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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危機背後:中美戰略利益博弈(2019.7)

發布日期:2019-07-31

☉文/子瞻

2018年底華為CFO孟晚舟加拿大被捕,到近來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實體清單」,無法從美國企業購買相關技術和產品,美國展開對華為的全面圍堵。在中美經貿摩擦的環境之下,華為的危機時刻成為中美戰略博弈的縮影。以此為窗口觀察,既可以為中國當下探索破局之道,亦可得到關於未來的啟示。

在華為深圳總部裡,一張彈痕纍纍,卻仍在天空翱翔的伊爾2轟炸機圖片四處可見。這張圖片由華為CEO任正非親自挑選,他在521日全國媒體發布會上表示,在美國打壓之下的華為就像這架返航的飛機,傷痕纍纍,但爭取能夠飛回來。

51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緊急狀態令」,美國企業不得使用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的企業生產的電訊設備。隨後,美國商務部將華為及其全球68家子公司全部納入美國的「實體清單」,禁止美國企業向華為出售相關技術和產品,對華為展開全面圍堵。

儘管任正非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對當下形勢多次表示出樂觀態度,但是無論是社會還是通訊行業內部普遍認為華為已面臨危機時刻,各界紛紛探討其將如何破局,從而進一步審視紛亂現象的背後又將傳遞出何種啟示。

華為危機背後是中美戰略博弈

不少分析人士將2018121日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視作華為危機的源頭,但通過梳理華為與美國打交道的歷史可以發現,從2002年華為產品首次亮相美國市場時,危機的種子就已經被埋下,其背後則是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戰略利益博弈。

2002年,華為產品在美國市場正式亮相,以高性價比為武器正面挑戰電訊巨頭思科的利益。從那時起,思科將華為視作競爭對手並發起知識產權訴訟,借助媒體資源渲染華為擁有中國軍方背景,並質疑華為年收入數十億美元不上市的原因。儘管經過繁雜的訴訟程序,思科最終與華為和解,但圍繞着華為的「軍方背景」卻成為時至今日無法擺脫的陰影,也成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圍堵華為最直接的說辭。

據媒體公開報道,2007年,華為試圖併購3com公司,被美國政府阻止;2007年,美國國家安全局執行對華為網絡空間攻擊行動;20105月,華為試圖收購加州一個破產公司部份資產,被美國有關部門阻撓;2010年秋,美國一家運營商為其網絡升級招標,華為在國會和美國商務部干預下競標失敗;2011年底,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開始對華為進行調查,並在近一年之後發表報告,稱美國電訊運營商不應和中國華為進行合作。

從以上種種事例中可以看出,美國對於華為的全面圍堵並非一時突發之舉,而是一場長期且有針對性的遏制。多位國際政治專家在接受內地媒體採訪時指出,華為危機的背後是中美戰略性利益衝突,中美貿易摩擦則成為最直接的導火索。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郭斌指出,中美之間的戰略性利益衝突,也就是中國的迅速崛起已經被美國政府視為對其主導地位的威脅和挑戰,中國企業在技術鏈上不斷建立的能力,將導致美國在一些涉及其核心利益的產業主導權上面臨來自中國的挑戰。

從美國政府近年來一系列對中國的指責和發布的與中美貿易衝突議題相關的文件來看,四個關鍵字組——產業政策、國有企業、技術與知識產權、中國製造2025——反復出現,其中5G成為最核心的交集。

5G網絡時代即將到來,將成為世界工業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份已是當今共識。美國作為4G時代的領軍者,本土公司在參與制定4G標準並擁有多項專利後,極大促進美國經濟發展。美國在享受着4G統治力所帶來利益的同時,也為5G時代做着充分的技術準備。美國總統特朗普曾多次表示,5G是一場美國「必須取勝」的競賽。

然而,新技術的產生及其隨之而來的國際標準制定權往往是激烈競爭的開始。公開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末,華為已經獲得全球305G合同,佔據了全球5G訂單的近一半,其中18個合同來自歐洲,5G基站發貨超過2.5萬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通訊設備商,華為也是全球唯一涉足5G晶片、標準、通訊系統、手機等軟硬件全領域的企業,在5G領域擁有最全的技術儲備和生產能力。任正非在接受採訪時明確指出,「在5G技術方面,別人兩三年肯定追不上華為」。

5G為切入口不難看出,中美戰略性利益的衝突隨着中國科技的不斷提升而愈發明顯且激烈。華為作為中國高科技企業代表,在中國產業升級中承擔着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也是為何儘管對於華為的種種指控均缺乏實質性證據,但其在中美摩擦中卻被頻頻視作標靶不斷遭受攻擊。

多維度應對 方能助華為破局

針對美國對於華為的全面圍堵,無論是華為自身還是中國政府層面均採取不同維度的應對措施,在提升自身科技水平的同時,亦採取行政手段對美國「出口管制」進行直接回擊。

應對一:備胎計劃

517日凌晨,華為海思半導體總裁何庭波致員工的一封內部信在網絡上刷屏,「今天是歷史的選擇,所有我們曾經打造的『備胎』一夜之間全部『轉正』。」所謂「備胎計劃」則是在華為無法獲得美國先進晶片和技術時,將全面使用此前開發出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晶片。

多家內地媒體指出,任正非具有極強的不安全感和憂患意識。在2002年摩托羅拉對華為的收購協議取消後,任正非就作出判斷,遲早要與美國在「山頂」上交鋒,作好一切準備。隨後,負責「備胎計劃」的海思半導體公司應運而生。據國信證券2018年底的報告稱,海思已開發200種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晶片,並申請了5000項專利。隨着美國「出口管制」正式實施,因特爾、高通等企業紛紛對華為斷供,華為適時開啟的「備胎計劃」將有效應對短期內核心技術問題。

應對二:全方位公關策略

1987年華為創辦以來,任正非接受媒體採訪不超過10次,他上次與國際媒體見面還是在2015年的達沃斯論壇。而孟晚舟事件爆發後,任正非先後接受了多家全球知名媒體的電視專訪,並接受《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以及美聯社、路透社和彭博社等國際媒體的聯合採訪,被外界普遍稱為一場公關閃電戰。521日,在美國宣布政府把華為列入「實體清單」的風口浪尖,任正非再次接受多家中國媒體採訪,進一步在輿論上維護了自己企業與品牌的聲譽。

在司法層面上,華為在37日宣布針對美國《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第889條的合憲性向美國聯邦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定這一針對華為的銷售限制條款違憲,並判令永久禁止該限制條款的實施。無論其結果如何,華為主動起訴美國政府銷售限制法案違憲,合理採取法律武器維護自身權利的行為亦在社會公眾間贏得良好口碑。

應對三:權威部門公開表態

在美國對華為實施「出口管制」之後,中國商務部、外交部等多個部門均公開表態,強調將維護中國企業合法權利,並主動將其可能導致的後果與中美經貿關係掛鈎。

中國外交部多次提出,美國動用國家力量打壓中國企業不光彩、不道德,並在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多番游說盟友共同圍堵華為時,適時予以批駁。在美國商務部將華為列入「實體名單」後一天,中國商務部發言人表示,堅決反對任何國家根據自己的國內法對中國實體實施單邊制裁,也反對泛化國家安全概念、濫用出口管制措施。中方敦促美方停止錯誤做法,為兩國企業開展正常的貿易與合作創造條件,避免對中美經貿關係造成進一步衝擊。

應對四:制定不可靠實體清單

中國商務部於531日宣布,中國將建立「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此舉被外界普遍解讀為中國應對美國「出口管制」的直接舉措。

中國商務部相關負責人表示,部份國家濫用國家安全的概念,濫用出口管制的措施,濫用長臂管轄的手段,對全球經濟貿易的增長和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分工造成了嚴重損害,對全球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產生嚴重影響,也破壞了國際經濟秩序和多邊貿易規則,損害了全球經濟和包括中國在內的各相關國家利益。

據瞭解,四種行為將被列入清單:該實體是否存在針對中國實體實行封鎖、斷供或者其他歧視性的行為;實體的行為是否是基於非商業目的,違背市場經濟的規則和契約;該實體是否對中國企業和相關產業造成了嚴重損害;該實體的行為是否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和潛在威脅。由此可以明顯看出,受美國「出口管制」影響對華為斷供的美國企業,在中國「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下將很有可能遭受同等處罰。

縱觀華為當前所面臨的困境,既可以透視中美科技領域競爭帶來的長期影響,也可以從中得到多重啟示。

中國尖端科技創新面臨困境

華為的「備胎計劃」無疑是令人興奮的,在擁有高端技術自主權的基礎上,面對多家企業斷供危機,華為擁有抵抗外部風險的雄厚實力。然而,不管是從任正非的採訪中還是從電子通訊專家的表述裡均可以看到,中國目前在諸如晶片等尖端科技領域水平和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距離,連華為也無法做到以一己之力在整個產業技術鏈上同時應對外部挑戰。

據媒體報道,2018年,華為晶片購買的支出約為211.3億美元,是全球第三大晶片買方。即便已在未雨綢繆,不少分析預計,華為在進口關鍵元器件上的儲備量約為一年,也就是說如果管制超過一年,則需要考驗華為在自主可控供應鏈上的突破。

華為當下的危機只是中國高科技企業困境的縮影,正如多位專家學者在接受採訪時指出,中國製造在技術鏈上非常缺少分布在各個核心點上且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強大公司,這使得華為被迫在整個產業技術鏈上展開多點應對,這種以個體力量來應對多重衝擊的情況使得華為進入到一個非常不對等也不公平的博弈競爭中。

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國傑表示,中國晶片的製造工藝和美國大概差了兩代,目前國內晶片還沒有能替代國外的產品,最重要的是中國缺乏晶片發展的生態,需要晶片廠商從加工的設備到配套的軟件等各個鏈條上有長期的經驗積累。

避免民族主義情緒泛濫

華為作為中國高科技公司的代表,在遭受美國圍堵的同時不斷激發起民族主義情緒,一種封閉排外和盲目自大的論調在國內公共話語空間中彌漫,在客觀上為華為問題的解決製造了障礙。

值得注意的是,任正非在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主動提及相關話題,將「用華為設備」與「愛國」區分開,避免民族主義情緒進一步泛濫。

任正非在採訪中表示,「我們永遠需要美國晶片。我們不能孤立於世界,應該融入世界」,他甚至談及自己家人也使用蘋果設備,並多次讚揚美國企業對於華為的幫助和支持。以至於媒體紛紛指出,在華為面臨當下困境時,除了任正非外,任何人作此番表態都會被裹挾民族主義情緒的公眾攻擊指責,而任正非作為華為CEO站出來提醒社會警惕民族主義情緒,無疑是最為合適和及時。

當中美戰略利益博弈加劇,中國企業必然會捲入其中。在此過程中,中國製造業不但不應當以一種對抗的心態來面對包括美國公司在內的西方企業,反而應該更為積極主動地擁抱全球化,並更大限度地融入到全球產業鏈中。

中美戰略博弈考驗雙方政治智慧

正如多位專家學者所指,華為危機是中美戰略博弈的縮影,從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到如何在更多競爭中尋求合作機會,考驗着雙方政治智慧。近來,關於中美「脫鈎」論在國際社會上不斷被部份政客所提及,中國從領導層到相關部委均對此進行了及時批駁,釋放出積極合作的信號,對未來中美關係發展注入了穩定劑。

從宏觀來看,中美戰略競爭和衝突難以完全避免,在貿易摩擦懸而未決的當下,中美關係未來也充滿不確定性。然而,華為問題所帶來的一系列啟示卻值得借鑒,所謂「危機」,「危險」總是與「機遇」相伴,不斷促進產業鏈升級是中國當前發展的必經之路,面對可能出現的技術封鎖,更需要激發內在創新動力,在進一步主動擴大開放的背景下,需為科技發展提供更加優質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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