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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可然:戲劇人是我的「最大欲望」(2022.11)

發布日期:2022-12-08

◎宋頌


在當代華語劇場,央華版《如夢之夢》是最受矚目的話劇之一。每年聖誕季,在劇場與演員們一起「入夢」已成為一票難求的事。這部8小時的舞台史詩,讓觀眾見識到賴聲川的編導功底,許晴、肖戰等明星的表演能力,同時也把一位長期「隱居」幕後、對《如夢之夢》走向成功至關重要的人物帶到聚光燈下,這個人是央華戲劇創始人王可然。

從2008年成立央華戲劇至今,王可然先後製作《陪我看電視》《如夢之夢》《新原野》《猶太城》《雷雨》《雷雨·後》等20餘部戲劇,幾乎部部叫好又叫座,央華戲劇也由此成為當下最負盛名的華語戲劇創作高地。去年12月,王可然獲頒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勛章。授勛辭如此評價,「您深愛着戲劇藝術,並通過大膽創新,為中國戲劇帶來了嶄新的詮釋和觀看體驗」。

接受筆者專訪時,王可然說自己近一年來已不再使用「總製作人」的頭銜,現在的工作重心轉向藝術總監和監製,他的微博簡介上則只有「戲劇人」三個字。在新戲《少年的,莎士比亞奇旅》排練現場,他如同表演老師一般對每個演員進行精細嚴格的指導。接下來,他還將擔任《猶太城》的複排導演,同時要把《你和我,劇場奇妙七步》完整排完。在不同身份間轉換,用王可然的話講,不變的是「一切為戲劇」。

最受忽略角色的「最大欲望」

從戲劇製作人起步,對王可然而言,是「無可奈何」。「因為你發現在中國,如果想推動一個好的戲劇作品真正呈現在廣大的社會面上,最重要的身份是製作人而不是別的。你不能指望演出商來做戲,他們追求的是經濟利益最大化。」王可然說,「從劇本選擇、導演組織、演員篩選、找投資、搭劇組,到把一部戲的社會功能和社會意義推廣出去,落實到每一位觀眾走入劇場的行動中,只有製作人能完成,所以我無可奈何去做了製作人。」

2008年的舞台劇《陪我看電視》,是王可然帶領央華製作的第一部作品。這部戲很快就讓他認識到,不同於可以沉浸在純粹藝術世界中的演員、編劇或導演,製作人做戲還意味着要擋在前面,去迎戰現實中的重重困難。「當時做《陪我看電視》,道具車被搶劫是最小的事,在那種情況下,沒有堅韌不拔、忍辱負重的毅力是不可能做成的,換成別人,可能就跑了。之後做戲,再遇到什麼突發事件和困難,都不算事兒。」

製作《陪我看電視》時,央華的思路是通過電視這一元素,串連起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人物質生活的變化和情感變遷。然而在導演人選上,王可然卻選擇了對改革開放並不熟悉的中國台灣導演、劇作家賴聲川。王可然認准,賴聲川是當時中國戲劇舞台上最具啟發意義的導演。「李立群版《暗戀桃花源》將幾千年來文人奔波流離、淪落到台灣的傷感以一種荒謬的、先鋒的形式表達了出來,讓我印象深刻。於是我『抓住了』賴聲川,命中注定在那個時候我碰見了他。」

為了幫助賴聲川快速了解改革開放的歷史,理解電視如何像一把打開世界之窗的鑰匙、一點點進入內地普通百姓的生活,王可然帶領團隊翻史料、做調研,把舊報紙、舊雜志鋪滿了整個辦公室。後來,在幫助法國導演埃里克·拉卡斯卡德熟悉話劇《雷雨》《雷雨·後》的創作背景時,他同樣做出大量不厭其煩的努力和溝通。然而,這些都是不署名的。如果說個人名譽支撐着許多創作者度過無數孤軍奮戰的夜晚,那麼對王可然而言,把戲做成、讓作品和觀眾取得律動與共鳴,就是他的最大欲望。「在做戲劇的時候,如果我要追求大多數人有的那種欲望,比如個人名利,我就做不成,我就成不了。我可以放下舞台上光鮮亮麗的那一刻,為的是作品成功後我的靈魂取得共振,而這個共振也傳達到了每一個觀劇人的靈魂中。」王可然說,「在最小欲望和最大欲望之間,我選擇最大欲望。」

「不安穩」才是進步的源泉

每當深入談起一部戲劇,王可然就會睜大雙眼,舉起雙手比劃,甚至走動起來,為筆者解釋某種戲劇表現手法的獨到之處。在央華最新的音樂戲劇《少年的,莎士比亞奇旅》排練現場,他可以為了某個角色的一小段台詞反復琢磨,直到演員表達出合格的效果。戲劇總是最能令他興奮起來。而這股興奮勁兒,據王可然回憶,早在中學時代就開始萌芽。

80年代,整個中國戲劇行業正處於非常低落的時期,一名叫周安東的話劇演員和其所在的安徽省話劇團打了個報告,主動到王可然就讀的中學談合作,希望成立中學話劇團、排幾出話劇,在學生間做話劇普及。這個任務自然而然落到了當時身為學生會宣傳部部長的王可然肩上。「一開始我只是新奇、好奇,開始話劇訓練之後,我極深刻地感受到,我希望、我渴望未來把戲劇舞台作為我的終身職業。我發現,只有在戲劇舞台上我才能活得開心。」

然而,既無戲劇相關的家庭背景,又無專業指導的老師,王可然的戲劇之路並非一帆風順。踏入戲劇行當之前,他進過廣告公司、當過兵,複員之後,被分配到合肥的一所大學工作。「那是個很穩定的工作,正式職工、國家編製、能分房子,但是我抓到一個機會去北京,去中央電視台打工,一個月工資不超過300元(人民幣,下同),我就直接把那份工作拋棄了。」王可然說,「我一直在把握各種能讓我進入戲劇行當的機會,一直選擇能讓我激動起來的職業作為致力方向,從沒有以穩定作為人生的考量,不是穩定了我就停下來。」

2009年,央華剛剛起步,王可然在和賴聲川合作《寶島一村》的時候,第一次看到了《如夢之夢》的劇本。彼時,由於難以籌齊預算、找不到合適的演出空間,《如夢之夢》已經整整4年沒有再演。然而,王可然決定重製這部戲。他花了4年時間籌備,賣掉自己在北京的房子,卡中只餘3萬多元。在旁人看來,那近乎一個冒險家的行動。

「他們都認為那是冒險,但在我當時看來,《如夢之夢》是對中國觀眾當時心態表現得很好的文本,我對賴先生的導演表達能力也有信心。」王可然說,「在這兩個前提下,我更對自己把這部戲用各種努力實現到每一個廣大觀眾眼前的責任充滿着行動起來的瘋狂欲望。」2013年,央華版《如夢之夢》在內地首演,北京首場票房超1200萬元,之後到上海演出,又大賣1000多萬。至今連演9年,這部戲已擁有無數簇擁者。

「直到現在,我還看到在年輕人進入社會序列的過程中,有各種對於他們的社會建議、社會風尚,比如穩定的工作,就是個很尖銳的問題。其實以我的個人經歷和認識來看,穩定不可能是人類發展的常態,不安穩、不安全才是進步的源泉之所在。」

植根於當下中國觀眾的靈魂

在上海戲劇學院讀書時,上戲《藝術原理》課的幾位老師,對王可然後來成為戲劇人幫助很大。「我的老師把我對戲劇的向往的根給點出來了,好的藝術作品、藝術行為要有能力做人類靈魂的醫生。那是我堅定這份職業的理想所在。原來關於生命的真善美、醜惡偽,是能夠通過我的舞台把我的態度表達出來。」與此同時,他已經意識到,在校園之外,還要有對活生生的生活的觀察和經歷,需要對時代、社會發展、社會面貌有盡可能全面的把握。

後來,在為自己的民營劇團取名「央華」時,王可然的考慮是,「我希望正大光明,而且有中國的特色。不管是把國外導演請過來導戲,還是自己做我們的戲,央華都有一個特別鮮明的根——用各種手法去表達對當下中國人靈魂的關注。我不敢用『疼愛』這個詞,這個詞用得太大了,就『關注』吧。」這種「關注」體現在央華的劇目表上。在第一部戲《陪我看電視》的導覽手冊上王可然寫道,「無數戲劇觀眾沉睡在廣闊的中國城市裡,沒有進過劇場的他們,不是不會享受劇場,而是沒有能關懷他們、打動他們的戲劇作品。」在此之後,無論是賴聲川的經典作品《如夢之夢》《寶島一村》《暗戀桃花源》(回歸經典版),還是內地作家萬方編劇的《冬之旅》《新原野》《雷雨·後》,或是歐洲戲劇節上口碑很好的《西貢》《鄉村》《猶太城》,這些戲在文本層面都至少達到了兩點要求,一是主題足夠深刻,二是能夠與中國觀眾達成天然的共鳴。

「我絕不會因為一部戲包裝起來好看、在風評上很‘高大上’就去做它。」王可然說,「畢加索的抽象畫很厲害,但他的素描功底更強。其實,現實主義是最難的。我很喜歡我的一位老師、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教授鈕心慈說的一句話:一切先鋒都要在紮實的、真實的現實主義基礎之上去實現。沒有這個紮實基礎,一切都是譁眾取寵和空中樓閣。」

另一方面,對王可然而言,戲劇活力的根不在手法而在文本。只要是表達中國人的命運,大可不必拘泥於手法是否傳統或現代。以央華2020年製作的連台戲《雷雨》《雷雨·後》為例,作家萬方在父親曹禺的名劇《雷雨》基礎上續作《雷雨·後》,法國著名戲劇導演埃里克·拉卡斯卡德受邀執導,以此紀念曹禺誕辰110周年。

「將曹禺和萬方的作品以連台戲的形式搬上舞台,不僅因為二人是父女關係,更因為在萬方的筆觸中可以看到她傳承並發展了父親在時代變遷中觀察人生、體驗人性的戲劇高度。」王可然說,「萬方是當代寫舞台劇最真、最強的人,她劇本中的每一個詞都是從骨子裡流出來的,而不是迎合某種風尚。至於導演的人選,只要文本足夠好,為什麼不能把世界上最好的工匠找來?」

利用規則,成就戲劇

從《陪我看電視》的葉童、張家輝、張靜初、張信哲,到《如夢之夢》的胡歌、李宇春、肖戰、張亮,到《雷雨》《雷雨·後》的劉愷威、何賽飛、孔維、史可,央華的許多作品中都能看到影視明星的影子。出乎外界預料的是,其中一些飽受爭議的偶像明星,在央華的戲裡也都展現出不錯的表演水準。近年來,偶像明星強大的粉絲號召力已經成為電影票房、電視收視率的一項決定因素,王可然並不排斥這種現象。「這就是規則。規則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去利用規則成就戲劇,而只是去滿足一場粉絲的見面會。」

在舞台藝術和市場規則的微妙平衡間,王可然首先要確認的一點是,這位明星的質感能否與他/她的角色深度合拍。在此基礎上,他會用最有效的方式迅速幫助演員建立起與角色關係的表達方案。例如,在邀請肖戰出演《如夢之夢》中的五號病人時,王可然的判斷是,肖戰經歷了一系列風波和大起大落,這種命運中的無常與五號病人的經歷是高度契合的。

回顧央華製作過的數十部作品,王可然短暫沉思後表示,自己在選劇本上沒有失敗過,「選演員我自認為也沒有失敗過。」對於未來,王可然表示,自己從未想過把央華打造成什麼,想的只是下部戲要做什麼。「我至今一直覺得很有危機感,每一部戲都要考慮怎麼把觀眾帶進來。央華是一個標誌,但是如果戲不在,央華就可以不在。我個人沒有做一個企業家的熱情和欲望。」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央華戲劇已經成為華語戲劇的一塊「金招牌」。儘管近兩年來的疫情為戲劇舞台帶來重重阻礙,使央華的多個項目一度陷入停滯,但王可然絲毫不覺得悲觀。「我見證着中國的戲劇觀眾越來越生動、越來越懂戲、越來越多元,年輕觀眾的成長性更是出人意料。最重要的是,無論是多麼持久的疫病,戲劇這門人類最古老的藝術形式依然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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