明顯。

有調查顯示，1996年至2014年，維持與父輩相等社會層級的子女佔比46.5%，超過半數的子女（53.5%）與他們的父輩處於不同層級；實現躍升的有41.8%；下降的有11.7%。分城鄉來看，城市流動性較鄉村高，但實現躍升的鄉村高於城市，39.8%的城市子女較父輩出現層級的躍升，42.6%的鄉村子女較父輩發生躍升。其中，2012至2014年，家庭在收入分布中的相對位置保持相對不變的比例最高，窮人變富和富人變窮的難度都很大。

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家庭的固化現象更為明顯。2010至2015年，根據調查子女與父母職業收入的關聯性，得出當父輩是農民時，約47%的子女未來從事的職業仍是農民。當父輩是高技術人員時，其兒女從事與父輩相同職業佔比43.2%。

有分析指出，經濟增長和市場化改革對減貧的邊際彈性在降低。經過數十年城鎮化發展，農村人口中剩餘勞動力數量持續下降，剩餘人口多為老弱病殘等難以通過市場化手段增收的人群。農民工總量增速和外出農民工增速均降至1%以下。

在經濟增長中樞整體下滑和產業結構向知識密集型、資本密集型轉移的情況下，勞動力流動、產業結構轉型對於消除貧困的作用將在邊際上減弱，從而造成分配差距改善的效果減弱。

對於社會發展核心力量──中青年群體而言，階層固化下，「內卷」和「躺平」成為其人生關鍵字。由於競爭加劇，996、007司空見慣，更有大城市畸高房價助推碾壓，而「內卷」掙扎無望後的「躺平」和「佛系」，則成為年輕人最後的吶喊和無聲的抗議。

挑戰四：風險升溫

進入新發展階段，中國發展呈現出一系列新階段性特徵，社會階層分化加劇，社會利益關係日趨複雜，而此種分化已越來越成為發展「桎梏」，不僅不利於高品質發展，更不利社會穩定和政治穩定。

觀察家指，如在經濟得到快速發展、社會財富總量大幅增加的同時，一部份社會成員的收入水平長期偏低，在社會財富這塊「蛋糕」的分配中長期得不到應有的一塊，其對收入分配狀況的不滿、對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不滿，有可能轉化為對政府的不滿。

從財富佔有差距來看，近年來，一方面，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社會財富總量大幅度增加，但另一方面，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不均問題卻如影隨形。

以中產階層為主的「橄欖型」結構，是最為穩定與和諧的社會結構。但隨着中國經濟增速中樞不斷下移，中低收入群體從經濟增長中獲得收益更不確定，社會群體間貧富差距大、利差拉大，當局所需做的調高和托底的工作陡增，社會穩定基礎將無疑面臨衝擊與威脅。

挑戰五：中等收入陷阱

2006年，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指一個經濟體的人均收入達到世界中等水平(人均GDP在4000美元—12700美元的階段)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發展戰略和發展方式轉變，導致新的增長動力特別是內生動力不足，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同時，快速發展中積聚的問題集中爆發，造成貧富分化加劇、產業升級艱難、城市化進程受阻、社會矛盾凸顯等。

於中國而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點在於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中國有14億人口，目前只有4億人達到了中等收入水平，還有9.64億人口，每個月的收入不到2000塊錢，其中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不到1000塊錢，兩極分化嚴重。

中國欲實現徹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發展驅動力就必須進行轉型，而在轉型過程中，無疑需要更公平發展：提升全社會每一個微觀主體的發展欲望，激發創新活力，最終實現提升全員勞動生產率。

三箭齊發 行穩致遠

當前，中國正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面對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欲打牢長期執政基礎，共富是題中之義。筆者以為，共富時代，需三箭齊發，方能行穩致遠。

其一：做大蛋糕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其中包括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十四五」結束時，中國人均GDP可達13000美元到14000美元，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而實現上述目標，保持經濟在合理區間增長可謂勢在必行。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和基礎，做大蛋糕，無疑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條件。惟其如此，中國才能在穩定現有中等收入群體的同時，讓更多的中低收入者成為中等收入者。如無強大物質條件，共同富裕無疑將變成「沙灘大廈」「水月鏡花」，無以附麗。

其二：切好蛋糕

切好蛋糕，亦是達至共同富裕的關鍵一環。

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特別是近期被重點提及的「三次分配」，有別於前兩者，主要由高收入人群在自願基礎上，以募集、捐贈和資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對社會資源和社會財富進行分配，是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補充，有利於縮小社會差距，實現更合理收入分配。而隨着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三次分配佔比亦將發生明顯變化。

較發達國家而言，中國慈善捐贈數量仍然偏低。根據中國慈善聯合會發布的《2019年中國慈善捐助報告》，2019年中國實物和現金捐贈共計1509億元，約佔GDP的0.15%，為美國的十四分之一。

此外，中國捐款中約40%來自個人，其他則來自公司和基金會。美國則有超過75%的捐贈是來自個人，反映中國公眾慈善意識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其三、加速社會流動

中國歷史上的流動，主要是橫向流動，如農民工從原來務農轉移到非農產業、小城鎮、中等城市、大城市、沿海地區等。目前，中國經濟降速換擋，勞動力流動顯著放慢，社會性流動易變成零和博弈，當此時刻，更應關注向上的縱向流動。

中南海提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核心就是加速社會流動。中國決策層應將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緊密結合，在供需兩側同時發力，推出系列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重要舉措，包括教育和醫療改革、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

這其中包括：針對公共服務在城鄉之間存在不平衡問題，通過鄉村振興逐步縮小城鄉之間差異，暢通農民工外出就業管道等戰略性政策，推動共同富裕，同時帶動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建設。

此外，降低房地產、金融、教育、互聯網等行業利潤和壟斷，以及改變舊發展模式對民生和實體經濟形成的長期擠壓，加碼發展製造業、硬科技、實體經濟、新能源、新基建等，亦將加速社會流動。

對地方政府的考核，則應更加側重均等化，建立對省級政府統籌的醫療、教育、養老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考核機制，避免支出結構「重城輕農」，提高全社會保障水平。

當前，中國發展取向正朝「兩個轉向」調適──由注重效率轉向更加注重公平、由強調先富轉向更加強調共富。正如鄧小平所說，「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

中國提出共富新戰略，無疑將帶來財政政策、分配制度和各方監管等一系列政策變革。值得注意的是，新發展階段，中國決不能重走「大鍋飯」老路，搞平均主義、均貧富甚至是「殺富濟貧」。在做大經濟蛋糕的同時，更應側重於財富分配的平衡性，可以說，「效率與公平」將進入再平衡新時代。

高品質發展時代，實現共富既是中國社會維穩和鞏固長期執政基礎的政策訴求，亦是經濟順利復蘇乃至轉型升級的內生要求。當此歷史關口，中國巨輪惟有順利轉舵，駛入「共富新海域」，才能抵禦風浪，擺脫疫情重創，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抵達安全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