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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葛《逃犯條例》修訂需慎思兩個問題(2019.7)

發布日期:2019-07-31

☉文/蕭史

6月的香港,因一份《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而不平靜。修例不再是一起單純的法治事件,而更像是一場「為了反對而反對」的政治動員。

在中美角力升級的大背景下,「6•9大遊行」成為繼2014年「佔中」事件以來規模最大的社會運動絕非偶然,其背後涉及的利益群體亦相當複雜。筆者認為,港人在杯葛政府修訂《逃犯條例》時,還需審慎思考兩個問題,以免盲從而被「政治消費」。

香港人擔憂什麼問題

修例草案提交立法會3個多月來,行政長官、律政司司長、保安局局長等政府高官先後多次在立法會內外面對媒體解釋政府推動修例的考量和草案的具體內容。部份香港市民在走上街頭抗議之時,還應先對條例草案內容有所瞭解,看看自己所關心的問題是否已經得到解答,抑或原本就不成問題。

針對修例,港人擔憂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其一,擔憂自身言論自由等公民權利受限,甚至因言獲罪而被移交或引渡至內地受審。

從當初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到今次杯葛政府修例,「捍衛言論自由」都是部份香港市民所提訴求的集中體現。但從草案內容觀之,可移交的犯罪嫌疑人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即所涉罪行屬於37項嚴重罪行範圍內,且為可判處七年或以上監禁的重罪。實際上,草案列明的37項罪行中沒有一條與香港公民的言論自由有關,也沒有一條涉及新聞自由或學術和藝術創作等方面的移交罪名。況且特區政府早已明確了不符合「雙重犯罪」不移交,因種族、宗教、國籍或政治意見而被檢控也不移交等「八不移交」原則,港人基於《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訂明的人權不會因修例而受到侵犯。

此外,《逃犯條例》所涉移交或引渡的對象均為涉上述重罪的犯罪嫌疑人,對絕大多數守法的普通香港市民不僅不會造成任何負面影響,反而有利於維持香港「亞洲最安全城市」的地位。所謂修例損害言論自由一說,實則屬於杞人憂天,泛民派以此作動員,表面上看是切中了普通香港市民關注的要點,實際上卻是人為製造「狼來了」式的社會恐慌,不利於香港社會穩定。

其二,擔憂中央指令凌駕於特首所作移交決定之上,導致「異見人士」無處可逃,以至干預香港司法獨立。

《逃犯條例》第24條規定,行政長官須就某些事項向中央人民政府發出通報。有媒體質疑該項規定為中央責令特首移交某些特殊嫌犯「開了口子」,但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此前就已明確表示,該條款具有次序性,即行政長官或特區政府決定處理某個個案後,才會向中央作出通報,且該條款亦明確規定「任何指令的實施均不得影響行政長官須按照法律以處理本款所適用的任何個案的責任。」

此種擔憂,歸根結底仍在於以泛民派人士為代表的部份香港持份者對中央和港府的不信任,加之部份香港市民對條例內容的片面理解,致使類似「中央干預特區司法獨立」的陰謀論容易被迅速傳播。

其三,擔憂香港籍嫌犯被移交或引渡至內地受審時得不到人權保障,相關司法程序亦不透明。

需要明確的是,移交逃犯是打擊嚴重罪行的國際通行做法,此次修例既參考了聯合國的指引和範本,也參照了世界上多數司法管轄區普遍採取的人權保障原則,港人無需對此擔憂。

香港法治環境較內地更為完善是客觀事實,但內地近年來法治建設的進步和司法體制改革的成果也不容忽視。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央對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重視程度大幅提升,從習近平在2015年至20184年間為中國人權事業連發4封賀信即可見一斑。

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國際涉華輿論專家寧曙光對筆者透露,中國在接受2018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三輪國別人權審查時,共有130多國發言,其中120多國對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成就表示稱讚。港人對此不應視而不見。

反修例引發什麼問題

支持和反對修例,在香港社會本應是一場在法言法的法律專業討論,如今卻發展成為又一次泛政治化社會公共議題,甚至成為危及香港社會正常運轉的不穩定因素。在反修例不斷發酵的過程中,香港各界應謹防其「變質」而導致兩大問題。

一方面,謹防反修例成為香港某些政治派別的「動員令」。

香港是民主社會,不同政治派別提出各自政治主張無可厚非,但個別派別利用民眾的好奇心和關切心,將修例這一法治議題進行過度政治化解讀的做法就值得商榷了。從妖魔化高鐵「一地兩檢」,到污名化《逃犯條例》,部份非建制人士為賺取更多政治資本,對香港市民共享國家發展紅利的機遇和政府主導彌補香港法治漏洞的積極嘗試置於不顧,此等行為着實需要警惕。

南開大學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曉兵認為,特區政府推動修例既是出於處理陳同佳案的現實需要,也是為了彌補現行法律體系漏洞、完善香港法治,同時更嚴格按照法律程序進行,具有充分的正當性,泛民派和本土派議員的「無條件反對」是一種不理性的泛政治化行為,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另一方面,謹防反修例成為中美貿易戰背景下的政治籌碼。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此前對港府推動修例表示關注,並聲稱這將威脅到香港的法治。另有美國個別議員再次拿出1992年通過的美國《香港政策法》相威脅,揚言將制裁香港的單獨關稅地位。英國和加拿大更罕見發表聯合聲明,稱修例會影響大量居港英加公民,也會波及香港的營商信心和國際聲譽等。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對此表示,香港的單獨關稅地位由WTO相關規則所保障,並不由個別國家單方面決定,香港的營商環境在多份國際機構的研究報告中穩居世界前三,且修例恰恰可以使投資者在香港的財產得到更完善的保護。香港問題一直是個別西方國家在對華較量中的一張「慣用牌」,其將政治因素強加於修例的法治議題中,才是對香港法治環境的破壞。

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副研究員樊鵬認為,英國在香港的長期殖民和美國在香港的長期經營,使英聯邦國家和美國一直想在香港問題上繼續發揮重要影響力,同時部份香港持份者與這些國家保持密切聯繫,無視「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而欲將西方政治體制強加於香港,致使類似修例的熱點事件頻頻成為這些國家與中國競爭時的政治籌碼。

在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下,香港繁榮穩定的局面着實來之不易。經歷過「佔中」事件引發社會撕裂的港人更應看到,此番「佔鐘」等政治爭拗只會使香港社會發展陷於內耗、裹足不前。刻下面對修例,究竟是盲目杯葛可以「捍衛自身權利」,還是客觀審慎地提建設性意見可以完善香港法治,就考驗香港市民的判斷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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