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瞻

江蘇徐州市豐縣破屋裡，一個中年女人蓬頭垢面，被鐵鍊鎖住。她生育了八個孩子，在寒冷天氣裡衣衫單薄。2021年年底以來，相關視頻一經網絡社交媒體曝光，很快引起社會公眾普遍的同情和憤怒，被稱為豐縣「鐵鍊女」或「八孩女」事件。

吊詭的是，這一事件被披露後，公眾並沒有等來官方及時的解決和可靠的調查。取而代之的，是三番五次漏洞百出的通報，令真相更加疑雲重重。鐵鍊女真實身份是誰、是否被拐賣至此、是否涉及強姦、是否是非法拘禁，一連串求真的追問使事件持續升級。

從聲稱不涉及拐賣婦女，到承認拐賣婦女，到「小花梅」出現，官方的通報等級由縣到市到省前後歷經五輪，每一次都企圖填補前一次的漏洞，但又不出意外地引起新一輪的質疑。

官方通報的失真令人們對政府的公信力跌到冰點，但民間調查卻進行着一場求真的接力。儘管面臨來自各方的壓力，一名又一名前調查記者仍自發投入到報道中。不管是前往「小花梅」的老家核實身份，還是公布「小花梅」的結婚照持續推動公眾討論，新聞老兵不死，更不會凋零，在需要的時候，總會挺身而出。

如今，隨着江蘇成立的事件調查組發出最終通報，以及一大批涉事官員落馬，豐縣「鐵鍊女」事件可能不會再有任何來自官方的直接回應。但疑雲卻並未散去，或許也永遠無法散去。人們看到，一場民間尋求真相的接力，也看到真相缺失所付出的沉重代價。

一波三折：五次官方通報疑雲重重

誰也想不到，這一離奇的故事始於一場網紅慈善秀的直播。在2021年底，一群徐州當地的抖音網紅在尋找拍攝素材時，發現豐縣一家人赤貧卻生了八個孩子，抖音網紅覺得這是表演慈善的最佳對象。這些主打「正能量」的網紅紛紛拍攝視頻，宣傳該父親董志民「父愛如山」、宣揚當地的扶貧政策，但少有提及八個孩子的母親。

一直到2021年12月份，在一場抖音直播中，母親出現了。當時直播畫面顯示，董志民在房中給孩子穿衣、吃飯，他的妻子則被鐵鍊綁着脖子，鎖在家中大房子旁邊的一個破屋中。當地氣溫接近0度，她衣着破敗、牙齒零落，床上有一張薄被，桌子上擱着一碗凍成冰坨子的粥。輿論就此開始發酵，一場轟動全國的國民探案行動隨之開啟。

面對洶湧的輿情，豐縣在1月28日下午發布了第一份調查公報，稱該生育八孩女子名為楊某俠，於1998年8月與董志民領證結婚，不存在拐賣行為。通報還稱，楊某俠經常無故毆打孩子和老人，並指她被診斷出患有精神疾病，故而用鐵鍊控制。針對公眾質疑鐵鍊女如何來到董家等關鍵問題，1月30日深夜，豐縣再次發布第二份通報稱，鐵鍊女在1998年6月流浪乞討時，被已故的董志民父親收留，且該女子有「智障」表現。

一周之後，豐縣「乞討收留論」被更高一級的徐州調查組推翻。2月7日和2月10日，徐州市聯合調查組先後公布兩份報告指出，鐵鍊女「楊某俠」原名為小花梅，是雲南省福貢縣子裡甲鄉亞谷村人，被同村的桑姓女子帶至江蘇治病。通告指，董志民涉嫌非法拘禁罪，桑姓女子和其丈夫涉嫌拐賣婦女罪，均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然而，這份通告並不能讓人滿意，質疑並未平息。公眾的問題集中在：1、小花梅到底長什麼樣？有她結婚登記時的照片嗎？2、小花梅是傈僳族人，傈僳語自成語系，為何她能說四川口音的普通話？3、明明有一名叫李瑩的更像鐵鍊女的失蹤女性，為什麼不能同時做DNA檢測？4、鐵鍊女分明具備表達能力和自理能力，為什麼不能讓她自己走出來，告訴大家「我是誰」？

在官方的調查開展時，來自民間的調查也未停止。兩名居住在雲南的前調查記者馬薩和鐵木，發布了自己2月10日遠赴福貢縣進行調查的長篇報道《尋找小花梅》，透露出一個關鍵信息：當地神智清醒的村民，均無人認出鐵鍊女是小花梅。隨後，前調查記者鄧飛放出了小花梅結婚證照片，與視頻中的鐵鍊女楊某俠相比，容貌差距明顯。輿論到此爆發到了極致。

2月17日，江蘇省委、省政府成立「豐縣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調查組。6天後，最終的調查結論出爐，與徐州公布的結論基本保持一致。確認鐵鍊女「楊某俠」就是雲南亞谷村的「小花梅」，受年齡增長造成的皮膚老化以及牙齒缺失等因素影響，楊某俠容貌發生了變化，通過DNA比對發現楊某俠與網傳失蹤女子李瑩不是同一個人。此外，通報公布了十幾名受到處理的豐縣官員。至此，一波三折的官方通報劃上句號，而獨自參與調查的前媒體記者再無發聲機會。

人口販賣：屢禁不止的原因何在

豐縣事件令婦女兒童拐賣問題再次受到全社會的關注。據《中國婦女兒童狀況統計資料》，2010-2019年，中國公安機關拐賣婦女兒童案件立案數為112703起，其中共破獲20319起拐賣婦女案，而這更可能只是眾多婦女拐賣悲劇中的冰山一角。

為何婦女拐賣屢禁不止？是否是因為對應刑罰太輕？這一問題首先引起法律界的討論，焦點在於「是否應該提高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刑罰，實現形式上的買賣同罪同罰」。值得注意的是，「提高派」與「維持派」的爭議不在於收買被拐婦女在道德上是否可惡、在法律上是否應罰。「提高派」對此持肯定答案自不待言，「維持派」對收買行為同樣深惡痛絕。雙方的爭議更多在於提高刑罰，是否真正能夠達到遏制拐賣行為的效果。

「提高派」的法學家基於《刑法》規定非法收購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最高可處五年有期徒刑，批評收買被拐婦女的最高刑期只有三年是「人不如物」，同時呼籲「買賣同罰」，認為拐賣婦女兒童罪與收買婦女兒童罪的刑罰相差懸殊，於法理不容。但「維持派」的法學家主張不應同罰，理由是收買者之惡小於拐賣者之惡。

無論提高刑罰是否能夠真正達到遏制拐賣的目的，其背後湧動的公眾情緒必將成為立法和司法者不可忽視的因素。公眾希望提高刑罰的目的，絕非是在那些收買被拐婦女者身上實現懲戒快感，而是借此宣告婦女生之為人的自由和尊嚴絕不容他人漠視和踐踏。這是文明社會的底線，值得每個人珍視和謹守。

更重要的是，無論是主張維持現狀還是提高刑罰的學者其實都意識到，僅靠提升刑責絕不可能徹底根絕婦女拐賣問題。主張維持現有刑罰，而倚賴教義解釋解決問題的法學專家指出，「中國的人口拐賣問題，有着複雜和沉重的歷史包袱、文明窪地和觀念障礙，絕非推動一個立法條文修改就能夠奏效」。而主張提高刑罰的法學專家也不諱言，「幻想通過對個罪刑法的提高來解決收買婦女兒童問題，同樣是不切實際的」。

由此可見，對於那些因被拐賣而遭受凌辱的女性而言，政府和社會的盡早介入和干預也遠比事後訴諸刑罰更加有效。

失真代價：塔西佗陷阱

一波三折的豐縣鐵鍊女事件在官方層面落下帷幕，但是對於尋求真相的公眾而言，這件事情或許永遠無法結束。因為鐵鍊女事件，更多的人不再相信政府的通報，不再相信媒體的調查，極端對立的觀點相互攻訐成為常態，社會撕裂進一步加深。楊某俠身上的鐵鍊是沉重的，而社會為這一惡性事件付出的代價與鐵鍊同樣沉重。

這種代價直觀體現在對於媒體的不信任。媒體作為「第四權力」和「社會公器」，原本應該起到監督的作用。然而，官方媒體在這一舉國矚目的惡性事件中幾乎集體失聲。從報道內容來看，媒體幾乎全停留在轉載及解讀官方通報，沒有對事件的深度報道甚至詳細報道。當然，熟悉中國媒體生態的人如果將這一現象歸咎於媒體自身，顯然是有失公允的。

是因為機構媒體不願報道嗎？正如有前媒體人寫道，只要派出一組記者，分赴豐縣、四川、雲南，解開謎底並不太困難。然而，今天只能坐看政府「權威發布」、網友網上「破案」、朋友圈喊聲震天。多數人只能在信息泥沼中，如盲人摸象，憑藉自己得到的一點，激情和焦慮地相信或否定。豐縣的鎖鏈，幾乎蓋過奧運的光環，恐怕是十年以來最慘的宣傳滑鐵盧。官方摧毀了媒體系統，以為從此可以權威發布號一統江湖。然而正常的信息生態被破壞之後，更多人選擇「我不相信」。

而相比與媒體的信任危機，對於政府的信任危機更為致命。這一危機也被稱之為「塔西佗陷阱」，即倘若公權力失去其公信力，無論如何發言或是處事，社會均將給予其負面評價。鐵鍊女事件發生後，當地政府在輿論高壓下緩慢進行調查且如擠牙膏一樣放出前後矛盾的通報，這種應對方式使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了嚴重拷問。須知，官方調查的「公開透明」更在於過程本身，如果只是最後向公眾扔出一個結論，這是權力的傲慢。哪怕結論是真實的，也無人相信。

尤其是一旦說出第一個謊言，就需要十個、百個謊言來圓。只要欺騙開始，謊言就如同水流順勢而下，無法回頭。更重要的是，謊言說慣了，殊難改正。一個說謊成性的人，偶爾有一天說了一句真話，誰能相信？誰敢相信？

正如有評論指出，能否跳出「豐縣陷阱」，能否使信任危機有所改變，要看公權力如何作為，也要看社會力量即公眾能否作為。信任的建立需要公眾的主體性判斷和自主選擇，要得到人民的信任必須有更為公開、公正、透明和高效的作為，這正是重建社會信任結構和良性社會生態的基石。從誠實面對每一個事件做起，從深入細緻的調查分析開始，一步一步穩健前行，如此才能制止社會生態的惡化趨勢。

當冬奧會的焰火照亮北京的夜空時，江蘇徐州市豐縣卻仍是一片漆黑。相比於北京冬奧會單一的成功學敘事，豐縣一個被鐵鍊鎖在破屋的中年女人，吸引着公眾更複雜的目光，也折射出聚光燈背後那一道長長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