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能御

新年伊始，蔡英文一番「肯定」蔣經國的談話引發台灣政壇熱議。事實上，在稍早些蔣經國逝世紀念日，台「退輔會」及其民進黨籍副主委李文忠已預作鋪墊，可見蔡此舉並非臨時起意。島內輿論普遍認為，蔡出「奇招」打「尊蔣牌」，意在將民進黨的「抗中保台」與蔣的「反共、革新、保台」相連結，達到合理化現行兩岸政策、爭取泛藍和中間選民支持、尋求「全民總統」歷史定位等多重目的。以蘇貞昌、段宜康、姚人多和「台獨聯盟」為代表的泛綠勢力與蔡並不同調，稱「不該因獨裁者晚年慈眉善目，忘記他過往的滿手血腥」，要求完成「轉型正義」。國民黨則不甘於「神主牌」被奪，標榜自身才是「蔣經國路線」的真正傳人，該黨主席朱立倫逐項批駁蔡的談話，突出蔣「反獨保台」，稱頌其推動「十大建設」、晚年開啟台灣政治改革和兩岸交流。

自1972年5月擔任「行政院長」起，「蔣經國時代」正式啟幕。一方面，蔣長期秉持反共、反「台獨」立場，對內推行高壓統治，實施「戒嚴」和「動員戡亂體制」，對大陸堅持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對抗「一國兩制」。另一方面，着力改善經濟社會民生，重用台灣省籍精英，晚年多有歷史性舉措：宣布「解嚴」，開放「黨禁」「報禁」，調整「三不」政策，允許部份民眾赴大陸探親。對於蔣的「革新保台」，島內政治派別不同，認識看法就不同，給予評價也不同。但如能跳脫台灣藍綠競逐的思維框架，站在客觀歷史角度，就能對「革新保台」有較為全面、理性的認識。

「革新保台」既屬形勢逼迫的產物，也是順應時勢的結果

上世紀70年代初，美國出於「聯華制蘇」的戰略，基辛格、尼克遜先後訪問大陸；隨後，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台灣當局代表被驅逐。島內異議人士十分活躍，並因美國向日本移交釣魚島行政管轄權等事件加大對台灣當局的批評力度，要求革新政治、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直接衝擊當局「法統」。此外，台灣經濟剛剛起步就受到國際石油危機負面影響，島內物價上漲，民怨極大。對此，甫上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一面重申「光復大陸國策」，一面倚重孫運璿、李國鼎等技術官僚，起用謝東閔、徐慶鐘、高玉樹等台籍精英甚至黨外人士，在推動發展建設的同時緩和省籍矛盾、消弭朝野紛爭，並逐步開啟本土化進程。

1978年5月蔣經國成為台灣地區領導人後，面臨的內外形勢依然嚴峻。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國民黨在台統治的「外部合法性」——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與美「外交關係」——全部轟然倒塌；世界上願意承認「中華民國」的僅有23個國家，台灣儼然成為「國際孤兒」。更嚴重的是，「內部合法性」不斷遭到挑戰：一是黨外人士逐漸彙集成勢，強烈要求結束「戒嚴」、廢除「萬年國會」、回歸「民主憲政」、實行政黨政治，抵制國民黨各類選舉舞弊行為，而且還出現明顯組黨傾向，與當局矛盾愈加尖銳，終釀「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等一系列官民衝突，重傷國民黨內外形象。二是國民黨壟斷政權，經濟上貪腐案件頻發，情治機關不受約束、為所欲為，「林宅血案」「陳文成案」「江南案」「十信案」接續發生，島內民眾對國民黨濫權妄為深惡痛絕；同時，亞太地區出現一股民主潮流，鄰近的韓國、菲律賓發生學生運動、民眾起義，推翻威權政府，與台灣黨外運動相互激蕩、彼此呼應。三是兩岸隔絕狀態持續數十年，當年跟隨國民黨退台的大陸軍民一天天老去卻無法與親人團聚，而大陸改革開放後提出一系列新的對台方針政策，不少老兵遂發起返鄉運動，台灣民間也普遍要求改變僵化的大陸政策、允許兩岸民眾正常交往；突發的「華航貨機事件」更使「三不」政策越來越難以維繫。

一些泛綠人士稱，上世紀80年代蔣經國一系列革新舉措是「被迫的」「利己的」，但顯然不夠全面、客觀。雖然蔣的最終目的仍是擺脫上述不利局面、延續在台執政，但其完全可利用牢牢掌控的軍政大權暴力鎮壓黨外人士和民間社會的抗爭，頑固堅持「反攻復國」的強硬立場，強行壓制民間社會對兩岸交流交往的呼聲，同樣可達到殺一儆百、扭轉劣勢、穩固統治的效果。然而，蔣卻採取「開明」「柔性」的策略，順勢而為、主動求變，以免出現暴力革命、玉石俱焚的悲劇。以用人為例，蔣刻意拔擢李登輝、林洋港等台籍精英，其逝世前新一屆國民黨中常會裡，台籍中常委已占近半數；蔣還要求「參謀總長」郝柏村注意培養台籍將領。以民進黨組黨為例，面對黨內保守派予以抓捕的要求，蔣表示「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在變」，要求「避免衝突、冷靜處理」。再以「解嚴」和開放探親為例，蔣一面多次做黨內大老工作、耐心溝通解釋，一面不顧黨內大量批評與反對，果斷做出相關決定，對兩岸關係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總之，蔣經國的「革新保台」確實使國民黨通過政黨本土化、選舉民主化與和緩台海局勢，成功重塑在台執政的「合法性」。近40年來，無論執政還是在野，國民黨始終保持大黨地位，是「兩黨競爭遊戲」的一個主要玩家，迄今也未像東歐一些國家的政黨被徹底清算、分崩離析。從這個角度看，蔣的革新舉措無疑是「利己的」。但若沒有蔣巨大的勇氣和長遠的眼光，台灣很難以代價較小的「寧靜革命」方式完成政治轉型，兩岸堅冰的打破也需更長時間。從這個角度看，蔣的革新舉措無疑也是「利他的」。

「革新保台」非為謀「獨」，而是基於「反攻」無望的「民主割據」

如今，以蔡英文為代表的部份民進黨人刻意凸顯蔣經國「革新保台」中的反共因素，試圖為該黨「抗中保台→兩岸脫鈎→台灣獨立」的政策主張背書。也有觀點認為，蔣力推本土化、民主化，晚年自認「也是台灣人」，開「台灣主體意識」之濫觴，而本土化、民主化的深化更與「台獨」演進相結合，使得兩岸統一面臨更大困難與障礙。

且不論蔣經國執政前期打擊「台獨」的態度非常明確，「解嚴」後，台灣當局立即制定「動員戡亂時期國安法」，規定民眾集會、結社不得違反「憲法」，不得主張分裂「國土」。而開放探親也被認為蔣對取消「黨禁」、實施民主的平衡措施，旨在強化兩岸連結以制約島內因民主選舉而加劇的分裂傾向。這表明，本土化、民主化並不與「台獨」有着天然聯繫。至於後續李登輝主導6次「修憲」掏空「法統」，通過各層級普選構建「台灣命運共同體」，不斷強化民眾「台灣是主權國家」的觀念，縱容、扶持包括民進黨在內各類「台獨」勢力，是李權位穩固後真實想法的表達和政治企圖的體現，不應視為蔣「革新保台」的必然後果。

事實上，蔣經國的「革新保台」指向「民主割據」。國民黨退台之初，不但可固守台灣、海南、舟山等島嶼，而且倚仗海空軍優勢襲擾大陸，「反攻大陸」仿佛尚有一絲希望。然隨時勢變遷，台灣當局處境愈形不利，國民黨「反攻大業」遙遙無期，相關政策已從「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變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待大陸實現自由民主均富」。換言之，蔣經國自主政台灣始至其離世，始終面臨兩難選擇：既不能拋棄國民黨意識形態和蔣介石「遺教」，作為「黨國」繼承者，必須背負「反共反攻」的歷史包袱；但又無法「復國」，而且可能連「復興基地」台灣也不易保住。在此情形下，蔣只能借助本土化、民主化來滿足黨外人士和民間社會參與政務、分享權力的訴求，來抵抗大陸強大的促統壓力，來迎合美國對台灣廢除「軍法統治」、保障民眾權利的要求。

「解嚴」後不久，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李煥稱，該黨不再尋求在大陸取代共產黨。據馬英九回憶：他曾向蔣經國報告「國民大會」改革進度，表示有人建議設置「大陸代表」以延續「法統」。蔣問「政府遷台時有沒有宣布還代表全中國」，馬回報，相關資料中找不到這類宣示。蔣聽後說，「只要依據憲法產生的代表，就代表中華民國」。上述事例很能說明蔣晚年的想法，即雖不能公開宣示，但已實際放棄對「中國代表權」的爭奪。在大陸已對台灣形成壓倒性優勢、「統一」毫無疑義將由大陸主導的當下，這一決定也不能不說具有進步意義。

需要指出的是，蔣經國的「民主割據」有最終方向，但不是民進黨期望的「台獨」。蔡英文年初談話雖將蔣形塑為「抗中保台」的先行者，但兩人對台灣前途的認知截然不同。蔣在晚年再度表示：「台灣與大陸終究必須統一。兩岸若不統一，台灣恐越來越難獨立存在。」這就是「革新保台」與「抗中保台」的本質區別。

需要指出的是，蔣經國的「民主割據」有最終方向，但不是民進黨期望的「台獨」。蔡英文年初談話雖將蔣形塑為「抗中保台」的先行者，但兩人對台灣前途的認知截然不同。蔣在晚年再度表示：「台灣與大陸終究必須統一。兩岸若不統一，台灣恐越來越難獨立存在。」這就是「革新保台」與「抗中保台」的本質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