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華慶

本文專門所論中山先生在謀求國家統一的方式上，為有利於民族振興、人民福祉而「向來主張和平統一」，為有利內反割據分裂、外反侵犯主權而在必要時「勢不能不藉武力」，為有利最大限度調動和發揮一切積極因素而因情制宜多管齊下等，尤其堪為現今海峽兩岸同胞寶貴的歷史鏡鑒。

2016年11月11日，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孫中山先生的偉大，不僅在於他領導了辛亥革命，而且在於他為了實現革命理想，與時俱進完善自己的革命理念和鬥爭方略，毫不妥協同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各種勢力進行鬥爭。他堅決反對軍閥割據，堅定維護民主共和制度和國家完整統一。的確如此，這在孫中山先生謀求國家統一的方式上即有充分體現。

一、「向來主張和平統一」

經過辛亥革命，封建舊制既倒、共和新政草創，但雖皇帝「退位」而南北對峙，繼而軍閥四起、武人割據，如何「重整河山」、再造統一？孫中山先生面對錯綜複雜的局面，為有利實現民族、領土、軍政、內治、財政「五大統一」，突出表現為竭誠謀求和平統一，提出「謀國之道，苟非變出非常，萬不得已，不宜輕假兵戎，重為民困」「今為救國危亡計，擬以和平之方法，圖統一之效果」，為此「文當誓竭綿薄，盡其所能及，必使和平期於實現」。基於「天下為公」的宗旨，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不久，中山先生為換取「民國統一，永無僭亂」，竟委曲求全讓位給袁世凱；當袁世凱與南方革命黨尖銳對立，帝國主義公開提出「南北分治」時，中山先生又接受袁的邀請上北京與袁「共商國是」（一月之內會晤13次），開啟南北和談；此後10多年，為推動討論和平統一問題，中山先生在各種場合多次表示「建議召開和平會議」、隨時「準備同接受我條件的任何領袖合作」、贊同召開「南北各方領袖平等聯席會議」等等。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等人發動「北京政變」，推倒北京直系政府，發出「和平解決國是」通電，並請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計」。中山先生不顧個人安危，11月10日毅然決定抱病北上，並發表宣言，接受當時中國共產黨「以國民會議解決國是」的主張，正式提出「召集一國國民會議」以「謀國家之統一與重新建設」。北上途中和到達北京後，中山先生一再表示這次「單騎到北京」，即「以極誠懇的意思，去同全國人民謀和平統一」。此後4個月，中山先生遺囑還諄諄告誡「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其彌留之際仍在呼喚「和平、奮鬥、救中國」。

歷史表明，正如中山先生的自我期許，其謀求國家統一「向來主張和平統一」。在中山先生看來，實現統一通過和平方式多有好處。一是認為有利化解阻力，加快達成統一——1912年，「我之所以推舉袁世凱出任總統，是因為似乎有理由相信，國家的統一、和平與繁榮時代的黎明，或將由此而加速。」1923年，「重返五羊，仍期貫徹初衷，對於北庭，仍主張以和平促進統一，希望達到國家統一為主旨」。1924年，北上「根本之圖，尤在速謀統一」。二是認為有利避免因武力方式造成的各種問題——因為「若恃武力，其流弊必致於專制。然人心不能統一，必生禍亂。」而且，「顧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內既不能謀各省之統一，外何以得友邦之承認？」三是認為有利統一後的長治久安——「我深知不和將為國家帶來危險」，因此「倡和平統一之議，以期消弭戰禍，扶植民本」，而且「唯以民治為統一方法，然後可期永久」。

二、必要時「勢不能不藉武力」

在「盡心竭力以敦促和平統一之進行」的艱難過程中，孫中山先生並非完全反對使用武力。他1912年首次北上議和時，專門向參議院提交了為應變議和失敗而不得不作戰的方案；1924年二次北上議和前，已創辦黃埔軍校以期培養能承擔統一中國大任的軍事人才；1913年、1915年，先後針對袁世凱製造「宋教仁血案」、籌備「洪憲帝制」，發動「二次革命」、「護國運動」；1917年、1921年，更針對北洋政府破壞「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針對軍閥割據造成國家四分五裂，兩次發動「護法運動」；1921年還針對軍閥弄權「非法解散國會」的北京政府，在廣州推動成立中華民國正式政府，並作為「非常大總統」、以大元帥名義下令北伐，宣示「夫統一中國，非出兵北伐不為功」。

歷史表明，亦如中山先生的自我審視，其謀求國家統一在必要時「勢不能不藉武力」。中山先生在謀求國家統一的具體實踐中，切身體驗使之不斷增進認識。一是認清了袁世凱等野心家的陰謀—— 「文喜共和告成，戰爭可息，慨然辭總統職，以政權讓袁世凱，而自盡力於鐵路事業。不謂知人不明，民國遂從此多事，帝制議起，輿論譁然；雖洪憲旋覆，而餘孽尚存。軍閥專擅，道德墜地，政治日窳，四分五裂，不可收拾，以至於今。」因此，「粵處偏安，只能苟且圖存，而非久安長治，能出兵則可以統一中國。」二是認清了新舊軍閥及其背後帝國主義列強的本質——「自段等破壞約法，彼輩與我義師抗，遂有今日南北之戰。」自辛亥革命以來，革命的事業還沒有成功，「這個病根在於調和。調和的意思，本來是大公無私，求和平統一的。無奈一般腐敗的官僚和軍閥，發起反對共和。譬如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督軍團造反同割據的聯省自治，把一個國家弄到四分五裂，所以中華民國便不能統一。」禍根在擁兵自重、佔地為王的封建軍閥，在「援助軍閥」並「串通軍閥」作惡的帝國主義。這「兩個東西」相互勾結，致使武人稱雄、兵連禍結，整個中國四分五裂「迭起紛亂」；而「中國之政愈亂」，則帝國主義列強「對華實現其壓迫的野心之可能性愈多」，其單獨或共同迫使中國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甚至「對於中國提倡共管、瓜分等說」；因此，只有通過一切必要的方式打破軍閥及其背後的帝國主義這「兩個東西」，「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才可以長治久安」。三是從蘇俄的成功之道受到啟發——「黨之基礎何在？在於軍隊。俄國革命能以一百英里之地，應十八面之敵，三數年間，卒將內亂外患次第戡定者，因軍隊全屬黨人之故也。故吾黨宣傳功夫，此後應積極從軍隊着手，庶可以立統一之基礎。」因此，「欲統一中國之現狀，勢不能不藉武力，武力統一乃我輩所熱心者也。」也正是由此認同蘇俄道路，中山先生後來進一步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新三大政策。

三、因情制宜，與時俱進

值得指出，孫中山先生關於實現國家統一「和」與「戰」的思想，是在其革命鬥爭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而「與時俱進」的。為推翻使中國「國不成國」的清朝封建帝制，中山先生主張武裝革命「恢復中華」，並直接、間接領導了多次武裝起義；在草創共和、建立民國後，為解決南北對峙的問題，又力倡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待認清袁世凱、段琪瑞等新舊軍閥及其背後支持者各帝國主義破壞中國統一的本質後，想以廣東的軍事力量為基礎，先「統一西南」，再「統一中國」。經陳炯明叛變而撤退上海，1923年驅逐陳炯明再於廣州重建大元帥府，中山先生深感軍力的作用。其間得到中共和蘇俄的幫助，進而明確提出組建革命黨自己的軍隊，「吾黨宣傳功夫，此後應積極從軍隊着手，庶可以立統一之基礎」。1924年11月13日，中山先生58歲生日的第二天啟程北上議和時，專門視察其手創的黃埔軍校，表示其所倡三民主義，能希望實行的就在黃埔軍校的學生。次日又表示，為實現「本黨主義」，一方面「我們北上，在政治思想做功夫」，一方面「北伐當然積極進行，長驅直搗鄂蘇」。

綜上所述，為「破除障礙，促成統一，鞏固共和基礎」，中山先生既為採取和平的方式「竭志盡誠」——包括1912年「以政權讓袁世凱」謀「共和造成」、1924年「以放棄（南方）地盤」（北上）促「開國民會議」並「謀和平統一」，以及在這兩者之間還曾主張過的「以筆闡發共和真理，冀達民治之統一」，「用文治去感化各省」來「統一中國」「期以四派（直系、奉系、皖系、西南護法諸省）相周旋」來「圖統一之效果」，「以裁兵為第一步」得「真正之和平統一」等；又能在必要時斷然訴諸武力——包括先後發動的1913年「二次革命」、1915年「護國運動」、1917年和1921年兩次「護法運動」，1922年北伐開始；還能致力文、武結合——提出「以輿論做後援，以武力做基礎」「以廣東為模範統一西南，以西南為模範統一中國」。如此種種，實際上已一定程度體現了在統一方式上和、戰兩手的有機結合。雖因歷史局限效果不彰，加之天不假年壯志未酬，但其畢生屢敗仍屢戰、愈挫而愈奮，志存高遠，令人感佩。

孫中山先生關於國家統一的深刻思想和勇敢作為，立足於推翻清王朝後各族人民反對南北軍閥在中國封建割據、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瓜分豆剖的歷史背景，依據於一百多年前中國作為帝國主義列強的「次殖民地」創立民主共和後統一重建、力爭自立世界民族之林的時代需求，具體主張系統、全面、有的放矢。其宗旨為「振興中華」「統一中國」，其主張為反對一切圖謀分裂中國的內外勢力，立場堅定不移、精神鍥而不捨。這不僅在當時，在辛亥革命推翻「洋人朝廷」的清王朝後，對全體國民爭取民主共和下的國家統一自主、民族團結自強，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歷史意義；而且在今天，在中國主體早已統一、香港澳門回歸20多年而臺灣問題尚待解決的情勢下，對海內外中華兒女共謀祖國完全統一、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新時代的偉大現實意義。本文專門所論中山先生在謀求國家統一的方式上，為有利於民族振興、人民福祉而「向來主張和平統一」，為有利內反割據分裂、外反侵犯主權而在必要時「勢不能不藉武力」，為有利最大限度調動和發揮一切積極因素而因情制宜多管齊下等，尤其堪為現今海峽兩岸同胞寶貴的歷史鏡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