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政經

首頁 > 最新文章 > 港澳政經

香港問題探索 (2019.7)

發布日期:2019-07-25




林頓  經濟學博士


前言


        2019年6月9日,12日,16日,7月1日香港爆發多次大規模遊行,據說6月16日這是香港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遊行,主辦方說超過200萬人,員警說大約33萬人。不管什麼數字,這場遊行的參與人數,就是多,而且多數是學生和青年人。踏入7月,遊行活動還在擴散,各地區出現的連濃牆,上水,沙田等地區出現騷亂---。香港的問題令人擔心,香港需要安定,這是香港和內地都想要的局面。
        本文從四個方面論述香港的社會狀態和民生狀態,第一從香港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看現在的香港經濟。第二分析回歸後一國兩制下的社會現象,第三分析香港的人群階層架構,剖析他們的思想狀態,第四從政治層面分析香港人的政治觀念和政治需求。
        結論,90年代以後,香港就已經融入內地的經濟框架,香港就是一個城市經濟,民生就是最大的經濟,最大的政治,特區政府管理和維護好香港就是盡職。 港人維護一國兩制的國家策略,誰也不可阻擋,而一國兩制下香港人的政治訴求,必須面對和尋找政治解決辦法。


第一節:香港經濟發展狀況


一:香港的百年經濟發展脈絡
        香港的經濟發展,主要時期在50年代到80年代,這個時期的發展,得益於整個世界在二戰以後,進入經濟調整和發展,這是全世界的共同發展機會,這個時期不是香港獨有的機會。但是,必須注意到這個時期,香港可以得益發展的自身的良好條件,第一,40年代末,從內地遷移到香港的大大小小的各類資本和工業,對香港小島的經濟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推動作用。第二,香港作一個貿易的自由港和法制相對完善的殖民地,再加上勤勞的中華民族的特性,香港的經濟得以迅速的發展,在全球引人注目。東方之珠的美名就此享有。
        在這個時期同步發展起來的有亞洲“四小龍”,香港只是在這個機遇中,搭上了世界經濟發展的順風車。香港成為亞洲的港口中心,金融中心。成為熟料花,電子錶等世界最大的供應商,香港曾經輝煌過。
        70到80年代,香港是令人羡慕的地區,無論是市民就業,市民收入,教育,醫療福利,還是社會環境等,都是周邊國家或是地區仰慕的地方,這個時期,內地還處於相對貧困,廣東,福建等沿海居民出現了大量的偷渡難民,香港以寬容的姿態接受安置了這些難民。這是歷史,香港比內地優越,香港人稱呼內地人“吖燦”,這個廣東話是個貶義詞,形容內地人的落後與貧窮。這個時期,香港的中小型工廠日夜加班,除非你自己不想工作,香港沒有失業這個名詞。這是最輝煌的時期,香港到處鶯歌燕舞,夜夜瀟歌,夜總會,酒吧等娛樂場所琳琅滿目,東方的不夜城就在這個時期被全世界人認識。


二:內地改革開放給香港帶來的紅利
        香港是第一批到內地改革開放的利益人。80年代中期,中國需要進口大量的生活用品和各種工業物資,香港的貿易商在這個時候,掘到了第一桶金。也在這個時期,內地招商引資開放市場,香港的中小型工業,在80末至90年代完成了這個工業轉移,數萬家港資企業在內地各個地方開花結果。內地數千萬的工人在港資的工廠上班,就業的人口要遠大於香港的全部人口,經濟學者關於“前店後廠”的熱點名詞也在那個時候出現。
        實際上,這種產業現象,到現在還是延續,港資的工廠,資本在內地不斷的發展壯大,隨著內地市場的開放,他們獲取的商業利益也隨著內地經濟發展的紅利越來越好。今天香港的老工業區,還是有很多的這類企業在管理他們內地的企業和資本。
        港資企業在內地,從傳統工業製造,發展到地產,酒店,金融,各類服務業,不可否認,有膽識,有智慧的香港人。已經完全融入內地改革開放的潮流中,而香港只是他們的家,週末,節假日這些香港人就回到香港,享受著香港空氣和美食。香港已經不是他們獲取商業利益的地方了,他們從內地帶回大量的資金,在香港過著“資本主義”的生活。
        這是一批既得利益的商人,他們現在也都是香港所謂建制派的得力助手,他們不但得到的商業的利益,還得到不少紅色的帽子,很多人都是所謂的“紅頂商人”。筆者認為這一類人是為起商業利益在工作,他們不少人是“紅皮白心”,他們的骨子裡還是西方的人文價值,他們是靠不住的“選舉票子”。


三:香港經濟結構轉型的後遺症
        90年代末,香港就經歷了一場因為經濟結構調整的困難期。因為大量的工廠北移,帶到內地企業上班的只有少數的管理員,和高級技術工人。香港的就業情況馬上出現問題,大量工人因為工廠北移而失業,這個時期,新的產業和新的崗位沒有出現,香港就業問題一時成為社會的大問題。當時香港政府推出各職業的訓練班課程,幫助這些待業的人口培訓,並尋找新的工作崗位。實際上,這個問題,延續了好多年,隨著這些下崗工人的年齡的老化,慢慢的退出勞務市場,這種結構性的社會問題,才得以緩解。
        香港的這種經濟結構變化,沒有被執政當局認識,或是他們認識了卻無能為力。數碼港,中藥港,科技港,還是西九文化區等的政府主導的推動經濟發展的幾個專案,都被財團綁架,變成不倫不類的地產專案,對香港的經濟,百姓就業以及改善民生毫無幫助。


數碼港


        美國的矽谷,是全美科技精英的聚合區,矽谷是什麼,是世界上科技最強的,人才最多的,有數億人口的大國背景下的矽谷。北京的中關村是中國科技文化最集中的區域,那裡大學如林,人才如蟻。還有中國無數為了夢想而北漂的年輕人。中關村是這個科技人才聚集的地方,人才是關鍵,人才是核心。
        香港的數碼港,中藥港,科技港,西九文化是什麼?是概念,是想法,是美麗的想法。這些規劃的第一要素就是人才,我不知道當局想什麼,他們不是白癡,不是傻瓜。試問,這些項目的參與者應該是誰?本地的香港人嗎?還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精英?政府可以給什麼吸引他們來創業?
        那些高大尚的項目,理論上是設計的無可非議,但是都是空中樓閣,因為香港是聞名於世的文化沙漠,香港人熱衷和金錢博弈,香港缺乏科技人才,缺乏科學研究的群體和機構。很正常,百餘年的殖民地,那是不是培育科學技術的土壤。在高地價政策指引下,香港人面臨著高昂的生存成本,香港人如果不努力的工作,拼死拼活的去賺錢,他們的生存就會有問題。
        最終的結果,這些政府導向的專案都淪為財團的地產項目,他們都賺的盆滿缽滿。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家也似乎忘記了這些,只記得這是一個無能的政府幹的傻事。現在,社會上一旦出現什麼怨恨,這些傻事就成為討伐政府的重要藉口了。


四:20世紀知識經濟為主導下,香港經濟的失落
        香港就是一個700萬人口的城市,一國兩制下,香港成為一個特區,一個比城市有更多發展空間的特區。21世紀後,世界經濟格局發生很大的變化,特別是中國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一線之隔的漁村深圳,已經越為一個經濟發達的大型城市,香港的變化是必然的。
        香港現在的經濟狀態大約是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香港是一個本土中型城市的經濟模式。這是每一個城市都類似的模式,那是,依本地需求為依託的小型輕工業,生活用品工業,和居民衣食住行為核心產業的小型城市配套的經濟模組。這個模組規模就依託于700萬的香港人的衣食住行。
        第二是旅遊服務的的經濟模組,每年超過數千萬遊客進入香港,這為香港的旅遊經濟模組帶來巨大的生機和動力。這個模組的需要依託一個社會穩定,旅遊資源豐富的良好環境的香港。政府積極開發旅遊資源,大力推廣旅遊是這個經濟模組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條件,如果天天遊行或是暴動,旅遊經濟模組必然首當其衝受到巨大的影響。
        第三是區域的文化、金融、貿易的物流的經濟模組。這一塊是香港在亞洲地區還有一定區域優勢的經濟模組。每年的文化藝術展覽和拍賣,各種各樣的商業展覽,還有股票交易中心,金融機構和碼頭港口。這種優勢是依賴於香港特有的自由港經濟體系建立起來的優勢。
        第四是在外地設廠的,前店後廠的香港企業(主要是在內地有商業機構)的經濟模組,這模組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和貢獻幾乎微乎其微,但是他們是香港最有消費能力,也是帶動香港高端消費,促進香港本土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經濟模組。
        以上四點看出,香港淪為一個大中華區的一個二級城市,它難有自己的產業發展,唯一的辦法就是融入內地。港人在內地大量的投資興業,就是選擇了最佳的產業落戶地點,商人是最聰明的一類族群,他們的選擇足以論證了香港是大中華經濟區的這一觀點。香港剩下的商業價值,就是自由港,免稅港,商業法制體系穩健安全,運輸體系簡單方便。香港還是世界知名的旅遊勝地,是吃喝玩樂的好地方。這個經濟模組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但是它需要一個更加穩定的社會,更加安全的社會,而不是政客刷槍弄舞的地方。


第二節:一國兩制下的社會狀況


一:1949年解放軍沒有解放香港
        1949年,毛主席沒有解放香港,給剛剛建國的國家留下一個向外透氣的喉管,當年,西方國家都向中國封鎖,例如封鎖醫藥、食品、武器和一些重要的民生用品。是香港的愛國商人,是內地在香港的商業機構疏通了這個管道,為困難時期的中國提供了恰當的幫助。在50年代初期,香港是中國內地的一個重要視窗。內地如果想解放香港,那就是一天的時間,但是沒有這樣做,這就是智慧,不是膽怯。


二:1997年香港回歸後的一國兩制
        1979年香港回歸,鄧小平定下一國兩制回歸香港,這是鄧小平等一批國家領導人,高瞻遠矚的政治智慧。香港的主權回到了中國,香港插上了中國的國旗,香港有了中國的軍隊,香港就是中國的一個特區,體制與內地不同的特區。資本主義經濟不是百分百的壞東西,而我們的新時代的社會主義經濟是需要研究學習,香港就是最好的課堂,就是最好的基地。
        香港為改革開放的內地,留下一個參考學習的經濟發展模型。這在閉關將近40年的中國而言,香港就是一個最大的視窗,而且還是中國人可以大膽自如的眺望世界的一個視窗。
        中資企業在香港,例如華潤集團,招商集團,中國銀行,還有數百家在香港資本市場上市的企業,即學習了先進的西方企業管理,也為國家帶來豐厚的利益,更是培養和輸送了大量的人才。
        世界上許多大型公司,都在香港設立亞太總部,通過這個機構,他們逐步嘗試與中國做生意,進而投資中國,香港成為中國吸引外資的一個重要基地。通過香港到內地投資創業,為內地貧瘠的商業市場,商業知識,商業規範帶來了資金和先進的管理。
        內地的官員和內地的企業通過香港,走向世界,在香港內地舉辦過無數次的各級政府的招商會推介會,在香港的一些重要機構為內地官員和高級管理人員舉辦了無數次的學習和培訓機會。香港在這個歷史時期,幫助內地的發展提供了非常多的幫助。香港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立下了汗馬功勞,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為內地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中國的第一艘航空母艦的床體,是一個香港商人,歷經多年的努力,拉回到祖國,加快了航母的建設速度。
        一國兩制是一種高瞻遠矚的安排,約定50年不變,不是一個簡單的數字,而是一個政治智慧,我相信,有智慧的中國人,都不願意去改變它,至少中國現在還不是一個強國,中國距離世界先進國家還有差距,還需要一段艱辛的努力的時間。通過香港這個視窗,中國追趕世界先進技術的速度必然會加快,這是不言而喻的事實。
        一種極端的觀點是,香港人天天鬧事,不識好歹,乾脆一步到位,徹底回歸在一國之下。這是愚人之見,說多了只會加壞香港人和內地的關係,是一種挑撥離間的惡意言論。
        這種思想的人,他們自以為是滿身熱血的中國人,自以為他們才是熱愛中國的人,筆者認為,如果在參與協助管理香港的一些官員,也有這樣的思想,那麼香港就不會有安寧。因為這樣的思想和舉措只會激化不同意識香港人的矛盾,短時間內而不會被強制為一種共識。


三:大中華區內的香港經濟
        回歸前的香港顯然沒有相關經濟發展的藍圖,殖民地的總督是管理殖民地為首要任務,他才不會也不管香港的什麼未來和什麼規劃。香港在“無形的手”,放任的手的體制下,香港人依靠自己獅子山下的拼搏精神,創作出一個東方之珠的香港。
        香港回歸了,回歸了中國的大家庭。國家的規劃,國家的藍圖就是香港的方向,香港的未來。
        一千平方公里的香港,昂貴的土地資源,稀缺的人力資源,這些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稀缺,必然導致經濟發展步履艱難。香港是一個區域的都市經濟,它包容在大中華,或者是大世界的經濟框架內。不要誤導特首誤導香港官員,為香港設計或是規劃宏偉的經濟發展藍圖,因為這個藍圖在內地,在整個中國,香港人努力去參與就夠了,參與了內地的改革開放就會得到改革開放的紅利,那麼多香港商人在內地辦工廠開公司,這就是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的真實寫照。
        一國兩制下為香港留下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回歸後殖民地的總督退出,換上愛國愛港的特首,紅旗插上了香港,軍隊進駐了香港。我們只要跟上鄧大人的卓有遠見的安排,50年不變,舞照跳馬照跑,不要變。不變,讓聰明智慧的香港人,繼續發揚獅子山下的精神,香港一樣會繁榮,香港一樣還是東方的明珠。
        如果特首團隊和輔助特首的人都想變點什麼,想凸顯自己的偉大之處,都想的太多了。


第三節:香港的人文價值狀況


一:浸寢百年西方文化的教育
        香港被英國殖民後,有百多年的西方文化的侵襲,這種文化和意識已經深深的植入香港土壤裡。政府架構體系,法制體制,公務員體系,教育體系,公共衛生體系,交通體系,反貪體系等等都是在長久的百餘年的殖民地系統下逐步建立起來的。這種體系的核心是立法,行政和司法是三足鼎立的關係。他的先進性和落後性不是本文研究的重點,但是它與內地的體制是與根本性的差異,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這種差異帶來的就是人的價值觀的差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不同陣營的意識形態的鬥爭不是今天才有的,有了馬克思主義的那一天,這種意識形態的鬥爭就沒完沒了,一直延續到現在------
        特別是教育體系,它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回歸20年後的教育體系,幾乎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至少這一代年輕人,還和回歸前一樣,不知道內地的山山水水,更不瞭解內地的政治體系為中國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不瞭解內地的政治體系在中國的歷史上,為中國做出了最輝煌的發展歷程。
        殖民地時期的官員,幾乎都被送到英國的名牌大學,接受英國文化的教育,接受各種各樣的職業培訓,這種文化深深的植入香港的公務員體系內,不斷的培育和繁衍。香港公務員的行為和操守是世界上有名的廉潔並且敬業,這是好的文化還是不好的文化呢?香港的法制體系,至今還是沿用殖民地的模式,在世界各地招聘一流的法官,他們不是香港人,當然不是中國人。但是他們依法執法的操守一樣受到香港人的尊敬,香港最高法院的判決,香港人不敢藐視,不敢違抗,這是法治的威力。
        現在香港的政治體系基本上還是是沿用殖民地的體系,現在的公務員,法官,紀律部隊的文化意識一樣還是殖民地時期的英式文化意識,就說現在特區政府的特首以及許多的高級司長局長,他們都在回歸前的政府機構任職,這就是現在的特區公務員和政府架構的文化根基。
        香港的傳媒,從管理到專業都是典型的西方模式,就是政府投資的傳媒機構,也不能成為政府的代言人,這是可悲還是可喜呢?
        但是,香港是中國人的地方,東方的文化一樣是中國人骨子裡的文化,97前的移民人群,這幾年又陸陸續續的回到香港,中國人還是生活在這個的土地上,更有安全感,親情感和榮耀感。香港人愛香港,愛中國這是無法抹去的發自內心的情感。


二:社會階層的分離,理念的分離
        人們有不同的政治主見,不同的人生觀,這是客觀的規律,不可抗拒的規律。香港作為一個中國特定的城市,自開埠以來,就有各種不同理念的中國人,陸陸續續來到這個小島,他們不少人是對人生價值有追求,對美好生活有希望,而聚集在香港這個小島上。還包括了數十萬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人。
        應該特別注意以下的一類人,他們有40年代末追隨國民黨來到香港的一批商人、文人、軍人和舊政府的官僚。還有60年代70年代從內地偷渡到香港的一批所謂持不同政見的,還有一大批生活貧困潦倒的老百姓。最近幾年還有一批在內地貪污腐敗的官員和商人,他們帶來大量的金錢,在香港購入豪宅,過著紙醉金迷的一群人。
        這些人就是典型的“有中必反”的群體,他們的內心懼怕中國共產黨,懼怕回到內地,這些人的後代至今沒有領取回鄉證,他們把自己當成“香港人”。
        香港人俗稱的“新移民”,是指內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有了出國移民的政策,一些在60年代回到內地讀書的華僑,一些需要到海外繼承家族財產的,他們就可以申請移民香港。從這個時期開始,香港陸陸續續迎來了一批香港人稱為新移民的內地人,一直延續到今天,這種單程進入香港的中國居民都沒有中斷,每天還是按照約定的名額,陸續移民到香港。
        香港有超過百萬屬於這類新移民,他們在國內接受教育,對內地的政治環境和社會環境,非常的熟悉。他們是最最愛國的一個群體,香港各類的同鄉會,校友會都是這個族群進入香港社會的踏板,是他們發出聲音的主要陣地。也就是這群人成為建制派的堅實的力量。遺憾的是,這個群體大多數還是社會的底層,他們沒有在香港接受文化教育,大陸的教育在香港又不被承認,多數人成為藍領,成為工薪階層。有少數人繼承家族的企業,或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在商場獲得成功,成為資本家,企業家。這些人就是同鄉會,校友會的理事長,監事長,或是有其他更高榮譽稱號。
        實際上這群人,遠離香港的主流社會,他們既不是專業人士,不可以參與或是影響香港的各種專業,例如律師協會,工程師協會等等專業協會。他們也遠離那些商人組織的各種商業專業協會,這是一群在香港生活了多年,一直無法融入香港主流社會的群體。他們對香港有愛,也有恨。他們愛香港自由平等的社會環境,他們不嫉妒那些成功的商人,和專業人士。但是,高昂的樓價,和生活費用使得他們生活在貧困線的邊緣旁。
        香港的主要利益群體有,殖民地時期華資買辦企業的家族利益財團,他們在香港本土發家致富,而且富可敵國,幾大家族,幾大財團幾乎控制了香港的各個核心經濟命脈,他們家族的利益是全球化,他們家族的後裔幾乎都是接受英美的文化教育,香港的各種領域都能看見這些家族的後裔,這是一群商業利益為上,社會利益為輔的群體。他們可以愛國,也可以不愛國,但是他們不愛黨是公開的政治態度。
        綜上所述,香港的社會階層,就是政治分離的依據,反對派,建制派,中間派各有利益所驅,各有自己的目的。


第四節:被誤讀的特區理政


一:香港政治精英的人群的分佈
        香港的政治精英極為稀缺,聰明人都忙著去賺錢了。參與玩政治的頂多是三等人才。
        如果我們按照政治立場來劃分人群的分佈,雖然香港回歸20餘年了,但是所謂的“民主派”和“建制派”就有比較明顯的人群差異,幾所大學是香港知識份子的基地,學者包括學生的學生會組織,成為所謂民主鬥士骨幹和基地。
        筆者沒有準確的科學統計來描述“民主派”和“建制派”在文化上的差異,但是,草根作為“建制派”的代表,經常抛頭露面的“建制派”的修養和口才,都不能看出他們會很高的從政能力,而且,還明顯感覺比“民主派”的代表性人物的能力差。
        有人做這樣的比喻,一批本土大學的畢業生,和一批牛津,哈佛大學的畢業生在一起辯論,實際上,兩群人站在那裡,亮出底牌的時候,觀眾的心理已經有了輸贏。我非常的厭惡那個畢業名牌大學的學生,但是,我熱衷推薦的那個學生的確是怎麼都鬥不過他,我的心始終是酸的。
        香港是有一批精英人士,但是他們都忙著去賺錢,這批“紅皮白心”的人士,最會糊弄主管香港事務的內地官員,高級會所,山珍海味,茅臺雪茄。這是一批精英,非常睿智的商人,他們是“建制派”抬轎子的得力幹將,而且不管轎子上坐著是誰?不過他也管不了是誰座在轎子裡,因為誰也不會告訴他,他去抬好轎子,投上自己的一票就大功告成了。
        政府的公務員體系,都是沿用殖民地的體系,不可否認這是一批香港的精英,他們多數都是在香港幾所大學畢業出來的優秀人才。由於公務員體制的限定,他們是一群忠於職守的敬業隊伍,他們是服務香港的一群精英。是依法和依據的按本本辦事是“機器人”,政治上中立是他們的職業手操,包括紀律部隊的員警隊伍。所謂正義和道德不是他們執法或是執政的依據,他們只能按照規定的本本辦事,不得越池半步。
        2014年“占中”事件的幾位員警,被判在執法過程中有罪就是典型的例子。所謂“正義”在法律面前,顯得暗淡無光了。
        建制派缺少政治精英團隊,特首及其團隊也都不是政治精英,充其量也就是和這個的18萬公務員一樣,是敬業的公務員。     


二:年輕人的政治需求
        回歸後失落的年輕人,20歲左右的年輕人就是香港回歸後出生的,他們應該就在紅旗下長大,金紫荊廣場的五星紅旗升了20多年,他們就在這個的環境下長大。


金紫荊廣場


        因為回歸,香港人才開始參與政治,參與社會。回歸後,香港人開始學習使用政治民主。若干次的區議員選舉,立法會選舉,特首選舉等等教會了香港人的民主選舉方式。
        香港在進步。不可否認,更多的香港人懂得了怎麼向政府施加壓力,怎麼向政府提出民生需求,懂得表達自己的觀點。
        香港的年輕人對政治有需求,這是不可回避的社會現象。在殖民時期,香港總督是香港皇家派遣,香港的政府體系,是總督委任,就是立法局,行政局也都是總督任命,香港人習以為常,百餘年就是這樣糊裡糊塗的過來了。而回歸後,這些年輕人學習了民主,懂得了民主,也參與到政治民主的社會活動,回歸後若干次的大型社會活動都是因為政治需求而發生。2003年的反對“顛覆國家罪”大遊行,2014年的占中“爭普選”,2019年的反對“遣返條例”大遊行。輔助香港一國兩制的內地官員,香港的高級官員是必須面對和正視的。
        如果香港需要政治,那麼建制派和特首團隊,明顯缺乏精英政治人才,政治問題需要政治解決,特首團隊是公務員團隊,他們面臨的棘手的政治事件,表現出愚蠢或是無奈。特別是特首的司長,局長,包括特首本人他們的政治表現極為差,完全不合格。
        還是前特首曾蔭權聰明,既然不是政治人才,就好好打工,忠實的執行一位公務員的崗位手則。一個企業出問題,責任在老闆不在員工,一個地方社會出問題,責任在地方長官,不是百姓。這次612大遊行,或是稱為612動亂,責任是特首,她在不恰當的時期,做出不恰當的事情,在一個政治問題敏感社會,去做一件非常敏感的政治議題,顯然她是愚蠢的,不明智的特首。


三:輔助香港的內地機構,誤讀了港人。
        回歸當年,好像就有這樣的傳聞,民主派和建制派旗鼓相當,民主派略多點。所以在立法局和區議會選舉的安排上,都安排了委任議員,和功能組別議員的模式,以確保建制派的大多數。
        然後循序漸進的安排香港的民主進程,希望香港人通過時間,認識民主,認識香港,也認識回歸的內地。這麼多年過去了,非常遺憾的是,民主派和建制派的票數比例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也就是建制派並沒有獲得絕對的優勢。那麼輔助建制派的人都幹了什麼?如果結論是這樣,那就是他們什麼都沒有幹!
        建制派的票源,隨著人口的老化,新生力量沒有及時的補充,在快速的衰減。還有一些為了討好內地官員,無中生有炮製的許多假票倉,極大的傷害了骨幹港人的情感。
        香港不同的社團組織,一直都是建制派的重要票倉,社團組織的領袖者也就順理成章成為輔助香港政府的中央機構的座上賓。社團的領袖多數在內地有投資開工廠,為了投資的順利,為了認識更多的人脈保護他們的企業,或是尋找在內地有更多的投資機會,他們在社團是出錢出力的核心骨幹。內地授予這些社團領袖各種各樣的“紅頂帽子”,有最高一級國家的,省級的,市級的縣級的,還有區一級的政協委員,聯誼會會員等等五花八門的光環。在香港他們也會獲得香港政府頒發的各種各樣的勳章。
        遺憾的是這幾年,為了爭取這些光環,一些港人不擇手段,利用鈔票,茅台和關係換來的這些榮譽,在很多港人眼裡越來越不值錢了。港人有很好的習慣,對成功人士的成功不羡慕,不妒忌。但是,那些有代表性的政府頒發的榮譽,人們還是會送以羡慕和恭謹的眼光。現在,如果港人都以不懈的眼光去看待這是政府發出的榮譽,那就是有很大的問題了。
        這些應該非常珍貴的光環,或是勳章就這樣被歪曲和利益。甚至被反感和蔑視。在香港不少人的眼裡,這些曾經是榮譽的光環,現在已經完全的丟失了。因為在獲取這些光環和勳章的背後,有不少不得見光的腐敗,這些人,沒有幫助香港,沒有為香港的一國兩制做出貢獻,而是在玷污鄧小平一國兩制的偉大設計。
        可以肯定建制派的新票源在香港的文化人、專業人和年輕人手裡,好像你我都知道,但是無能為力?!


四:被誤讀的香港管治
        700萬人口的一個香港,是一個中型城市,說說特首,實際上就是一個市長,他的職責是管理好城市。筆者認為歷任的特首曾蔭權隨最稱職的特首。他的口號是“打好這份工”,管理一個城市,就是一份CEO的職業。特首不要把自己喻為一個區域的首腦,或是真的把自己作為特區的“元首”了,國家層面的事情有中央政府在指揮和領導。
        這次關於“遣返條例”的立法事件,演變為一次香港的政治危機和動亂。顯然就是一批愛玩政治的搞手,為了取悅中央政府,錯誤分析了香港民意狀況。在2018年和2019年幾次的立法會議員補選過程中的勝利,進而錯誤的預估了香港市民的政治意向,對於那些所謂的冒進的民主鬥士,燒中國國旗,違法占中,褻瀆立法會宣誓的那些人,大多數的港人都不會認同他們,把他們趕出立法會這是社會文明進步的表現,這是港人的共識。但是,趕出他們,不是對民主認識的民意的共識,不是香港意識形態得以徹底的轉變,票倉的資料不會因為這樣的補選而出現巨大 的變化。
        政府官員在沒有做足充分調查的安排下,提出提交立法會“逃犯條例”立法,從而爆發了大型的示威遊行,最終導致特首大人出來,以暫緩立法,向市民道歉而收場。真是一次失敗的施政,所謂的民主派人士,趁這個機會,發起要求特首下野,時態還是繼續變化之中。就在7月1日所謂的民主鬥士,衝擊了立法會辦公室,進行廝臆的破壞,在國際上造成巨大的不良影響。
        2003年的因為準備“顛覆國家罪”的立法,民主派上街遊行搞得滿城風雨,2014年因為立法會選舉,民主派上街占中示威,轟動全球,5年後的2019年,民主派再次利用這個機會發起遊行,進而衝擊立法會。1997年回歸到現在的2019年,民意沒有改善,沒有獲得多數民意的肯定,應該反思我們的特區政府一特首為首的團隊,他們都做了什麼?我們不能責備老百姓,老百姓沒有錯,錯一定是執政當局,或是輔佐執政當局的那些機構和官僚。
        香港的政治就是一國兩制,最大的政治就是國家的軍隊駐紮在香港。這個政治問題在鄧小平時代就解決了,他老人家說過一句非常經典的話,舞照跳,馬照跑,讓愛國愛港的人來治港。這就是為香港回歸定下的規矩。香港的政治就一國的政治,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不容踐踏。
        鄧小平承偌的50年還沒有到,那些熱衷玩政治的人,包括建制派在內的人,不應該成為香港的政治主流,那些民主派一旦失去對手,失去環境,香港就一定會安靜許多。
        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生問題是第一問題。香港核心的問題是香港的民生。年輕一代,從大學畢業來到社會,他們發現 ,生存的空間很小,他們的發展機會微乎其微。昂貴的樓價,讓他們卻步,一個人如果沒有了希望,這個社會就會變得非常不安全。他們的欲望和訴求就成一種奢侈,一些社會的動盪,就會變成,挑起他們發洩的對象。這個時候,他們對民主的訴求,特別是對普選的訴求,應該大膽去面對,去規劃和設計,回避就是對抗,回避就是流血。


2019-07-16

鏡報動態 | 最新文章 | 聯繫我們 | 加入我們 | 關於我們

香港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地址:香港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