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矝

今年6月，河南有多家村鎮銀行因遇到資金危機，無法提供取款服務。然而，面對前往省會鄭州維權的焦慮儲戶，相比於解決問題，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成為當地應對方式。河南公然採取防疫技術「維穩」，人為將到鄭州解決「取款難」的儲戶，和甚至根本沒去河南的儲戶的防疫健康碼轉紅，導致其被強制隔離或限制出行。

這一令人瞠目結舌的河南「賦紅碼」事件，成為疫情防控常態化下，權力濫用的典型縮影。當前，即便疫情防控早已進入常態化階段，但原本有章可循的政策卻持續出現種種亂象，令人唏噓。

除了河南「賦紅碼」以外，發生在北京的缺乏資質卻仍列入政府購買項目的核酸檢測機構，發生在遼寧的父女因健康碼問題被強行阻攔無法去醫院取急用藥，發生在陝西的地方出臺獎懲制度勸在外人員不要返鄉，一系列異聞怪事無不映照出防疫權力濫用與失衡。

不僅如此，「一刀切」與層層加碼的防疫措施在各地仍在以不同形式持續。一方面濫用的權力以任性的面目示人，「拍腦袋」式的政策朝令夕改，一方面僵化的管理使基層執行者缺乏靈活的空間，面對民眾的層層責問只能回應一句——「這是上面的要求」。

權力濫用的問題

河南的「賦紅碼」事件在內地互聯網引發了一場輿論海嘯，官方初步判定共涉及1317名村鎮銀行儲戶，其中446人在進入鄭州時掃描了「場所碼」而被賦紅碼，871人在外地通過掃他人發送的鄭州「場所碼」被賦紅碼。公眾既憤怒當局把疫情防控措施用於平息抗議，也恐懼濫用權力與現代科技完美結合，未來將造成更嚴峻的「寒蟬效應」。

對於這一備受關注的事件，河南當局承諾進行調查問責，但最終結果卻令人大失所望。原本以為是刑事案由，結果公眾卻等來內部處理。6月22日，河南鄭州通報調查問責情況，稱此次事件中共有1317名村鎮銀行儲戶被賦紅碼，有5位公職人員最終被處分，其中最高級別的領導「鄭州市委政法委常務副書記、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社會管控指導部部長」馮獻彬遭黨政撤職處分，另外4人則受不同程度的警告、記過處分，該事件被官方通報定性為「擅自賦紅碼」「亂作為」。

整份通報除了一系列內部處分之外，並未提及是否存在違法犯罪行為被追究。這則通報發出後立即引發公眾熱議，不少人將相關處分決定斥之為「自罰三杯」。相比之下，疫情期間不少個人擅自冒用或偽造健康碼出行，卻遭到官方的嚴厲處罰，如被行政拘留甚至以違反防疫法為名的刑事訴訟。正如有評論指出，河南官方對於賦紅碼事件的處理結果，無異於直接對外表明「只准州官改碼，不許百姓出行」的雙重標準。

其實，此次儲戶紅碼事件並非偶然，之前發生過多起與健康碼信息相關的過度防疫甚至濫用行為。比如，在收麥農忙期間，一地方甚至曝出「沒有核酸證明，不能下地割麥」的奇聞；外省人士「入豫即賦黃碼」也引發了巨大的爭議。有媒體指出，一定意義上，此次儲戶紅碼事件，是上述若干「小病」，最終變「重疾」的結果。

而民眾高度關注儲戶紅碼的問題，不僅是「隨意紅」或者防疫過度。更核心的是，大數據背景下的行政權力如何不被濫用。這種濫用之所以引起關注，是因為當政府掌握海量個人信息，借助大數據手段，很容易限定某些特定人群的權利，包括人身的自由等。就健康碼而言，其本質是公民讓渡一部份數據和隱私，保障社會正常運行。而在鄭州，健康碼變成了「限制人身自由」的工具。隨意賦予紅碼，相當於可以肆意給人套上「電子鐐銬」。被賦予紅碼者，只能被限制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活動。

有媒體一針見血指出，這件事情，不只是簡簡單單地把綠碼改成紅碼。它開了一個非常壞的頭，直接打開了潘朵拉魔盒。權力之惡一旦被釋放，就很難被限制。若權力無邊界，則權利無意義。隨意賦紅碼的操作，不是「權力任性」，而是「權力犯罪」。健康碼基於疫情防控所需，不能失常，更不准越界。否則，損害的不僅是防疫大局，更是權力的公信力。打開的不是紅碼，而是潘朵拉魔盒。

自疫情發生以來，政府收集包括個人身份、健康、交通等各方面的大量信息。技術拓寬了政府行動的可能性範圍，但是並不是所有有能力做的行為，法律都賦其行使的權力。當行政部門獲得了更強大的能力之後，必須考慮，怎樣做才是合適的。

更重要的是，當有相關部門的越界行為發生時，這時候誰來監督，誰來糾正。河南「賦紅碼」引發輿情以來，除了互相推託，沒有任何有價值的回應。鄭州各部門亂七八糟的說法不一：從「未接到賦紅碼通知」到「大數據出問題」，從「是否因信息庫出現問題還在核實」到「已轉省衛健委自查」。是誰利用權力賦儲戶紅碼？誰是數據來源頭？誰制定的賦碼規則？有評論指出，如果什麼答案都沒有，理所當然就只能懷疑是「合謀」。

在「自罰三杯」的通報出來之前，沒有一個權威解釋，互相推諉，沒有誰來糾正、問責。民眾之所以不停追問，就是因為，這樣的事情一旦輕易放過了，這種大數據技術的能力和行政權力的濫用捆綁起來，必然有權任性，造成對人的基本權利的肆意侵害，後果不可想像。把權力關在制度的籠子裡，在大數據時代，這樣的要求既現實又緊迫。

僵化管理的問題

在防疫導致的種種亂象中，如果說類似河南「賦紅碼」的濫用權力是一個極端，那另一個極端則是基層權力受限導致的僵化管理。在疫情防控上，儘管中央三令五申不得「一刀切」、層層加碼，但是諸如此類的現象卻在現實中屢屢上演：因為沒有綠碼，警察攔住去取急用藥的民眾；因為沒有綠碼，醫生拒絕懷孕的婦女進入醫院導致流產；因為沒有綠碼，公共場所阻攔一切正常出入活動。

而且上述行為似乎很難找到一個真正的「大反派」，因為每一個執行任務的人都有自己的理由——「這是上面的要求」。不管這個理由在邏輯上有多少漏洞，不管這個「上面」又具體指代是誰，不可否認在面對實際問題上，這樣的理由總是無懈可擊，令遭遇到委屈的個體無法反駁，甚至根本找不到反駁的對象。

如此僵化的管理導致的悲劇早已數不勝數，幾乎每一次封城都有相關的慘劇發生，然後處理一批涉事官員，然後被人淡忘，然後在下一次封城發生時又被人想起。但僵化管理之殤究竟來自何處？「一刀切」、層層加碼為何屢禁不止？一系列問題的癥結卻不得不引人深思。

其一，源自處理方式的簡單粗暴。每當一地發生疫情時，人們總能看到對當地官員尤其是衛生系統官員的免職處理。人們在拍手叫好時，往往忽視了防疫措施「一刀切」或許與處理官員方式的「一刀切」密切相關。對於地方官員而言，原本需要統籌疫情防控與經濟發展，如何在防疫同時保持社會必要的流動性是他們頭疼的問題。但發生疫情就免職官員成為常態後，如此簡單粗暴的處理方式令擺在他們面前的選擇反而變得無比清晰，只有在疫情防控上嚴上加嚴才能保住自己的「烏紗帽」。因此，在外界看來是層層加碼的非理性防疫，在地方官員眼裡恰恰是最為理性的選擇。「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防疫大局中，並不過時。

其二，源自權力結構的高度不平等。在權力高度集中的結構下，面對疫情防控的嚴格指令，一線負責具體情況的工作人員無法靈活解決問題，導致問題出現後決策權上交，通過層層上報解決問題。一線工作人員既面臨靈活多變的具體情況，有時人命關天甚至就在他們的一念之間，但是他們的權責並不匹配。當靈活的現實情況與僵化的條例措施產生矛盾時，擔責的風險與有限的權力使他們往往傾向於遵守白紙黑字的條文，進而忽視「近處的哭聲」。當這樣的選擇引發重大輿情時，一線工作者往往又是被拉出來「背鍋」的群體，輿論也會斥之冷血無情，不知道靈活變通。但是殊不知，權力結構的不平等早已使他們無法及時作出具有常識的判斷。

其三，源自機器般的某些行政運作系統。這些系統就像嚴絲合縫一部結構精密的機器，既可以使參與其中執行者道德冷漠，也可以協助其中的人逃避責任。在嚴格的清零要求下，每個人都只是龐大機器上的零件，喪失了對總體目標的責任感和道德感。儘管每一個步驟組合起來將共同造成「一刀切」、層層加碼、過度防疫，影響到許多人的出行不便甚至生命健康，但實際的操作者感受到的可能只是「我今天填了10張表格」。而所謂的「這是上面的要求」，其本質也是對自身責任的規避。每一個執行的人都滿嘴套話，心甘情願讓自己陷落在陳詞濫調之中，又把這些陳詞濫調當成自己的盾牌和武器，用它們來抵擋現實拒絕真正的對話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