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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例後,香港應反思三個問題(2019.8)

發布日期:2019-09-02

☉文/蕭史

要解決反修例事件引發的一系列問題,關鍵在於回歸法治途徑,用法律的方式解決法律的問題。要守護香港的核心價值,關鍵在於維護香港的法治環境、恢復法治秩序,用法律保護普通守法市民,同時懲處涉嫌違法甚至濫用暴力之徒。

一連數月的反修例事件,經過不斷發酵而變質。從最初支持和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論,到幾乎「每週一次」的遊行,再到暴力衝擊立法會,經過「佔中」後近5年時間才彌合的香港社會再度出現撕裂。

本來平靜的香港,為何會陷入非理性的政治漩渦之中?面對一片狼藉的立法會、遭受人身攻擊的政府官員、正常生活屢次被擾的普通市民,香港各界是時候冷靜反思了。

何為香港「當務之急」

在事態逐步升級的過程中,有一現象甚為吊詭,即事件因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而起,卻未能因政府全面停止修例工作而止。可見,反修例早已不單純是部份香港市民的訴求,而成為有關政治群體謀求自身利益的話題。

更需警惕的是,反修例似乎已成為香港一項講政治正確的指標,撐警的市民被忽視甚至嘲諷,衝擊立法會的暴力行為卻得到一些持份者的粉飾。長此以往,香港賴以生存的法治環境將受到嚴重損害,「亞洲最安全城市」的美譽更恐將拱手讓人。

筆者認為,香港市民的當務之急,是理清思路、明辨是非。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修例草案的初衷,無疑是彌補香港現行法治體系的漏洞,市民對泛民派人士及英美等國個別政客對於修例初衷的陰謀論渲染應有基本判斷。

在暴力衝擊立法會的人群中,有人抹黑香港特區區徽,有人打出港英龍獅旗,更有甚者再次拿出《中英聯合聲明》作「護身符」,企圖以此掩蓋自身的暴力違法行為。須知,隨着香港回歸以及過渡期工作的結束,《中英聯合聲明》中所規定的與英方有關的權利和義務已履行完畢。自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起,中國政府就已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實行管治,而英方對香港不存在所謂「責任」。中國駐英大使、外交部發言人、外交部駐港公署已先後發聲,港人應該明白,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權干預。

特區政府的當務之急,是直面問題、重塑秩序。行政長官林鄭月娥79日會見傳媒時表示,政府工作做得不好、對社會脈搏掌握不夠、政治敏感度有偏差,導致修例失敗。「知恥近乎勇」,特首本人及特區政府已多次向公眾道歉並檢討,其旨在解決問題的態度值得肯定,市民應給予更多信任。

林鄭表示,將全面改革目前的諮詢模式,設立多個諮詢委員會;動員非政府機構為年輕人提供輔導服務,盡力減低在社會彌漫的負面情緒;檢視現行大部份委員會的工作範圍和委任模式,特別是專注統籌青年工作的青年發展委員會需要大幅改變組成和運作模式等,均體現出特區政府「窮則思變」的決心,市民也應對「變則通,通則久」的過程保持耐心。

何為香港「第一要務」

要彌合反修例事件導致的社會裂痕,不僅要立足當下,更需放眼長遠。內地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證明,要實現長期繁榮穩定,就需要始終堅持發展這個第一要務。香港回歸22年來,正是因為各界能夠圍繞發展這個最大公約數形成合力,才取得了來之不易的發展成果。如今,國際大環境波雲詭譎,香港的小氣候隨之陰晴不定,更需要各界拋開區分求共對、聚焦發展謀共贏。

2014年「佔中」以來,香港社會本已趨向穩定,通過深度參與「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來分享國家發展紅利的前景也一片光明。自2016年中央明確賦予香港「一帶一路超級聯繫人」身份以來,「一帶一路」已作為專章連續3年寫入特首施政報告,特區政府成立由特首親自主持的「一帶一路」督導委員會,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設立「一帶一路」辦公室,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設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特區政府和商界對這兩大發展機遇的重視程度日漸提升,但香港社會仍有大量中產專業階層、初入職場的青年從業者、大專院校學生對「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心存偏見,對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心懷抵觸。

相比之下,廣東省各界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視和投入更值得香港借鑒和反思。廣東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日前已印發《關於貫徹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實施意見》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後者更明確提出15項面向2020年的具體目標。

此外,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中科院與廣東省科學院合作共建的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研究院等高校智庫研究機構相繼成立,且正在越來越多地承擔起大灣區的規劃任務,本來擁有科研優勢的香港高校亦需盡快樹立起憂患意識,才能為大灣區發展提供更多香港智慧,同時為香港創造更多發展機會。

何為香港「核心價值」

香港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的地位,雖得益於地理和歷史因素,但關鍵仍在於其自由氛圍和法治環境。同為香港的核心價值,自由與法治實則互為表裡,此次暴力衝擊立法會既是對香港法治的破壞,也使香港長期以來的安全、自由、開放的國際形象蒙羞。

造成如此局面的根源之一仍在教育。一方面,國民教育的缺失,致使香港青年普遍存在國家意識淡薄的問題;另一方面,公共教育對於「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宣講亦長期存在偏差,導致部份市民只強調「兩制」而不講「一國」。

北京資深港澳問題學者對筆者透露,「佔中」發起人之一的戴耀廷曾長期擔任香港《基本法》的社會普法講師,從法律專業層面來看,其對《基本法》的解釋存在諸多違背立法原意甚至有意誤導之處。正是一些帶有「港獨」極端思想的高級知識份子長期向社會曲解「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並時常搬出《英皇制誥》《皇室訓令》等殖民地時期的舊法,造成了部份年輕人「逢中必反」的「心魔」和對英美等西方社會的迷戀。

筆者認為,要解決反修例事件引發的一系列問題,關鍵在於回歸法治途徑,用法律的方式解決法律的問題。要守護香港的核心價值,關鍵在於維護香港的法治環境、恢復法治秩序,用法律保護普通守法市民,同時懲處涉嫌違法甚至濫用暴力之徒。

反修例事件固然使香港社會再傷元氣,但禍兮福之所倚,港人可藉此認清何為香港真正的核心價值,特區政府也應通過此次考驗來反思自身不足,以危機促改革,進而在大灣區時代已經開啟的當下,盡快「重裝上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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