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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巨浪與重塑新規(2021.10)

發布日期:2021-10-28

☉文/閔之才

中國教育「雙減」政策落地引發各界關注,分析人士認為,這是打破階層固化、緩解階層焦慮的重要一招。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教育改革僅只是開始,與教育並稱為「三座大山」的醫療、住房領域也在同步推進改革。同時,整治娛樂圈,整頓經濟秩序,推動反壟斷也在同步推進。因此有內地評論家稱,中國正在進行「深刻的革命」,但這種論調也遭到批評,有專家認為,中國不可能重蹈「文革」覆轍,中國一心一意謀發展的主基調並沒有變。

7月24日,又一隻靴子落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國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以下簡稱「雙減」政策),以「着眼學生身心健康成長,保障學生休息權利」,「整體提升學校教育教學品質」,「減輕家長負擔」,「緩解家長焦慮情緒」為導向,出臺了一系列力度空前的規定。

這是中國在1977年恢復高考和1999年大學擴招之後第三次重大教育改革的舉措。但僅憑這份「雙減意見」很難解決現階段中國巨大的教育不公平問題。未來的挑戰十分嚴峻,而如何完成此次教育改革,考驗着中國的執政能力與智慧。

此次教育改革只是開始,近期在醫療、住房等領域同步推進的改革表明,中國正在下一盤很大的棋。在分析人士看來,此次教育培訓機構整頓顯然是長期鋪墊、深思熟慮的系統性改革的一部份,既可視為生育政策的配套舉措之一,也事關創新發展和文化傳承的長遠謀劃,更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共同富裕挺進的必要一步。

中國教育第三次重大改革

此次「雙減」政策的力度可謂空前。放在近些年來中國教育雙軌制愈演愈烈,教育競爭無休無止,「雞娃」盛行,學生和家長疲憊不堪的形勢下,這份來自中國政府高層的意見,強烈預示着義務教育領域將迎來大整治大洗盤。

細讀文件,可以發現條條政策都是乾貨,切中痛點難點,針對性極強,下的決心極大。正如教育部有關負責人就《意見》答記者問所指出:黨中央對此高度重視,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對「雙減」工作作出了重要決策部署,要求從政治高度來認識和對待。由此可見《意見》的重要性。

如此重視「雙減」,為什麼?「雙減」雖然名為減負,但其實遠遠不是一個學生負擔問題。中央擔心的是,大範圍過度培訓將直接影響教育考試評價結果的真實性,阻礙教育實質公平,擠壓學校正常的教育教學時間、內容和價值取向,與「堅持立德樹人」的教育方針相背離。這當然是大事中的大事。

那麼,「雙減」如何減?此次政策主要從兩個方面着手: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訓機構治理。前者包括減少校內作業負擔,嚴禁將作業負擔轉嫁家長或將批改義務轉予他人,改善課後老師與學生的交流等。後者則提出全面規範培訓機構,各地不得再審批新的學科類培訓機構,現有相關機構一律改為非營利機構,禁止上市集資,禁止佔用法定節假日和寒暑假培訓等。

根據「雙減」政策之規定,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將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機構,也不准上市融資,甚至溯及既往,「已違規的,要進行整治清理」。這等於迫使培訓機構必須「去產業化」、「去資本化」,立即剝離最賺錢的培訓班,或是轉型為提供文化或藝術等素質教育或是職業培訓的機構。

這一政策令全中國號稱有70萬家、上千萬從業人口的教培產業者一片愁雲慘霧。消息一出,中概股哀鴻遍野,原本站在風口上、市值千億美元的校外培訓市場遭重創。以「新東方」為首的各類教育股在政策落地前一天已聞風而動,集體跳水,最大跌幅超過70%,其他類中概股受市場劇烈震盪影響也一路下滑。

教育領域這一痛點,中央近年來高度重視。施治校外培訓治理,打出一系列組合拳,下了不少猛藥,雖取得不少成效,但仍有一些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概括起來說,校外培訓存在規模總量龐大、違法違規情況突出、被資本裹挾狀況嚴重「三宗罪」。

一是總量龐大。據統計,目前全國面向中小學生的校外培訓機構已基本與學校數量持平,隱然成為國家教育體系之外的另一個教育體系。這樣,不僅增加學生課外負擔和家長經濟負擔,還擾亂學校正常教育教學秩序。

二是違法違規。由於校外培訓機構違法違規成本較低,不少違法違規行為屢禁不止,機構倒閉、卷款跑路等事件時有發生,嚴重損害人民群眾合法權益。

三是資本裹挾。近年來大量資本湧入培訓行業,違背教育的公益屬性,企圖「再造一個教育王國」。它們通過「燒錢」大戰、販賣焦慮等手段,讓社會充滿不安,有家長喊出「教育內卷是最大的內卷」。

此次新政劍指「三宗罪」,將「全面規範校外培訓行為」納入,可以說是向校外培訓領域投放的重磅炸彈。這無異於對雲集1000萬從業者、規模可達萬億人民幣級別且潛力巨大的產業「開刀」,可見中央決心之大。有人驚呼:這次是動真格了!

中國教育焦慮的本質是階層焦慮

近年來,大陸流行一個網路詞彙叫「雞娃」,指的是父母給孩子「打雞血」,為了孩子能讀好書、考出好成績,不斷給孩子安排學習和活動,不停讓孩子去拼搏的行為。時而久之,不僅學生和家長身心俱疲,壓力非常大,而且社會上到處彌漫焦慮,年輕人越來越害怕生育孩子,不少家長因此陷入了「子女教育陷囚徒困境」。

畫家陳丹青曾感歎:「我蠻怕看到家長的,現在孩子苦死了,一天到晚被逼着學鋼琴,學古箏,學英文……這時候有一個最可怕的東西喪失了,他們長大會恨你們,說他沒有童年,一天到晚在上課。」那些過早被剝奪童年的孩子,長大後容易出現心智不健全或難以融入社會的問題。家長的經濟負擔更是越來越沉重,大量的家庭為孩子昂貴的培訓班費用發愁。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渠敬東曾尖銳寫道:「教育成了家庭資源無限投放的無底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今次中國出手大力整治校外培訓是有積極作用,切中了社會痛點。

中產階層無疑是最焦慮的群體。他們對孩子教育的集體焦慮,一是因為大城市中產階層的規模在迅速擴大,而最優質的教育資源又是稀缺的,所有人都竭盡全力對孩子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從而導致競爭不斷白熱化,學業競爭從過去的高中提前到幼稚園。每個家長都削尖了腦袋想讓自己的孩子進入重點學校,因為這意味着有更多機會。更重要的是,這和大學的選擇以及未來擇業道路和待遇環環相扣。

二是因為優質教育資源的集中化趨勢。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各地的基礎教育資源雖然也存在一定的區域不平衡,但遠遠沒有當下這麼嚴重,比如很多縣級中學在省內都是名校;進入本世紀以來,全國各地都出現了一批所謂的超級中學,它們往往集中在省會城市,這些學校將全省的優質生源幾乎一網打盡,導致了教育資源的進一步失衡;這種失衡又會加劇家長的焦慮,使學業競爭像軍備競賽一樣升級。此外,當前優質教育資源不再集中於學校,相當一部份資源由教育培訓機構所掌握。學校的教育資源相對開放,而教育培訓機構的教育資源有一定的准入門檻,中產階層才有能力獲取這種資源。這就意味着中產階層有意願也有能力參與孩童的學業大戰。

三是因為財富分配的扁平結構向金字塔結構轉變,社會分層越來越精緻。在1998年的住房改革之前,決定中國人社會分層的主要因素是工資性收入,雖然存在收入差距,但社會財富的分配總體上是扁平化的;住房商品化和資產金融化,使得財產性收入逐漸成為社會分層的主導因素。對於中產階層而言,進一步上升非常困難,但下降非常容易,這使得他們充滿了不安全感。中產階層迫切希望為孩子創造向上流動的通道或防止跌落的安全網。對於既無資本又無特權的中產階層而言,教育是他們最值得信賴和依靠的社會地位投資方式。事實上,年輕一代中產階層大多是高等教育的受益者,自身的經驗也告訴他們:教育才是王道。

另一方面,對子女教育的重視在中國已有千年傳統,家長會認為子女要出人頭地才能光宗耀祖,這從古代孟母三遷的故事傳頌至今也可以看出。

中國的教育在過去的三千餘年時間內都帶着濃重的階層色彩與突破階層固化的希望。中國人對於階層的焦慮都直接表現為對教育的焦慮。無論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對教育地位的拔高,還是「頭懸樑,錐刺股」這樣鼓勵向教育投入時間和精力,抑或「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樣對教育收益的強調,本質上都是將教育與階層直接對應了起來,是人們對通過教育完成階層上升或者維持自身階層的渴望。

中國城市發展與治理理論模型研究者、英國里茲大學環境學部交通研究所博士文和認為,只要教育還與階層綁定,通過教育可以實現階層上升,那麼關於教育的焦慮就不可能消失,這一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一些校外培訓機構借此大肆販賣焦慮來招生攬財,其最大的謊言就是「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以此鼓勵父母「雞娃」,投入更多資金在子女教育上。望子成龍的家長大多都被資本製造的焦慮裹挾,讓孩子被迫加入一場遠超他們負荷的競賽。家長們投入的越多,資本收割的就越多。

這種資本販賣焦慮的行為無疑會給未來中國埋下不穩定的種子。加之,中國「三孩」政策全面放開,過重的教育負擔亟待清障,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雙減意見」應運而生。

教培業整頓只是開始 中國正在下一盤大棋

在分析人士看來,此次教育培訓機構整頓顯然是長期鋪墊、深思熟慮的系統性改革的一部份,既可視為生育政策的配套舉措之一,也事關創新發展和文化傳承的長遠謀劃,更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共同富裕挺進的必要一步。

教育是天然的長期主義事業,與追求短期利潤的資本有着必然衝突。但近年來資本的大量入場,擾亂了整個行業的生態。校外培訓看似滿足了部份孩子接受更好教育的需求,但這種需求的核心往往並非子女本身,而是家長對下一代收入和社會地位下滑風險的焦慮乃至恐慌情緒。

教育關係到個人發展的公平性,乃至國家和民族的思想建設、文化傳承,其主體必須錨定公共屬性,這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從更高的層面看,防止教育過度產業化,防止其被資本化,也就是防止資本通過與住房、教育等領域的「綑綁」銷售,形成對體制機制變革和創新發展的掣肘,影響發展大局。

如何從制度層面破解過度焦慮,讓競爭發展走上良性循環的軌道?專家認為,在這背後,是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整套系統性應對,校外培訓的強監管只是其中一環。

從整個國家的層面看,在今年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後,大陸連續重棒祭出社會改革政策,圍繞在少子化、人口老化、分配平衡的核心議題,政府對「醫療、教育、住房」這三個關係民生基本服務的「三座大山」,都推出了強而有力的改革計劃。中央高層已經下定最大決心,徹底鏟平新「三座大山」。

站在一個國家層面,貧困當然不是社會主義,但是普遍貧困問題解決完之後,下一個一百年要做什麼?國家統一,共同富裕,民族復興。這是國家的大戰略。當下,在絕對貧困問題解決以後,下一步就需要解決相對的貧富差距問題,還有一系列民生問題。這是兩個一百年交匯處必然作出的選擇。

中國正在進行一場深刻的革命?

8月底,一篇由李光滿執筆的題為《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的文章刷屏,並被人民網、新華網等官方媒體紛紛轉載,引發輿論場激烈爭論。

李光滿的文章從政治娛樂圈寫起,他指出,從整治飯圈到處罰鄭爽,再到下架封殺趙薇和高曉松,僅僅兩天內發生的事,我們有什麼感覺?如果我們從更高的政治層面來看這一系列事件,就會從一些細節中發現一個國家的歷史走向和發展趨勢。

他認為,從螞蟻上市被叫停,到中央整頓經濟秩序、反壟斷,到阿里被罰182億元和滴滴被查,到中央隆重紀念建黨100周年,提出走共同富裕道路,以及最近對娛樂圈亂象的一系列整治動作,都在告訴我們,中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從經濟領域、金融領域、文化領域到政治領域都在發生一場深刻的變革,或者也可以說是一場深刻的革命。

文章還指出,當前正在進行的從治理培訓機構、學區房開始的治理教育亂象,讓教育真正回歸平民化、公平性,使普通人有向上流動的空間,未來還要治理高房價、高醫療費,徹底鏟平教育、醫療、住房「三座大山」。雖然我們不搞殺富濟貧,但需要切實解決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的問題,共同富裕是要讓普通勞動者在社會財富分配中能夠獲得更多收入。這次變革將給我們社會帶來一系列新的氣象,當前對娛樂圈、文藝圈、影視圈的整治力度還遠遠不夠,要使用一切手段打擊當前社會上存在的各種追星、飯圈現象,徹底杜絕社會性格中的娘炮和小鮮肉現象,真正讓娛樂圈、文藝圈、影視圈風正、氣正,我們的各類文學藝術工作者、影視工作者都要下基層,讓普通勞動者、普通老百姓成為文學藝術的主人翁和主角。

文章發表後引發巨大爭議,有人甚至質疑它吹響了新「文革」的號角。值得注意的是,《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發聲批評李光滿的文章,稱宣揚中國正在發生「深刻的革命」是誤判和誤導。

胡錫進稱,需要搞運動式「革命」嗎?革誰的命?變革、乃至深刻的變革一直在中國持續進行,改革開放不就是不斷變革的過程嗎?但是上述文章用一種特殊的檄文口吻描述中國正在發生的變革,仿佛這個國家要告別改革開放以及十八大以來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要形成某種秩序顛覆,真的要「革命」了,這確屬嚴重的誤判和誤導。這種聳動的全域性宣示與中國實際政策面嚴重脫離,屬於少數人的狂想!

那麼,到底該聽李光滿還是胡錫進的?近期官方事實上已經定了調,例如「共同富裕」提出來之後,中財辦緊接着刊文解讀:「共同富裕」不是殺富濟貧,而是共同奮鬥!而對於打壓資本和民營企業的質疑,官方也作出表態。9月6日,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河北一個博覽會高調表示,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不會改變。他還說,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90%以上的市場主體數量。

有評論指,李光滿的「革命論」「讓本應該也的確是漸進的、規範的改革,立刻充滿危險的氣味」,「令被改革的物件體認自己已被驅逐為『敵人』,陷入被『消滅』的恐慌當中」。因此,「追捧李光滿無疑是一記昏招,這是一次意識形態宣傳的『火上澆油』……其現實影響和走向大概率將同相關決策者的預期背道而馳。」

分析人士指出,儘管未來政策如何還不清楚,但也要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目前依然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着力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準為基本任務。儘管新時代的到來引發了一些新的客觀問題,但面對主要矛盾依然是強調發展,這個主基調是從未變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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