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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戰下粵港澳大灣區的挑戰與機遇(2019.7)

發布日期:2019-07-31

☉文/稼韌

近期,中美貿易戰正走向科技戰、金融戰、文化戰等全面對峙的臨界點。此情形下,無論從策應國家發展大局而言,還是基於積極管控風險的需要,都要有新思維應對粵港澳大灣區新時代。通過加速「硬聯通」和「軟對接」,促使大灣區成為「融合灣區」、「人和灣區」。

去年3月至今,中美貿易摩擦以「升級接觸試探再升級再接觸試探」的螺旋式方式升級。當前正是兩國從貿易戰走向科技戰、金融戰、文化戰乃至地緣戰等全面對峙的臨界點。

中美科技「脫鈎」衝擊深遠

總體判斷,中美貿易戰將呈現「總體戰+持久戰」的震盪走勢,「兩極化」概率在短期內較低。更大程度上應當做好防範次級衝突的準備。

在「亞冷戰」的情況下,中美對峙烈度從輕到重,可以分為「有限戰」和「超限戰」兩種情形。

「有限戰」屬於局部戰,中美衝突主要集中在貿易領域。

從美國制裁歷史和手段看,其嚴密複雜的貿易制裁法律體系是主要打擊工具。在對中興和華為的前期制裁中,涉伊朗交易為美方提供了師出有名的藉口。

此外,美國當局在一年內還悄然發起了數十起低調的經濟制裁和出口管制執法案件。例如,就中國煙台傑瑞石油服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伊朗的業務,對該公司實施民事處罰等。

今年5月下旬,美國還警告香港政府不要讓載有伊朗石油的運油輪Pacific Bravo停泊或提供補給,否則將被視為違反美國制裁規定。

預計在貿易戰背景下,美方將更嚴厲地使用經濟制裁和出口管制手段。

「超限戰」屬於全域戰,中美衝突超越傳統貿易邊界,可能演變為科技戰、金融戰、文化戰乃至地緣政治戰的多重組合。

從近期案例看,美國對中國的經濟和技術遏制策略體現出如下特徵:

一是在產業選擇上,主要針對已具備了一定全球市場競爭能力和規模、對於未來的產業技術發展趨勢有重要影響的領域。目前已有「泛化國家安全」和濫用管制措施的趨勢。

二是在遏制對象上,主要針對行業中的龍頭企業,實施「外科手術式的精準打擊」。

三是在動用手段上,使用靈活且複雜的組合拳,通過擴大「長臂管轄」讓中國公司規避風險難度加大。

其中,以美國「長臂管轄」為基礎的《反海外腐敗法》(FCPA)將可能成為中國公司下階段的風險來源。美國司法部日前正式啟動「中國行動計劃」 (China Initiative),明確將對中國公司展開積極調查並提起訴訟。

另一個長期風險點是以侵犯知識產權為由進行的壓制。例如去年美國當局起訴某中國國有積體電路企業涉嫌從事經濟間諜活動,並將該公司列入制裁實體名單。這一連環出擊把常見出口管制手段帶入知識產權領域。

中美建交四十年來,雙方在商品、資金、技術和人員等領域的密切往來,已經形成中美關係的「四大支柱」。近期,這四大支柱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動搖,尤以科技和人員交流領域的「速凍」最為明顯。

清華大學兼職研究員、科技創新史學者董潔林認為,中美科技「脫鈎」的情況,不是一時風潮(wave),而是一個「大逆轉」(reverse)。相比貿易摩擦,中美科技「脫鈎」給中國的衝擊將更深遠、更嚴峻,反映出美國知識界乃至民間對中國的善意正在枯竭。

正常的中美人文和教育交流也有大幅倒退的跡象。6月上旬,中國外交部、文旅部和教育部接連發出赴美安全預警和留學預警,這是近十年來罕有的情況。

據國家留學基金委統計,2018年中國計劃公派赴美留學10313人,其中因簽證問題無法赴美人數佔比3.2%。而今年13月,中方計劃公派赴美留學者中,因簽證原因未能成行者佔總數的13.5%

2018年以來,美以反間諜為由吊銷或重新審查中方赴美人員簽證,從自然科學向社會科學擴散,近期美方還取消了一批中方從事中美關係研究學者赴美十年簽證。

現時,中美貿易戰的負面效應並未完全釋放,除密切留意外,還須有拆解之道。在全球化格局下,城池靠守是守不住的,要有主動出擊的智勇,推動戰略防禦轉向戰略相持,為自身發展爭取寶貴窗口期。

新思維應對大灣區新時代

隨着美國對華遏制全面升級,「科技戰」已成為當下主戰場。近日連續發酵的「華為事件」是突出例證。

同時也應看到,中美矛盾既有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結構性衝突,也有全球科技賽道競爭加劇的綜合性原因。這啟示中國應當加速核心技術的協同攻關,一方面強化市場優勢應對貿易戰,另一方面提高創新能力應對科技戰。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大引擎,有潛力成為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革命的「領頭雁」。民建中央常務副主席、經濟學家辜勝阻近日發表觀點認為,把粵港澳大灣區建成全球創新高地十分必要和緊迫。

大灣區涵蓋2個特區以及深圳、廣州等9個廣東省城市,這11個城市截至2017年底的GDP合共超過1.5萬億美元。

作為兼具「金融科技製造」特色的綜合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創新主體高度集聚,科教資源豐富,有170多所高校;製造業體系完備,金融業發達,分布兩大證券交易所;國際化程度高,香港發揮着聯通國內外市場的「超級聯繫人」和「深度參與者」作用。

貿易戰背景下,大灣區的角色愈顯重要。

去年10月,畢馬威、滙豐及香港總商會發布的聯合調查顯示,大灣區在未來三年的經濟增速將高於中國其他地區。該項調查共訪問了714名內地、香港及澳門的企業高層,77%受訪企業高層認為最能受惠的行業依次為創新科技、貿易與物流及金融服務。

創新科技行業的受訪者們還認為,人員和資金自由流動是大灣區在創新科技成功發展的關鍵,而稅務優惠是促進大灣區內人員自由流動的最重要因素。

瑞銀近日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預測,粵港澳大灣區經濟每年將以5%7%的速度增長,到2025年,經濟規模有望超越東京、紐約和三藩市等其他世界級灣區,成為全球經濟規模最大的灣區都市群。其中,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性將進一步強化。

香港融入大灣區,是國家整體發展策略中的一部份。應當看到,陸港南向融合的趨勢難以逆轉。珠三角近年轉變成有7000萬人口的龐大市場及作為中國經濟能量最大的地區,其發展必對香港社經帶來重大影響。

而香港聯手深圳、廣州共同打拼,亦是應對危機的切實需要。

中美貿易爭端持續,已累及經濟預期。內地方面,65日公布的5月財新中國通用服務業經營活動指數(服務業PMI)錄得52.7,為三個月以來最低。同時,5月製造業信心度降至20124月有數據以來的最低點。

香港方面,雖然有關的關稅措施並非針對香港出口產品,但隨着中美摩擦升溫,所涉及的徵收關稅項目涵蓋面擴大,對香港的轉口貿易已造成直接和負面影響。

統計顯示,今年本港首季港口貨物輸送量較上年同期下滑10.1%,為5910萬公噸。中信銀行(國際)首席經濟師認為,10%的跌幅大於預期,若第二季中美貿易戰沒有緩和,港口貨物輸送量料繼續下跌。

近日有傳阿里巴巴將來港作第二上市,可看出香港對內地具有無可取代的價值。而硬幣的另一面,香港在穩住外來投資與外匯儲備的地位顯著,很難在中美貿易戰中被漏算。

早前有「沽空之王」之稱的對沖基金掌舵人Kyle Bass(巴斯)高調唱淡港元,一場圍繞香港的中美金融前哨戰實已打響。

此情形下,無論從策應國家發展大局而言,還是基於積極管控風險的需要,都要有新思維應對大灣區新時代,不止於概念願景,還要有更多策略及指標,令大灣區建設融合提速。

數字引領「硬聯通」和「軟對接」

近年來,社會各界對大灣區建設提出了諸多有益建議,包括打造粵港澳世界級科技灣區、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決策共商、產業共建、文化共生和機遇共享等,其中一些已被納入政策文件。

大灣區的下一步建設工作,框架大體明確:一是加快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二是有力有序地推進要素高效流動。三是着力提升生態環境品質。四是共建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五是培育國際合作新優勢。六是加快推進重大平臺建設。

而具體實現路徑,有些已經提前構劃,有些還需在實踐中進一步探索。其中,基礎設施的「硬聯通」和體制機制的「軟對接」是兩個重要方向。

要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的「世界級」目標,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既是先決條件,也是有力支撐。當前,粵港澳三地管理制度不同、發展程度有異,生產要素高效便捷流動的良好局面尚未形成,「硬聯通」水平有待進一步提升。

作為「總施工圖」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未來大灣區應聚焦於提升交通、能源、信息、水利等基礎設施支撐保障能力建設,加快構建現代化的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優化提升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能源安全保障體系,強化水資源安全保障等。

從目前跨城市的交通網絡連接上看,隨着去年港珠澳大橋和今年南沙大橋(虎門二橋項目)的通車,以及深中通道(2024)的即將通車,將平衡粵港澳大灣區的東西發展,促進要素流動。而發展成熟的三藩市灣區迄今共建設了8座橋樑,並有一條連接奧克蘭和三藩市的海底軌道交通線。

要在信息時代領跑,除了密集路網,粵港澳大灣區還應以數字技術來引領,打通信息「大動脈」。

在數字經濟發展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最大活力的今天,灣區的功能實際已經超越地理範疇。

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檢視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現狀,不難發現地理灣區開放的格局、包容的城市氛圍恰恰是孕育居於數字灣區核心的企業或平臺的物理基礎。最典型的如電商網絡發展下的長三角一體化之現狀,以及月活十億用戶的微信生態所產生的數字規模經濟效應。

以數字為引領,既是契合全球時代潮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過去灣區經濟對地理條件的依賴,從而形成可複製的產業形態和更大的經濟引領示範效益。

而就大灣區成為全球科技創新高地的立意看,也應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構建協同創新生態體系和共享服務平臺。

一方面建立大灣區產學研用一體化創新網絡,支援三地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共建研發機構、共享科研設備,推進成立「名校名企」聯合實驗室等。另一方面,加快科研管理信息化建設,構建基礎數據和網絡辦公平臺,並鼓勵和引導科研機構與社會各界共同探索眾包眾籌等新方式,促進科研資源和成果的開放共享。

化解「痛點」打造「人和灣區」

而相比「硬聯通」,粵港澳大灣區的「軟對接」挑戰更大,也更考驗政策的柔性和創新。

6月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就表示,要從五方面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其中首要一點是「以規則相互銜接為重點優化營商環境」,將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一是市場經濟體系方面的規則銜接,二是各類要素流動的銜接。

粵港澳大灣區是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的條件下建設的,如何進行體制機制創新,國際上沒有先例。根據各界建議,或可按「一大一小」的方式行動起來。

所謂「一大」,是用大開放帶動高效率。

以東京灣區為例,擁有良港若干,不僅在物理上提供了對外交流的門戶,更重要的是其開放程度,它決定了港口城市的國際化氛圍。東京灣區正是具備了這兩方面要素,而跨越戰後世界政治經濟風雲變幻走到今天。

長期研究中日大城市群發展的東京經濟大學教授周牧之指出,東京灣區的特色是體量大、多樣性強,政商學研等各種功能交織在一起,形成良好的相乘效應,創造了總體的高效率。

與東京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的多樣性甚至更為豐富,但缺陷是各城市間的互補互動還不足。未來中國的高端製造業、知識經濟和高端服務業,都會進一步集中,而決定這一進程速度的關鍵因素,將是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化和包容性的程度。

所謂「一小」,是在「小環境」進行制度創新反復運算。

內地經濟學者白明近日接受採訪表示,在港澳與內地的對接上,可以先創造一些小環境,比如發揮好自由貿易試驗區的作用,把幾個片區先對接起來,實現更高級的制度創新。

在加快形成有效的區域合作機制方面,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符正平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可以借鑒歐盟經濟社會一體化的實踐等,選擇小的切口和具體領域進行突破,如灣區內部機場群、港口群的合作與優化等。

除了軟硬件以外,粵港澳大灣區要實現高品質發展,還有一個關鍵因素——人才。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去年12月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人才發展報告》指出,目前大灣區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較低,且國際化程度不足。據統計,受高等教育人才佔常住人口的比例香港是26.18%,深圳是25.19%,而東莞只有15.74%。此外,雖然區域內有港澳等全球開放區,臨近東南亞以及東亞各國,但域內並未形成國際人才的規模進駐。

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的人才「痛點」,今年全國「兩會」多份建議案和提案均有涉及。例如民建中央的提案建議,建立健全海外科技人才進入粵港澳的綠色通道及綠卡制度、技術移民制度,探索設立具有大灣區特色的獎勵機制和榮譽制度等。還有企業家代表建議,加快研究出臺「大灣區英才計劃」,並可考慮推出「灣區居住證」,方便廣東、香港和澳門區域內的科技人才流動。

近日,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創始人任正非接受媒體採訪時,還特別提到了大灣區的個稅稅率優惠,可能降到15%。但同時,他也指出,是否在大灣區工作、工作時長等限制,很可能使得該政策的效果打折。

未來,粵港澳大灣區不僅要打造「融合灣區」,更要打造「人和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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