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漢宗

（一）香港如何參與中國式現代化發展

中共二十大是在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影響深遠的盛會。習總書記在報告中高度概括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八個基本特徵，一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二是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三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四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現代化；五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現代化；六是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七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八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現代化。

習總書記為包括港澳台在內的全國14億人民描繪了全面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令人振奮催人奮進的輝煌前景：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因此，未來五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未來五年也是香港積極主動參與國家現代化建設，積極改革實現良政善治，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好發揮作用的關鍵時期。

香港參與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就是要堅持人民至上的發展理念，摒棄杜絕資本逐利造成的貧富兩極分化及社會嚴重失衡的後果，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全力發展經濟，追求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追求社會自然和諧穩定，追求開放多元共生，追求自主平等發展，追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式現代化將從根本上化解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與發展瓶頸，為大多數市民謀求和諧安康的宜業宜居的幸福家園，在香港特區走出一條具有「一國兩制」特色的可持續發展繁榮之路。

（二）習總書記高度重視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習總書記將「深層次矛盾」放到黨代會的報告中論述，顯示習總書記高度重視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並將它定調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將它提升至關乎國家穩定發展繁榮的高度，也意味着中央明確要求特區管治者必須正視並努力化解深層次問題。亦因此，香港各界、特別是特區管治團隊更應該全面準確領會二十大報告的蘊意，能夠更為具體地展現出特區政府將如何循序漸進地有效破解香港特區所面臨的發展深層次問題。

2019年黑暴的最大「成果」是香港人都認識到香港要變，香港需要將變化的希望轉化為改革，對社會長年積累的創傷逐步修補，讓市民恢復對公權力的信任。事實上，止暴制亂相對於改革容易得多，改革所需要的認識、勇氣和魄力、方法遠高於前者，對社會的治理能力構成真正挑戰。

改革必須成為香港以後十年社會不可或缺的共識，原因很簡單，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是多種結構枷鎖相互糾纏而來，如果要徹底解鎖，精神、努力、時間缺一不可。沒有改革，社會只會不斷內耗，但改革絕對不是輕鬆易明之事，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社會未能將焦點集聚在這項任務上，必將繼續在無謂的爭議中匍匐前行。香港已經損耗不少光陰，唯一能讓香港徹底從衝突中解放開來的途徑就是改革。

香港社會精英階層不認為香港存在難以解決的深層次矛盾，精英階層通常是社會的既得利益群體，他們是現存制度的受益者，認為改革對制度造成的變化必然不利於自己，想像不到改革讓社會更安定，在自己利益可能不變的情況下讓更多人分享到增加的利益。香港的精英們要醒一醒，如果香港不進行深刻改革，提升經濟和分配的治理，香港的繁華璀璨也只能是黃粱夢。

在安定的社會環境中，在香港各界尋求共識推動改革的前提下，積極解決深層次經濟民生問題，既有利於香港繼續維持和擴大自身的競爭優勢，也有利於香港的繁榮穩定、長治久安，迎來更加美好的明天。

（三）牢牢抓住解決深層次矛盾的關鍵要義

政府角色的扭曲、分配機制的失效、既得利益的坐大、經濟結構的固化、貧富懸殊的嚴重、普羅大眾的不安，特別是政府治理水平低下、房價高企、貧富差距大、經濟結構單一、產業空心化、年輕人向上流動難……這些矛盾問題，有些是回歸之前就存在的，有些是近年來累積而成的。凡此種種，已成為長期壓在香港普通市民特別是青年人身上的沉重負擔。特區政府應充分明白香港存在着各種社會深層次矛盾。只有借鑒「中國式現代化」對香港的啟示，牢牢抓住解決深層次矛盾的關鍵要義，才能開啟香港健康與和諧的新時代。

事實上，當2013年習總書記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後，着力為「港澳納入國家治理體系」提供理論支撐，已明確啟示香港須盡快以國家治理思路推動香港變革，從而確立與國家治理一致的價值目標、實現不同治理主體的良性互動、追求治理體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方能促成良政善治。如果香港治理水平無法提升、治理品質無法彰顯，那麼選舉制度改革將會變得毫無意義。香港特區應該自行以「治理」主導未來改革思路，着力加強關於權威決策、行政執行、經濟發展以及社會保障等等領域的治理系統。

（四）香港政府的改革是香港所有改革的起點

香港回歸25周年，政經備受衝擊、新冠疫情持續，但習總書記仍然排除萬難來港出席第六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並發表重要講話，特別強調：「着力提高治理水平。完善治理體系、提高治理能力、增強治理效能，是把香港特別行政區建設好、發展好的迫切需要。」

習總書記直指「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充分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大創造力和發展活力」；排解民憂，明確要求「拿出更果敢的魄力、更有效的舉措破難而進，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市民」。

假設香港社會已經建立改革的共識，那麼誰是領導改革的責任人？答案自然是香港政府。中共十八大之前，沒有人相信中國官場的腐敗能夠被制止，沒有人相信佔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國可以全面消除絕對貧困，後來的變化證明事實並非如此。當美國政府對華發起貿易和科技戰，不少人也憂慮中國經濟會止步於此，結果是中國輕鬆應對。為什麼中國能夠做到？如果一定要給直率的答案，當然是改革，但更具針對性的回答是，中國政府找到了在改革中承擔的領導角色。中國的成功立足於政府擺脫了政治鬥爭的糾纏，專注於服務人民，專注於治理。只要香港政府真心實意認識香港深層次矛盾之所在，下定決心徹底推動改革，情況還是可以扭轉的。

特區政府應大力整頓政府管治隊伍，破除怠政、懶政、懈政、庸政，重建有識見、有格局、有能力、有魄力的管治團隊，大刀闊斧、積極穩妥地推動改革和化解深層次結構矛盾，不但要帶領社會克服眼前的困難，更要重新作出全盤規劃，積極穩妥地籌劃未來、實幹有為、籌謀進取，大力推動社會改革和經濟轉型，彰顯管治新風。

（五）香港要告別劏房籠屋

香港想要在國家發展大局作出貢獻，就要先認清哪些是自身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又有什麽是自己的優勢和特長。在香港，談到「深層次矛盾」，最明顯的就是土地房屋問題，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發放的劏房鳥瞰圖，顯示一家幾口擠在一間狹小房間中，圖片被英國《每日郵報》轉載，英媒形容房間「只比廁所大」，更指香港這個富裕城市的貧富懸殊問題嚴重。在奉行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香港，貧富懸殊或許無可避免，但貧的一面絕非沒有底線。在高度發展的香港，仍然有人瑟縮於劏房、籠屋，過着沒有尊嚴、沒有顏色的生活，和高度發達的香港絕不相稱，可堪為香港之恥！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多次提出香港要解決住房問題，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提到，當我們國家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的時候，我們期盼那時的香港，經濟更加繁榮，各項事業發展更加均衡，社會更加和諧安寧。特別是現在大家揪心的住房問題必將得到極大改善，將告別劏房、「籠屋」。

香港要告別劏房、籠屋，不僅要解決土地房屋問題，更牽涉到各方面的利益再分配，更需要治港者要從為民眾辦實事的大局出發，認真思考落實對症下藥的決策，提升施政效率，增加土地房屋供應，拓寬公營房屋階梯；另一方面，包括發展商在內的各利益持份者，也要拿出大局觀，各方同舟共濟，真誠溝通、互諒互讓，實現困難共擔、利益共用。若能如此，就沒有解決不了的難題，「告別劏房、籠屋」不是夢。

（六）香港可借鑑內地走精準扶貧的路線

2013年11月3日，習總書記在湖南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貧的概念，自此全面打響脫貧攻堅戰，努力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任務。截至2020年底，國家如期完成了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在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消除了絕對貧困和區域性整體貧困，近1億貧困人口實現脫貧，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勝利，使我國成為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國家。2021年，國家已消除絕對貧困和區域性整體貧困，打贏了「脫貧攻堅戰」。內地的扶貧經驗，可為香港的扶貧工作提供有意義的借鑒。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2018年底發布的數據，香港720萬人口中，大約有101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香港最富有的10個人的資產竟佔到GDP總額的35％。疫情下香港貧窮人口急增。香港2020年貧窮人口達165萬人，較之前增加約15萬人，創十二年來新高。貧窮率為23.6%，較2019年上升2.2個百分點，是自2009年有紀錄以來新高，即大約每四名港人中就有一位貧窮人士。

特區政府可考慮參考內地打贏「脫貧攻堅戰」讓近億人口脫貧，創造人間奇跡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方法，香港可借鑑內地走精準扶貧的路線，先要確定真正的貧困人群，可以集中在「三無人士」，即無綜援、無公屋和無交稅的人士。改善香港當前的扶貧狀況，而不能一味不斷運用簡單派錢的輸血式扶貧方式了事。

要解決跨代貧窮問題，特區政府要對症下藥，針對不同家庭的處境提供精準支援，更要大力發展職業專才教育，讓貧窮青年能夠習得一技之長在職場立足。只要政府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施政理念，拿出更果敢的魄力和更有效的舉措，主動向貧窮家庭伸出援手，相信定能紓解貧窮問題，展現良政善治新氣象。

（七）改變青年向上流動困難和經濟結構高度單一困局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最近調查發現，有半數市民認為現時香港青年人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不足夠，逾6成人指現時青年向上流動機會較十年前差。事實上，香港青年人欠缺多元的出路，向上流動的可能越來越少。香港年輕人的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即在社會經濟地位或職業階層上的轉變）減慢了；香港年輕人面對一連串的自身困難，包括教育、就業、置業、創業和向上流動等，怨氣有增無減。

港府一直以「最自由經濟體」的稱號為榮，沒有意識到應該撼動地產霸權這個最大既得利益集團，並就產業政策主動進行規劃。在這種情況下，香港遲遲無法擺脫經濟結構高度單一的困局，扼殺經濟創新空間，亦使社會財富分配日益兩極化，加劇青年向上流動困難。

政府不應再死抱落伍的「小政府、大市場」思維，而應該展現魄力，認清自己在經濟治理上的引領作用，主動制訂產業發展策略和財富分配策略。若非如此，深層次結構矛盾勢必無法克服，香港亦將繼續在原有的怪圈中空轉。特區政府應在產業結構改革上發力，扭轉產業結構嚴重扭曲失衡、經濟結構脫實入虛、空心化明顯的趨勢，除了發展自身優勢產業外，還應積極拓展新興產業。

要協助青年向上流動，特區政府應承擔領導者的角色，引領本地產業走向多元化發展，讓不論從事藝術工作、建築工程還是輕工業的，都能夠發揮潛力，為社會作出貢獻。

特區政府不僅要鼓勵年輕人講求「獅子山下精神」，培養奮鬥和逆境自強的精神，讓青年不斷提振信心、增添力量，掃除障礙，而且特區政府在各政策範疇上要加強對青年的支援，包括改善教育機會與質素、協助就業創業、增加交流、培訓與實習機會。最重要的是，特區政府要提供有利社會經濟平穩發展的條件，從而給年輕人一個得以靠自身努力來向上流動的公平大環境。

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意義重大的「中國式現代化」提法，對香港的啟示是必須改革，改革必須成為香港以後十年社會不可或缺的共識，原因很簡單，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是多種結構枷鎖相互糾纏而來，沒有改革，社會只會不斷內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