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元

11月7日「香港國際法律周」揭幕，暨召開第一屆亞太國際司法峰會，吸引國際司法三大頂尖國際組織法官和世界知名大學專家學者，及法律界專業人士積極參與交流討論，並就多個同國際貿易密切相關的國際私法研究課題發表專業見解。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致辭時表示：香港已重返國際大舞臺，各位國際頂尖講者參與香港國際法律周活動，是對香港，及在「一國兩制」方針下的香港法治和法律體系優勢投下信心的一票。而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也將設立於香港，展現了有關國家對香港作為亞太區域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和打造亞太區域國際仲裁中心的信心。10月8日海牙國際私法會議亞太區域辦事處成立十周年研討會亦在港召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劉光源先生在致辭時強調，海牙會議決定把亞太區域辦事處設在香港是正確的選擇。

進入「由治及興」新發展時代的信心

筆者認為，這是國際社會表達了對香港「一國兩制」方針堅定不移、行穩致遠和對香港「愛國者治港」法治體系構建完成的肯定，是對香港繼續實施「普通法」，擁「一國」之大局優勢，享「兩制」之國際便利，繼續加強與國際司法體系對接，及對香港實現「由亂到治」，而進入「由治及興」新發展時代的信心。然而，迎來今天的良好開局並不容易，香港也經歷了回歸後的一些風風雨雨。

2003年7月1日，反對派借香港民生問題發酵政治影響，特區政府23條立法被迫終止。2005年3月12日國務院批准董建華先生因病辭任特首。2003年7.1遊行也成為香港法治社會核心價值逐漸沉淪的開始，成為香港法制生態環境由良轉衰的一個分水嶺。亦為後來的極端反對派勢力氾濫，並發動2014年9.28違法「佔中」和2019「修例風波」黑暴事件等，埋下了「法治漏洞」和「國安短板」的伏筆。

2003年7.1大遊行後，西方敵對反華勢力活動日益猖狂，反對派社團滋生林立，泛政治化思潮氾濫，「逢中必反，逢政府經濟決策必反」，為「反對而反對」成為反對派基本特徵，嚴重干擾破壞了香港法治生態。立法會拉布攬炒成風，特區政府行政主導原則受到嚴重干擾和破壞，導致社會嚴重撕裂，許多深層次社會矛盾和問題逐步暴露出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西方殖民意識毒化深遠，香港司法體系沿用港英時代舊制，170多個法官直通車過渡，多持雙重國籍。普通法系格局下的「司法獨立」被刻意渲染成「司法獨大」，凌駕於政府行政主導之上，司法界過度放大司法權力而無視「一國兩制」的法制根脈：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權威。

二是香港教育體系基本維持原有西化格局，香港教協被西毒化，繼續影響毒化教育生態，中小學多沿用舊殖民意識教材，有意剝離中小學到大學教育中，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與國情、國家發展的認知，綢繆多時的香港「國民教育」難以推行實施，導致2013年特區政府推行「國民教育」計劃無疾而終半途而廢。

三是受蘋果日報、壹週刊等「黃毒淫媒」影響，香港傳媒生態長期惡化，市民多喜聞「八卦花邊私隱」，而不關心香港經濟民生和國家發展建設。回歸初期，祖國央視傳媒等視媒體也不能及時順利落地香港，本地正能量、愛國愛港主流傳媒，短期還難以全面主導香港社會的正能、主流輿情方向。

四是香港18萬公務員為直通車過渡，受本土化思維局限，多年不思與時俱進的變革，長期安於現狀，故步自封，原地踏步，缺乏回歸後，港人真正當家做主的大局觀和全域意識。且長期過度強調「政治中立」原則，無鮮明的尊重「一國」前提，善用「兩制」便利的清晰立場。一些公務員高官如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等受西方流毒影響較深，參與「反中亂港」活動，在公務員隊伍中產生了消極的影響。

筆者分析主要有以下幾點成因：

一是西方敵對反華勢力為遏制中國的和平崛起與中華民族統一復興大業，密謀布局深遠。近日傳媒爆出，2018年8月中國華為集團孟晚舟女士在香港被美國間諜跟蹤偷拍策劃抓捕，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二是末代港督彭定康1992年7月9日到港，即「忽然民主」，積極推行「代議制」改革，吸收華人議員，放開「遊行、黨禁、報禁」，不斷放大立法局權力，布局培養其所謂的「民主代言人」，以削弱回歸後的特區政府行政主導權力。

三是港英當局對公務員管治行政架構設計，層級分明，全面掌控。政府核心要害部門，及相關要職，皆由英國政府在英國本土或海外訓練的政務官把持控制。香港本土公務員很難觸及到關鍵或要害的職位，港人AO（政務官Administrative Officer）僅為「事務官」，只知道yes or no執行上司命令就行，還是「打工仔」的角色。

四是港英管治時期香港終審法院上收英國樞密院，即司法終審權由英國皇家司法控制。且港督擁有絕對行政權與立法權。以確保港英當局在香港掠奪的財政經濟利益不斷輸送到大英帝國。

九七香港回歸後，香港司法體制沿用西方「普通法」系。將終審法院設在香港，體現了國家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方針和高度自治的信任與信心。但從某種角度而言，也帶來了「司法獨大」的危害，一些大法官「黃皮白心」，不斷鼓搗西方「三權分立」意識，嚴重制約和干擾了特區政府行政主導和紀律部隊懲治違法「佔中」及「黑暴」的執法行動，多次出現警察前面「拉人」，法官後面「放生」的奇怪亂象。

五是香港回歸後的一段時期，社會上存在一些「港人治港」與高度自治思維局限，弱化了「一國兩制」方針中，「中央對港管治權力」的全面深化落實。一些極端反對派社團在西方勢力的影響或暗中扶植下快速發展起來，並掀起一波波「反中亂港」和對香港管治權力的違法挑戰與爭奪行動。

美英等西方國家也不斷對香港問題頤指氣使，指手畫腳，頻頻干涉中國內政。並於2019年8月至9月間，利用香港「修例風波」從「政治、金融和國際貿易」三個緯度不斷打壓攻擊中國香港。

2014年6月至2020年6月，為實現香港管治團隊與港人「愛國心」的真正回歸，香港進入「愛國者治港」法律制度準備期，及填補危害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法治漏洞和短板的關鍵時期。2014年6月10日，國務院首次發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實踐》白皮書，明確提出中央對港擁有「全面管治權」。既包含中央政府可直接行使之全力，也包含中央政府授權香港特區政府依據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行使之「高度自治權」。香港「高度自治權」來源於中央政府依法授權和賦予權力。這是深化落實「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的一個重要標誌。2017年7月1日習近平主席視察香港時勉勵香港同胞要「相信國家、相信香港、相信自己」，牢牢把握兩個有機結合：堅持「一國」原則與尊重「兩制」差異的有機結合；維護中央權力與保障香港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並強調底線思維，劃出三條不容觸碰的對港方針紅色底線：一是絕不允許危害國家主權與安全利益；二是決不允許挑戰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三是絕不允許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活動。

2020年5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草案》決定。2020年6月30日《香港國安法》順利頒布實施，香港踏上由亂轉治和正本清源的正軌。

建設發展「愛國者治港」理性健康民主

2021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高票通過完善香港特色的「愛國者治港」新選舉制度的決定。3月3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27次會議審議通過對基本法「附件一、二」之修法決定。5月27日香港特區立法會高票通過《2021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及相關20多項本地立法工作進入啟動議程。「愛國者治港」新選制終於順利落地實施。12月20日國務院新聞辦發布《「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民主發展白皮書》，再次明確指出：中央政府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發展符合其憲制地位和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政治體制是一種地方體制，這一憲制地位和香港的實際情況，決定了香港政治的本質，決定了香港民主政治的本質。因此香港要建設發展符合香港實際，具有新時代香港特色的「愛國者治港」理性健康民主。

在一系列完善法治和依法治港組合拳的猛烈反擊中，香港特區政府有序推進了「止暴制亂」，撥亂反正和正本清源等工作，違法犯罪分子受到法律嚴懲。香港真正實現了從「由亂到治」到「由治及興」的重大轉折，並順利取得重建香港「法治社會核心價值」與落實「愛國者治港」核心要義的三場選舉戰役的全面勝利！即2021年9月19日的香港特區選委會選舉、12月19日香港特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和2022年5月8日的第六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今年7月1日新特首李家超先生宣誓就職，習近平主席到港視察並發表重要講話，為香港未來社會經濟發展與教育民生改善指明了方向。在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及「愛國者治港」法律體系的保駕護航下，李家超特首將帶領740萬香港同胞開啟一個積極搶抓新機遇，加快融入祖國發展大局，鞏固強化和發揮好香港傳統優勢，全力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香港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