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漁樵夫

強監管、嚴整治的背後，是國家戰略「聚光燈」的位移：從過去的「先富」，轉向現在的「共富」。在實現了第一個百年目標「小康社會」之後，中國正向第二個目標——「共同富裕」邁進。在此大背景下，中國告別「快錢時代」，進入以民生改善為政策和市場邏輯主線的「民生共富時代」。

2022年是中國執政黨的「換屆大年」，亦是疫後重振經濟的重要年份。當此關鍵之年，中國應像發展市場經濟一樣發展「民生共富」經濟，解決貧富差距、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重大民生問題，繼創造經濟起飛的「中國奇跡1.0時代」後，再度締造民生主導和共同富裕的「中國奇跡2.0時代」。

結束「野蠻生長」 告別「快錢時代」

中國風光無限的直播行業，正迎來「史上最嚴」查稅風暴。繼雪梨、林珊珊兩位網紅主播被罰之後，中國超級頭部主播薇婭亦在這場強監管中「翻車」。據國家稅務總局消息，薇婭在2019-2020年間偷逃稅款及其他少繳稅款合計高達7.03億元人民幣，依法對其作出追繳、加收滯納金並處罰款共計13.41億元。就在去年底的「雙十一」和「雙十二」兩個電商年度大促中，以薇婭、李佳琦為代表的中國超級頭部主播們賺得盆滿缽滿。

據中信證券測算，2021年「雙十一」，天貓GMV（商品交易總額）約5400億元，其中直播約貢獻300億-400億元，佔比6%；而薇婭、李佳琦兩大「超頭」合計GMV即高達200億-300億元，在同口徑淘寶直播總流水中佔比高達六到八成。

中國直播行業興起不過短短數年，交易規模卻已超萬億元。電商大數據庫「電數寶」數據顯示：2017-2020年，國內直播電商市場交易規模分別為：196.4億元、1354.1億元、4437.5億元、12850億元。預計2021年交易規模達到23500億元，同比增長82.87%。

畢馬威聯合阿里研究院發布的《邁向萬億市場的直播電商》報告亦顯示，2020年直播電商整體規模達到1.05萬億元，2021年這一規模將擴大至2萬億元。而根據商務部此前公布的數據，2020年上半年全國電商直播活躍主播人數超過40萬。

超級頭部主播的成功效應，加速了該行業高歌猛進步伐。數據顯示，中國直播行業求職人數在2021年第三季度同比增加46.6%，並催生了網紅周邊配套服務野蠻生長，包括網紅培訓、剪輯攝影、文案編輯等。

網絡直播業的烈火烹油，頭部主播的「快錢效應」，僅是中國互聯網平臺經濟急劇擴張的縮影之一。有觀點認為，當前的互聯網行業，無論是造富能力，還是對實體經濟的擠壓，都頗有「房地產化」傾向。

在剛剛過去的2021年，「反壟斷」成為互聯網領域當仁不讓的關鍵詞。在阿里、美團、騰訊等多家巨頭相繼因反壟斷問題被處罰的背後，凸顯的正是中國監管層整治資本橫衝直撞、無序擴張的決心。

繼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提「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後，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度提出，要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為資本設置「紅綠燈」，依法加強對資本的有效監管，防止資本野蠻生長。

除了互聯網領域，投機熱錢曾經蜂擁而至的中國樓市亦迎來大清洗時刻。2021年下半年以來，中國房地產市場風聲鶴唳，景氣度全面下行。房地產龍頭恒大推倒的多米諾骨牌之下，爆雷違約名單不斷更新。有觀點指，目前市面約有70%房企會逐步退出，接下來的中國樓市，爆雷聲只會越來越多。

過去二十年，中國快速城鎮化成為房地產市場最大基本面，城鎮化衍生出大量基建需求，使得地方財政過度依賴賣地收入。土地財政推高地價，高地價助長高房價，高房價又創造出大量投資需求，有數據顯示中國居民家庭財富的七成集中在房地產。

隨着工業化、城鎮化的基本完成和人口紅利的消失，樓市野蠻生長時代已行至末路，加槓桿已難以為繼。而「千呼萬喚」的房地產稅的到來，無疑將加速市場出清速度。

野蠻擴張 五重遺害

中國何以重拳清洗「野蠻擴張」行業，實是時勢使然。

其一、「吸血」實體經濟

熱錢快錢持續湧入樓市、網絡直播等行業，進一步推高中國經濟的「脫實向虛」。

頭部網絡主播的強勢壟斷，形成頭部形態，佔據大部份平臺資源，從而迅速暴富，成為實力超強的行業霸主。在競爭及供應鏈中佔據主導地位，可以極限壓低出廠價，要求更高佣金，從而輕而易舉打垮某類商品「競爭」者，對背後傳統行銷體系造成致命傷害。

有觀點認為，直播本身已成為實體經濟的「吸血鬼」。相比實體經濟而言，直播作為當前電商的一種新型業態，坑位費、流量費、最低價等，正逐漸吸乾實體經濟血液。而電商的本質，在某種程度上具有「脫實向虛」的特點。與頭部主播直播間的熱鬧相比，當前不少實體商業門庭冷落。

有統計顯示，電商每創造50個就業崗位，實體就有100個人失業。11月份，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0%，比上月上升0.1個百分點。16-24歲人口調查失業率為14.3%，比上月上升0.1個百分點；25-59歲人口調查失業率為4.3%，比上月上升0.1個百分點。

其二、傷害公平競爭

互聯網企業往往是「重模式，輕產品」，因可複製性、可替代性強，需持續注入資金，才能維持生命力。然而互聯網企業賽道上，又擠滿了抱着「燒錢壟斷市場」策略入場的龍頭企業，對普通競爭者形成碾壓。

網紅主播、頭部直播的偷漏稅行為，既破壞了線上的競爭環境和營商環境，亦破壞了線上與線下競爭公平性。其背後折射的巨大資源集中效應，正是中小主播及長尾主播發展空間的被壓縮。同樣，高房價抑制了社會階層流動和年輕人奮鬥的夢想。食利階層的增加和創業機會的減少，無疑將加劇社會固化，傷害經濟發展活力，拖慢經濟發展增速。

其三、拉大貧富差距

賺快錢效應下，中國貧富差距更為明顯。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表情況調查》顯示，中國城鎮居民家庭總資產均值為317.9萬元，居民家庭資產分布不均，收入最高10%家庭戶均總資產1511.5萬元，是收入最低20%家庭戶均總資產41.4萬元的36.5倍。

數據顯示，中國內地近十年來出現社會財富向頭部集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問題，基尼系數由2015年的0.465升至2020年0.474，稅前收入前10%的人群收入佔比由2000年的35.56%升至2019年的41.43%。

其四、加劇金融風險

隨着資本快速向頭部大資本集團集中，一些重要領域被大資本集團壟斷和控制，導致越來越多中小創新企業破產或被收購，這亦是目前中國實體經濟和製造業發展越來越處於艱難境地的重要原因。

更為嚴重的是，隨着經濟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這些國內外的各大資本集團之間有着密切的相互關聯及利益捆綁。

如無監管約束，大資本的野蠻生長，將侵蝕、淹沒、吞噬中國改革開放和國家發展成果，對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民眾幸福產生衝擊，亦埋下系統性金融風險隱患。

其五、制約經濟轉型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受勞動力成本和生產成本上升影響，既無法與低收入、低工資的經濟體在低端製造業進行競爭，亦無法與發達經濟體在高端製造業領域實施競爭，被夾在兩者之間，導致經濟發展徘徊不前。後一種結果被稱之為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銀行調查顯示，從1960年到2008年間，全球101個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中，僅有13個成功發展為高收入經濟體。二戰結束以來，僅有日本、韓國、新加坡、以色列等極少數國家進入了發達國家行列，而大多數國家僅能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不前。

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速進入轉型換擋期，由過去40年平均約9.5%的高增速下降到平均約5%-6%左右的增速，進入新舊增長動能轉換新階段。而在新階段，中國首先要實現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國家。

中國欲實現徹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發展驅動力就必須要進行轉型。而資本的野蠻擴張，不僅將傷害行業公平競爭，更會挫傷科技創新能力。有機構調查稱，中國有近80%小學生將網紅作為目標職業。有內地媒體發問，當所有年輕人都對網紅趨之若鶩的時候，誰來坐科技的冷板凳呢？中國被卡脖子的技術領域何時能夠得到突破？

加碼「強監管」 釋放三重「利多」

結束「野蠻生長」，告別「快錢時代」，中國經濟已行至關鍵的十字路口。加碼「強監管」「嚴整治」，將釋放三重「利好」。

一、 提振消費

疫情之後，居民收入增速放緩，加之全球疫情終結呈現極大不確定性，導致居民消費意願下滑，消費復蘇放緩。在此背景下，多策並舉提高居民收入、提升消費意願，重要性越發凸顯。

中國居民收入增長，一方面來自經濟增長，即總蛋糕的持續擴大；另一方面來自收入分配佔比提升，居民部門獲得更多的蛋糕份額。終結「快錢時代」，可優化收入分配體系，增加民眾收入，從而提振消費，擴大內需。

二、促進共富

宏觀大環境的變化，使得此輪「強監管」「嚴整治」不同於以往。此前的調控監管，更多適用於熨平經濟週期波動。此輪則對應政策拐點，有分析認為，其背後涉及對消費升級、共同富裕、經濟轉型等一系列宏觀命題的呼應。

當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發生重大轉變，「不平衡和不充分」成為決策層更關心的問題。

居民收入增長不均衡，制約了生產要素進一步釋放潛力，疫後居民收入復蘇不平衡，更拖累了經濟復蘇步伐。

要解決居民收入增長不均衡問題，在發展中實現共富，重拳整治互聯網、樓市等領域的「野蠻生長」、不正當競爭，已是題中之義。

以薇婭事件為例，此次洗牌之後，其集中的流量會釋放到直播行業，巨大的流量會讓中低層的主播獲得更多機會讓大眾認識熟知，壟斷資源重新釋放到市場，將令社會資源和財富惠及到更多人。

與此同時，中國決策層認為，先富者們不能僅顧自己「埋頭賺大錢」和「精緻利己」，而應在共富時代有所擔當。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慈善規模佔比仍低。有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GDP是美國的70%多，慈善捐贈總額是美國的5%左右，人均慈善捐贈額是美國的1%左右。相較而言，中國三次分配水平總體較低。高收入者如能通過慈善回報社會，無疑有利於縮小收入差距和社會和諧穩定。

三、避免衰退

資本大肆攻城掠地、「野蠻生長」之下，中國的槓桿率高、基尼系數高、金融風險高等「三高」問題，無疑將阻礙中國經濟穩步復蘇。

因此，加碼「強監管」，為資本設置「紅綠燈」，遏制資本在部份領域的無序蔓延擴張，引導資本進入到科技創新領域，加快中國各行業科研創新的發展，將促使中國經濟在創新驅動引領下，實現高品質發展，避免深度衰退。

多管齊下 共富民生

對於中國而言，野蠻生長的「賺快錢」時代已經過去，未來中國將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地位，完善公平競爭制度體系，提升對資本反壟斷監管能力水平，引導資本規範健康發展。

強監管、嚴整治的背後，是國家戰略「聚光燈」的位移：從過去的「先富」，轉向現在的「共富」。在實現了第一個百年目標「小康社會」之後，中國正向第二個目標——「共同富裕」邁進。在此大背景下，中國告別「快錢時代」，進入以民生改善為政策和市場邏輯主線的「民生共富時代」。

事實上，推動共同富裕既是建設小康社會的政策訴求，亦是經濟轉型升級的內生要求，其必要性和趨勢性不容置疑。從此視角觀房住不炒、房產稅、薇婭被查以及互聯網平臺企業反壟斷，均有了新意涵。

與第一個目標「快速做大蛋糕」相比，共富時代第二個目標「公平分配蛋糕」實更為重要，且更具複雜性和挑戰性。當前，各種社會矛盾激化交織，如操作不當，不僅對改善收入和財富結構無益，反而會讓第一階段成果付之東流。因此，官方應將分配問題放到重要位置，加碼分配改革應成政策邏輯主線。

當前，中國勞動力流動顯著放慢。如無切實手段，社會性流動極易變成零和博弈，中南海提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核心即為加速社會流動。

未來，中國需多管齊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刻下，中國低收入群體達9億多人，數量多、比重大。除了盡快形成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外，還須強化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務的托底功能，紮緊防止中等收入群體財富流失的「籬笆」。

2022年是中國執政黨的「換屆大年」，亦是疫後重振經濟的重要年份。當此關鍵之年，中國應像發展市場經濟一樣發展「民生共富」經濟，解決貧富差距、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重大民生問題，繼創造經濟起飛的「中國奇跡1.0時代」後，再度締造民生主導和共同富裕的「中國奇跡2.0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