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瞻

近期，世界第一大電腦生產商聯想陷入爭議之中，賤賣國有資產、資不抵債、高管天價薪酬等「罪狀」與其曾經「民族之光」的形象相去甚遠。在眾說紛紜的證據和無窮無盡的謾罵前，公眾亟待釐清這一場備受關注的爭議背後究竟「爭」的是什麼？輿論場的分野又將如何折射出當下中國的思潮變遷？

近段時間以來，聯想的聲譽跌到了谷底。吊詭的是，「錘倒」這家世界第一大電腦生產商的，既不是蘋果，也不是華為，而是以北京「胡同大爺」自居的司馬南。

這位長期做「愛國流量生意」的網絡意見領袖，對輿論場上熱點與爆點的把控可謂精準。面對聯想這個目標夠大、創辦時間夠長、爭議夠多的企業，司馬南在社交媒體上連發多篇文章，列舉出聯想賤賣國有資產、資不抵債有爆雷風險、缺乏核心技術淪為投機企業、高管天價薪酬且存在大量外籍人士等「罪狀」，打在當下社會情緒最敏感的地方。而深陷輿論漩渦的聯想，卻始終沒有做出明確的回應，反而被爆出私下派公關與司馬南協商，更給外界一種實實在在被「打中七寸」的心虛。

不過，這場引爆輿論沸點的所謂「司想」之爭，絕非以「司馬南贏」「聯想輸」這麼簡單收場。雖然聯想沒有直接下場與司馬南展開辯論，但不少評論文章已經詳細羅列出司馬南對聯想指控的事實謬誤。不僅如此，司馬南及其團隊的商業網絡也被多家媒體挖出，長期從事「愛國流量生意」的團隊通過羅織子虛烏有的證據，煽動民族主義情緒進而博取眼球收割流量紅利。僅在這場「司想」之爭中，司馬南的社交媒體就持續保持高熱度，各平臺上漲粉數以萬計。

如今輿論場對於聯想和司馬南之爭，已經涇渭分明地劃出兩個陣營。支持聯想的人認為司馬南大行「文革之風」造謠誹謗，意圖借打倒知名企業來否定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支持司馬南的人則認為聯想賤賣國有資產，其高管不配以「企業家」自居，只能算是「資本家」，在追逐共富道路的當下應該被作為典型清算。

對於上述截然不同的態度，公眾亟待釐清這一場備受關注的爭議背後究竟「爭」的是什麼？聯想到底被冤枉了什麼、又做錯了什麼？更為重要的是，一個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對個體戶「傻子瓜子」給予充分包容的社會，今天對一個充分競爭行業裡排名世界第一的公司及其創始人卻如此憤怒和嘲諷，這背後一定發生了某些重大變化。這種價值觀的分野與變化，對經濟和社會究竟又意味着什麼？

聯想之「罪」的真與假

一、國有資產流失？

司馬南對於聯想最受關注的指控就在於國有資產的流失和賤賣。司馬南根據公開披露的數據得出結論，聯想控股2009年9月出讓29%控股權的時候，國有資產被賤賣了12.9億元。這個數字如何得來呢？就是按2008年聯想控股的淨資產139.49億元，乘以29%的股權轉讓比例，答案是40.45億元。但聯想控股卻以27.55億元的價格「賤賣」給了泰山會的泛海控股，其中之差價約等於13億元就這麼流失了。司馬南認為這是嚴重的國有資產流失，所以結論是「中科院賤賣13億國有資產白送泰山會」。

但是有大量專業會計分析指出，司馬南上述演算法並不準確，沒有扣除聯想所有者權益中的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是控股子公司中其他第三方股東享有的權益，從本質上來說，不屬於聯想控股的股東權益（淨資產），所以在計算聯想股東權益轉讓定價時扣除少數股東權益更為合理。以此演算法，聯想139億元減62億元的少數股東權益後得出的數據才是聯想控股自身的權益，減後再乘以29%，約為22.5億元。泛海花了27.55億元，還溢價了5億多元。

由此觀之，司馬南對於聯想殺傷性最強的國有資產「賤賣論」似乎站不住腳，而僅僅在於自己缺乏基本的會計常識。正如有媒體評論指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價格是由市場交易、市場競爭而不是誰的主觀意願決定。同樣的資產在不同時間、條件和交易對手那裡，價值會有很大差異，很難簡單說什麼是流失。現在動不動就講「流失」，似乎原來的國企和集體企業是一座金礦，隨便挖挖甚至偷一點就能暴富。其實追溯歷史可以發現，當初很多都不是金礦，更像是泥潭。重要的是程序正義和信息充分披露，就聯想控股個案說，只要當年遵循了相應原則和市場化機制，並得到了國資代表方和相關監管方認可，交易就是合理的。

二、資不抵債有爆雷風險？

司馬南通過引用2020財年聯想的資產負債率是90.5%的數據，不斷發出聯想是否資不抵債的疑問，並將其與恒大相對比指出可能存在爆雷風險。

然而，有財務分析指出，就電腦行業而言，行業內企業的負債率普遍偏高。聯想過去10年的平均資產負債率為86.26%，而聯想集團全球兩大對手，惠普的資產負債率為111.1%，戴爾的資產負債率為91.9%。即使以行業內表現最好的蘋果公司為例，其2021財年的資產負債率也是高達82.03%。但由於良好的現金流，所以目前仍然在維持正常運轉。

可見高負債並不一定意味着資不抵債，反而是在聯想正常經營的前提下，散布爆雷風險之類的言論，才更可能引起聯想供應商和債權人的恐慌，從而真正傷害聯想的正常經營和投資者利益。

同時，將聯想與恒大相對比的做法也值得商榷。聯想集團負債的70%左右是供應商的無息貸款，而銀行有息貸款不到10%，這和房地產企業表內表外融資要支付大量利息的情況根本不同。故而，標普、穆迪和惠譽三大信用評級機構才會一邊調降中國房地產企業的評級，一邊給予聯想集團「投資級」評級。難怪有分析人士對司馬南發出質疑：這是一家中外銀行都不擔心的企業，和陷入危機的房企一樣嗎？

三、高管高薪「窮廟富方丈」？

對於聯想高管高薪的一條被廣泛引用的批評是，「聯想高管的薪酬佔了聯想利潤的30%多」，其計算方法是把聯想控股和聯想集團兩家公司的高管薪酬加總，再除以聯想控股一家企業的利潤。可以看出，分母縮小了一大半，結果顯然誇大了。根據聯想集團披露的數據計算，2020年其董監高的薪酬總和佔利潤之比為10.75%左右。

另外，「窮廟富方丈」的結論在於，將聯想淨資產值230多億元與楊元慶的個人資產100億元相比。但這種比較更像是用「驢頭」來對「馬嘴」，因為數據口徑不一，前者是指的賬面淨值，而後者指的是股票市值。嚴格來說，聯想賬面淨資產230多億元的當前市值是922億元，正確的比法是用922億比100億，不應該為了誇大其辭而混淆賬面淨值與市值的差異。

其實，聯想高管的薪酬結構和數量是否合理完全可以討論。儘管兩家公司的高管不屬於「限薪」範圍，但聯想控股和聯想集團在市值、業績、核心技術等各方面，表現都不算中國企業中翹楚的情況下，柳傳志、楊元慶的高薪酬放到今天的社會大環境中的確顯得「合法合理但不合情」，如能更多參與慈善公益等第三次分配，肯定更符合今天的社會預期，也能為各方面理性處理聯想事件贏得空間。但動不動就是「30%多」「退休後過億」，則偏離了事實。

聯想真的做錯了什麼

儘管司馬南對於聯想的指責攻擊大多在事實上站不住腳，但是這並不能代表聯想就是完美無缺。在此次「司想」之爭中，面對羅織的所謂「罪名」，聯想仍舊不斷遭到攻擊與嘲諷。人們在堅守事實為其正名的同時，也需要深思這一現象背後深層次的原因：聯想究竟做錯了什麼？

其一或許在於「技術公司」的名號並不符實。在司馬南對於聯想的諸多指控中，有一條「罪狀」引發輿情的極大共鳴，即聯想「掛羊頭賣狗肉」並不是一家高科技公司，而是一半利潤都來自於放貸的「商業帝國」。相比華為等具有原創科技的企業，聯想在國際科技產業鏈中只承擔着組裝貿易的「大型工廠」角色。

雖然司馬南的指控存在大量漏洞，比如金融放貸指的是另一個會計主體——聯想控股，其本身就是一家投資公司，超過一半的收入源自金融業，顯然是順理成章的事。但不得不說，聯想在核心技術創新上確實沒有像華為甚至小米等科技企業，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原創研發產品，其「技術公司」的成色也顯得不足。

更何況在創新驅動的當下，在解決卡脖子問題的當下，面對中國被打壓，聯想作為曾經高科技企業的旗幟，卻拿不出有代表性的創新成果，自然成了民眾失望的發洩口。相對於中國舉國上下曾經對聯想「產業報國」的真誠期待，今天的聯想僅僅是作為一家不錯的商業公司，這個落差實在太大。

其二或許在於擅打「民族牌」的反噬。近年來，聯想在公關和行銷的過程中擅長打「民族牌」，「民族企業」的口號獲得了社會極高的期望值。事實上，聯想創始人柳傳志在2018年的公開信裡，也沒少拿「民族品牌」「為國爭光」說事。不過，當商業邏輯與民族大義緊密捆綁之後，在輿論的愛憎反轉之下難免會出現「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反彈抨擊。

在此次的「司想」之爭中，司馬南緊緊抓住聯想同類產品在國內賣的更貴，拿着高薪的27名高管團隊中有14名是外國人等證據不斷攻擊聯想「民族品牌」的軟肋。其實，判斷一家公司的身份或血統，要遠比判斷一個人更困難。大中華區對聯想集團收入的貢獻目前已降至23.47%，絕大部份的收入由海外貢獻。可以說，聯想早已成長為一家全球化的公司。而對於經營一家全球化的公司，全球化人才只能說明聯想的文化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而不能說明其他。

可惜的是，這樣的理性判斷在聯想曾經不斷打出的「民族牌」前已經喪失了說服力。有媒體評論指出，當前輿論場中湧向聯想的大量「反資本」或「斥買辦」式批評，話語底色就是「民粹」，而在這方面，聯想販賣的人設未嘗不是在栽植「民粹土壤」，以往聯想「民族之光」的頭銜有多光鮮，如今給自己挖的坑就有多深，「不如華為」似乎成為了聯想的原罪。

觀念的分野背後是什麼

當聯想深陷輿論漩渦，在羅織的「罪名」面前如此沒有還手之力，當曾經的明星「企業家」成為了「資本家」，不得不讓人意識到中國輿論場上深層的斷裂和觀念的分野。

這一現象的背後是兩種邏輯之間的衝突，一種是過去幾十年改革開放年代形成的發展主義邏輯。在這種邏輯中，發展是第一位的，而發展的重要條件是市場經濟、私有產權、民營經濟、企業家精神，歸根結底是對自由與權利的重視。

而另一種邏輯是，相比於對自由和權利的渴望，新生代年輕人更能感受到市場經濟的「壓迫」。面對社會流動通道的日益狹小，作為曾經的小鎮做題家和天之驕子，以及作為現在的知識青年，感受到的是「996」和「007」，是市場經濟競爭規則下的巨大壓力和苦澀。他們即便不仇視市場經濟，但也很難再懷有什麼感恩心態，甚至認為應該無情地打擊「為富不仁者」。

兩種邏輯的激烈衝突令彼此難以理解，於是可以看到很多60、70後抨擊新生代年輕人的激進左化，對於中國社會付出慘痛代價才凝聚起的自由競爭、權利保護等共識缺乏尊重。而年輕人則認為在過去幾十年的高速發展中，資本壟斷下形成的利益集團成為了難以逾越的屏障，任何對自由主義或市場經濟的鼓吹都有維護利益集團之嫌。在如今的輿論場中，顯然後者的音量更大，這也是為何聯想在毫無證據的指責面前都顯得不堪一擊，當民族主義情緒在有意的推波助瀾下大行其道，聯想只是成為了「祭旗」的一家企業而已。

縱觀歷史，兩種邏輯的衝突並不新鮮，其本質或許正是追求「自由」與「平等」之間的矛盾。但如何平衡二者卻是古今中外的一大難題，我們恐懼貧富懸殊引起的社會動盪，也恐懼劫富濟貧自身引發的政治動盪，諸善之爭才是人類最大的困境，所有答案都是特定情境之下的「權宜之計」。

而諸善之間能否平衡呢？是可能的。比如北歐國家在高度發展的同時又相對平等。不過拋開其特定的歷史地緣環境來看，許多國家在追求類似目標的過程中卻一再失敗。從王莽改制到法國大革命，從蘇聯極左政策到柬埔寨的噩夢，歷史一再展示追求平等這件事或許有一種方式把它做對，但有一千種方式做錯。

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國追逐共富道路之時，對於「殺富濟貧」的傾向更應該格外敏感。當人們對於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產生質疑，認為這將會出現利益集團阻礙中國未來發展時，不要忘記正是開放的經濟政策和自由的競爭環境，使得中國躍升為世界經濟體中的佼佼者，人們不能假定把一棵已經成型的大樹砍倒，它的果實還會長出來。而對於平等的追求，人們更需要抱着謹慎和歷史的態度，去尋找那第一千零一種方式。

正如有評論談及中國當下意識形態分化時指出，對中國未來真正可能構成威脅、並抓住新生代靈魂的激進思潮，一定是基於強烈民族主義，同時在經濟上致力於無情推進均貧富的意識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